人性與國民性——感電影《1942》
生命的河
1942 電影原聲帶
姚貝娜
00:00/02:51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螞蚱吃莊稼變成了人，人造反就變成了螞蚱。
螞蚱笑人，人自辯說我是為了生存。
——題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劇照：電影《1942》里，逃荒的人們幾乎把整個「家」都帶上了
1942年，河南大旱，抗日巔峰。焦金流石，餓殍遍野。
1
電影《1942》劇情介紹
大災之年，戰爭逼近，老東家范殿元趕著拉著糧食趕的馬車，載著他一家人，加入往陝西逃荒的大軍。
三個月後，他們到了潼關。然而車卻沒了，馬也沒了，車上的人也沒了。這時老東家特別糾結，他帶著一家人出來逃荒是為了讓人活下來，可是到了陝西，自己的親人全死了。於是他決定不逃荒了，開始逆著逃荒的人流往回走。老東家此時沒想活著，就想死得離家近些。
老東家轉過山坡，碰到一個同樣失去親人的小姑娘正趴在死去的娘的身上哭。老東家上去勸小姑娘別哭了，小姑娘對老東家說她並不是哭她娘死，而是她認識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認識了。一句話讓老東家百感交集，老東家要小姑娘叫自己一聲爺。小姑娘仰起臉，喊了一聲「爺」。於是，老東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
劇照：逃荒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奔跑，而是排著隊死寂般悲壯地一路向西，而比死更讓人感到恐懼的是人們眼裡的麻木和絕望
2
旱災下「人」的觀念
劉震雲在談《1942》時說過這樣的話「中華民族（在對待人性、心靈史時）有另一種表達的方式：一個人倒地了，後面一個災民從這兒過，把前頭人的褲子一扒，拿著刀子就上來割肉，一割肉一疼，倒地的人又活過來了，說『我還成』，那人馬上說：『你不成了。』嘭，割下來。」這段畫面感極強的描述生動地概括了中國人的人性狀態，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國民性，尤其在大饑荒的條件下，飢餓讓民眾無家可歸，親眼目睹了餓殍遍野從而使他們變得窮凶極惡起來。該片在表現國民性時沒有大張旗鼓的宣教和指責，而是於細節處見人性的點滴。
首先，是以老東家——范殿元為典型代表的河南群眾階級。老東家原本是河南延津的一個地主，家境殷實、兒女雙全。因為災民「吃大戶」，他的萬貫家財付之一炬，兒子也被殺。從此他帶著老婆、女兒、兒媳婦以及長工栓柱離鄉背井。一開始他以為只是短暫的躲災，路上還不忘救濟其他人。但隨著逃荒日久，妻死子離的現實讓他萬念俱灰。這裡塑造得最為深刻的是他孤身一人逆著逃荒人群，向家的方向走去的情景。在返程的路上一逃往山西的災民問他：「老兄，你咋往回走呢？回去就是一死呀！」老東家面不改色地自言自語道：「死就死吧，反正怎麼都得是一死，我就想死得離家鄉近一點。早死了還痛快呢！」這種絕望的心境，這種顛沛流離的疲憊精神使得他的希望如同肉體一般已變得危在旦夕。可戲劇性的情景出現了，就當他在回程的路上，卻遇見了一個和她一樣家破人亡的小姑娘，並收她為孫女。於是兩個人就在冰天雪地中手牽手地往山坡下走去，而坡下漫山遍野，開滿了桃花。絕望中的希望，反而讓人感到更加悲涼。除了該細節外，還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那就是當老東家將剛出生的嬰兒在經歷千辛萬苦達到山西邊界後，卻驚訝地發現，在火車途中由於抱得太緊，把嬰兒給悶死了。新生命的出生，總讓人感受到欣喜，但不久的死亡，卻帶來了深深的悲涼。哀呼~哀呼~
其次，是以抗戰時期的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和河南省省政府主席的李培基為代表的官員階級。而這兩個代表又是相對立的。先來看電影中的一個主要角色——蔣介石。馮小剛通過對蔣介石的出場的轉換，拉起了另一條電影主線。第一個場面：宋美齡舉著雨傘，指給他一群軍人的遺孤，孩子們堅毅的表情或許讓他有那麼一瞬間的感動，甚至覺得這個國家還有繼續下去的基礎和動力，所以他蹲下來給他們安撫和許諾，然後在站起來時向他們致敬。第二個場面：他和老太太聊著家常，此時的陳道明做足了後輩應該做的戲份，和行走在逃荒路線上的人相比，蔣介石的轉場確實有些容易，但他並不輕鬆，他這一坐，就要了張鈁一半的家業。 第三個場面：蔣介石最後教堂里，他需要為每次出場時的冷漠生硬做一次懺悔。對1062是政府統計的災民死亡數字這個謊言深深地懺悔。而他懺悔時留下的一滴淚，就是人性在極惡中陡轉給人的心靈衝擊。這種衝擊效果是令人心生哀傷的，更是讓人所悲涼的。
再其次，是像老馬這樣的群眾。老馬本是一個廚子，然而在逃荒路上他的命運轉折很大 。這個與爐灶為伍的伙夫，經歷了從伙夫到法庭庭長，再到與人販勾結，再到成為日軍俘虜的人生起落。這樣的人生大起大落都是為了在惡劣條件下尋求卑微的生存。可以看到的是，這樣的人既有可憐的一面，也有可惡的一面。當看著電影中的老馬時，我很想用魯迅的話進行概括：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最後，是電影中美國《時代》雜誌駐重慶的記者白修德。他來中國原本是為了采寫獨家新聞，但隨著不斷深入河南災區腹地，他看到的是狗吃人，人吃樹皮、草根、柴火的荒涼景象。他深受震驚，並痛心疾首。面對這種情況，白修德意識到只有讓外界知道情勢如此嚴峻才能挽救災區無數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實情告訴世人。於是，他決心要把真實情況告訴中國政府，為此不惜以身犯險。並將他的報道通過極其曲折的途徑發到了《時代》雜誌。這位人物，是令人可敬的。他的塑造意在凸顯不同種族，不同國家在經歷人民遭受大災大難時共同的悲痛。
而反觀電影角色中的河南省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他臨危受命成為中華民國河南省政府的主席，然而當他面對受災的河南人，即便他痛心疾首，但面對官場的各種弊端，他也深感無力，甚至只能屈從於潛規則。人性中的善的一面也被政治腐敗的朝野折磨得疲憊不堪。當有人拿著聲稱可以長效抵禦飢餓的假冒的祖傳丹藥找到李培基時，李培基深深地感嘆了一句「要是真有這樣的丹藥的存在，那麼從秦朝開始就不會有這麼多人因為飢餓而死去了。」這真是一句令人發省的話語，像匕首一般直刺著觀眾的內心。
於是，《1942》中，「人」的觀念，就是在戲劇性情況下的人性幻變的起伏中得到展現。
劇照：時任河南省省政府主席的李培基為籌糧食而奔忙，人性中的善的一面也被政治腐敗的朝野折磨得疲憊不堪
3
《1942》中的國民性內涵
「1942年冬至1944年春，河南發生了旱災和戰爭雙重性的深重災難。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這是在電影一開篇的一段自述。在該段自述中，看似沒有任何相關性的事件，卻呈現了這樣一種關係：我們不斷質疑，推翻，甚至詆毀屬於自己的信仰，只為延續自己貧瘠的生命。而這恰好是我從《1942》中體會到的最為深刻的內涵。
魯迅先生曾說：「四千年來時時有吃人的地方」，而「我」也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國人在災難面前早就喪失了對生命的悲憫情懷，面對每天不是被餓死抑或是被炸死的生活，他們已經習以為常，只要自己還能活下去，別的一切又算得了什麼呢？這種對生命冰冷刺骨的旁觀並不比慘絕人寰的殺戮遜色。
TAG:會飛的蝸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