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看待左翼？

我很好奇在你的觀察中，我們的工作是怎樣的？或者說，我很好奇大家是如何觀察我們的？

這段發問來自一場講座，結尾主講人如是問道。雖然當時我沒有來得及作出回應，選擇了沉默，但發問本身就相當有意義——「在提問者自己以及問題的回答者離開了這個場景之後很久，它還能讓它的問題在空中回蕩。[1]」

作為已經脫離具體語境、具體社會關係的回應，我不妨將這個題目設置得更寬泛一些，「我如何看待左翼？」

本文的要旨在於記錄當下我對「左翼」的看法，以供來時回望我的起點，並梳理髮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改變的可能因素。這種觀察所依賴的知識儲備是膚淺的、經驗認知是局限的，充滿了成見與刻板印象，但這種觀察將在我與左翼運動家、各位讀者的持續互動中不斷被形塑、不斷得以複雜化。

近來，我接觸到了眾多旗幟鮮明、策略靈活、激情澎發的社會組織、學生小組、和行動者們。用一個詞語概括ta們，「左翼」最合適不過，又最不合適。前者在於ta們身上呈現出某些共性，對社會不平等的敏感、對弱勢群體的共情、對社會變革的嚮往，這些都隱隱指向「左翼」一詞；而後者在於，「左翼」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鐵板一塊，用「光譜」作比，ta們彼此界限模糊、身份流動、議題多元、策略各異。

當我開始努力描繪「左翼」之群像，卡爾·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是無法避開的。無論是對關注勞工權益的NGO，還是對聚焦性別不平等的女權小組而言，馬克思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洞見，毫無疑問是一股蓬勃的能量。不同於另一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悲觀地將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視為「鐵的牢籠」；馬克思則在《共產黨宣言》中以昂揚樂觀的筆調抒寫了他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看法——高度讚揚現代社會的偉大成就，以及偉大成就所隱喻的全人類空前的創新精神與革命氣質，即「人的繁榮」，但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的掘墓人，在創造繁榮的過程中又將人類的無限潛能打入資本累積的無限深淵，使自我和別人都成為實現目的的工具，即「人的異化」。因此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要打破資產階級為他們製造的「幻象」，通過聯合、團結、鬥爭、革命的方式，實現「人的解放」。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s his real condition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冷靜地直面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相互關係。

——《共產黨宣言》

馬歇爾·伯曼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中論述道，馬克思比傳統共產黨人更接近他們的敵人——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者，他張揚人作為個體時的完整性、獨立性與能動性；辯證地，馬克思又呼籲人們克服彼此的冷漠與疏離，尋找集體生活中溫情脈脈又激越不已的集體力量。馬克思的辯證法充滿生氣，活力十足，而付諸實踐卻常常齟齬[2]。

從左翼與國家的關係角度，左翼中的「國家主義者」傾向於回歸工人階級先鋒隊掌握國家政權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而「無政府主義者」傾向於「無領導、無層級、去中心、去組織、高度自發、重視直接民主[3]」的運動模式，如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近年來極具潛力的「世界大笨蛋大反叛作戰」[4]等等。從左翼的行動策略角度，左翼中的「激進派」高揚運動與革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現有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而「溫和派」鼓勵漸進的變革，如白蟻蠶食般從生產、消費、交換、分配各個環節，一點點瓦解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運轉邏輯。

需要澄清的是，這些對立並非壞事，分歧意味著圖景的多樣性與行動的可能性。不過，當「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觀取代「既是/又是」的矛盾辯證法，當簡單粗暴的道德審判驅逐複雜多元、還原語境的理性辯論，當扣帽子、貼標籤成為不假思索的話語策略，左翼的行動就值得審慎地檢視與深刻地自反。以下我將從三個側面指出左翼面臨的內部張力與巨大挑戰。

二元對立與多元融合？

上周參加長三角LGBT機構交流會，潘老開玩笑地提到：「不像我們這群直男，只會大一統的思想，LGBT群體已經習慣了多元思維。」所謂大一統思想，就是指基本的「男—女」性別二分，LGBT們早已邁出了性別二分的傳統框架，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跨性別、間性人等等。廣義上講，「酷兒理論」可視為一種激進的、後現代的左翼性別觀。它打破了「男—女」二元對立、「同性戀—異性戀」二元對立，試圖在人們心中建構起流動、模糊、不確定的性別觀念。

左為親和可愛的潘綏銘教授

而當我觀察整個左翼運動，二元對立仍然是主流的預設，這也構成了左翼運動的一大挑戰（要說明的是，二元對立幾乎是所有社會運動都難以避免的認識論陷阱）。「二元」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它有效地降低了人們的信息交流成本、認知處理成本，「男性—女性」、「異性戀—同性戀」、「精英—群眾」、「學院派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資本家—工人」等等，真正的問題出在：「對立」——左翼開展行動的「元思考」往往是這些二元對子呈現出內部緊張和對立的關係。具有勇氣的發問是：這些真的對立嗎？二元對子的另一方真的是「敵人」嗎？

潘老提到，同性戀解放運動常常預設「這是個對立的社會」，異性戀者「恐同」[5]。基於這一預設，我們會對社會上（尤其網路上）對性少數群體不友好的聲音非常敏感，於是一場激烈的論戰無法避免，其結果是雙方的觀點都變得更為極端了。

如果換一種預設——這是個寬容的社會，情況又會如何？我們可能不會對那些聲音上綱上線，無禮和冒犯不是ta們的錯，而是社會沒有教會ta們如何面對更為多元的社會群體。既然ta們不了解性少數，那麼我們就先其一步放下二元對立的架子，踏踏實實、心平氣和地推進多元性別教育。

沒有人天然是敵對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爭取和結交朋友。

語境與初心？

近來國內各大高校的「反性騷擾」運動，大有中國版「Me Too」的聲勢。國內和西方的運動，共享一個初心——向「性騷擾」說「不」。西方社會的媒體和公眾積極響應；反觀國內，反性騷擾運動並不順利，官僚機構與新聞媒體頗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作風，甚至一些較為積極的左翼女權運動家（包括發聲平台）受到了官方的打壓。

事實上，西方的「Me Too」運動鑲嵌於一整套西方民主社會的政治脈絡，民眾可以在街頭搖旗吶喊，抒發情緒；媒體跟進，曝光細節與故事；政客參與，推進新政策的制定與落實，最終將民眾的「異見」制度化、常規化為一般性的政策法條。然而我們的社會沒有啟蒙運動的基礎，缺乏民主政治最基本的社會互動土壤；另一方面，我們又有悠久的「人情社會」傳統，人與人之間講「關係」、談「面子」，在「陰（私）」與「陽（公）」之間切換自如，情理時常大於法理。

這種差異意味著什麼？在社會學與人類學中，我們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語境（context）」。它意味著某個社會事件、某次社會互動所根植的社會文化情境，它誕生於歷史、誕生於人與人的日常互動。正如當下的反性騷擾運動，左翼運動出現挫折，也通常是「語境錯位」導致的。從人類學「文化相對論」的角度看，不同的語境沒有對錯、優劣。因此，左翼運動家們需要解決的是，如何摸索出一條（或多條）適應當前社會語境的行動策略？如何在「初心不變」的前提下，積極有效地把握現實，開展行動？

結構與個體？

我曾作為評論員，在經濟人類學的課上參與過一場辯論——青年人應不應該使用金融槓桿？反方的思路僅局限於金融槓桿的風險性，一直被正方壓制。點評時，我幫助反方提供了一些論點，如金融槓桿並非中立性的工具，而指涉著一整套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6]；金融槓桿製造了虛假的消費預期，使人焦慮而非快樂……結果一位同學反問我，「為什麼要反抗資本主義？我們並不關心有沒有被剝削，我們只關心今天能不能賺到錢。」這是挺有趣也挺有代表性的反駁。這就牽扯出左翼不得不直面的「結構與個體」的辯證關係了。

國家性質、社會制度與階層結構毫無疑問是制約個體的結構性力量，人的情感、意義、人與人的交流互動便是能夠撼動結構的個體性力量，而社會關係產生於個體和結構相互磨合、行構的過程之中。

左翼非常關注「結構」，並預設結構是由社會優勢者所製造的，不打破現有結構就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不平等的現狀，如富士康工人所面對的資本主義全球市場、普通消費者所面對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高校老師所面對的資本主義學術生產體制、受家暴者所面對的父權制家庭結構、性少數者所面對的異性戀霸權等等。因此，左翼普遍對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個體主義（個體化）解決方案嗤之以鼻，反對將責任歸咎個體。而左翼面對的巨大挑戰即是，如何在社會行動中平衡「結構」與「個體」的複雜關係，彌合兩者長期以來的割裂與對立——對結構敏感，又不輕視個體互動；重視個體責任，又不忘積極推動制度建設。

本文到此，已經詳盡地記錄下近期我對左翼的觀察，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將持續關注左翼在各個領域的挫折、努力與成就。最後，引用斯賓諾莎的一句話作結：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惡，唯求理解。

以上。

注釋：

[1] 這裡化用了馬歇爾·伯曼對於現代主義的看法，他的原話是「現代主義的一個顯著優點是，在提問者自己以及問題的回答者離開了這個場景之後很久，它還能讓它的問題在空中回蕩。」參見：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2013，北京：商務印書館，p23.

[4] 關於「世界大笨蛋大反叛作戰」及其「新聯合主義運動」的指導思想，請參見：松本哉，《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冊》，2017，副本製作；柄谷行人，《新聯合主義運動原則》，2017，副本製作。

[5] 心理學家喬治·溫伯格（Weinberg，1972）將"恐同"描述為對同性戀非理性的恐懼與厭惡。參見：Weinberg，Michael. 1972. Society and the Health Homosexual.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6] 換成「馬太效應」的表述方式即是：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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