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研究】周鑫宇：南非烏班圖思想與新興大國本土政治思想崛起

原標題：【非洲研究】周鑫宇：南非烏班圖思想與新興大國本土政治思想崛起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公共外交、中東問題等

［關鍵詞］烏班圖 南非 人類命運共同體 國際秩序 心靈政治

內容提要

新興大國本土政治思想的發展,給國際格局從思想層面帶來深層次變化。烏班圖思想作為南非近年來構建的核心政治思想，試圖超越西方自由民主話語、西方「非洲話語」和民族國家話語，建立非洲特色的文化自信與國際話語權。「烏班圖思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在內涵上有相通之處,折射出新興大國構建本土政治思想、超越西方政治話語體系、提升在全球政治中軟實力等方面的普遍特徵。

新興大國的崛起正在根本性地改變著國際力量格局。從國家「硬實力」的眼光看，世界更加多極化。但值得高度關注又未得到充分研究的是，從國家「軟實力」的眼光看，世界思想格局同樣在多元化。隨著自身實力增強，新興大國開始出現更加自信的文化姿態，提出具有本土文化色彩和原創價值的國際政治思想。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就具有此種明顯特徵。印度莫迪政府提出的「全球領導大國」目標也頗有此意。

本文擬研究非洲主要新興大國南非的核心政治思想——烏班圖(Ubuntu)，及其對國際思想格局的影響。做此研究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國國內學術界和政策界對居於南非核心政治思想地位的烏班圖思想尚缺乏了解，這與中國加速發展中非關係、推動新興大國合作的外交實踐相比存在差距;另一方面，一個更具廣泛意義和深遠價值的問題是，新興大國作為國際格局轉型的代表性力量，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在推動國際思想格局或者說「心靈政治」版圖的重構，南非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樣本。國際學術界對於南非烏班圖思想的研究主要針對其哲學內涵和國內影響,尚未從新興大國崛起的角度對其做出國際政治解讀。本文擬闡釋南非烏班圖思想的主要內涵、作用、非西方特性和國際影響，進而分析新興大國國際政治新理念的相似特徵。

1構建本土政治思想體系

烏班圖思想是新南非共和國的核心治國理念，南非的各項內外政策常常被冠以「烏班圖」之名。這起始於開國之父曼德拉對烏班圖思想的推崇。1993年南非頒布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後的第一部《臨時憲法》，其中寫道:「我們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復仇;是補償，而不是報復;是烏班圖,而不是犧牲。」此後，根據《臨時憲法》的精神，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立，其領導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又將烏班圖作為該委員會的核心理念，構建了新南非共和國的政治思想內核,得到歷屆南非政府的繼承。

「烏班圖」一詞源於非洲南部的祖魯語，其觀念為非洲不同語言的班圖人(這裡的班圖人是指班圖尼格羅人，是非洲黑色人種的最主要族系之一，廣泛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陸，是非洲黑人國家中最主要的種族。)所共享。總體來看，烏班圖原本是千百年來非洲南部各部落口口相傳的一種價值觀，由於非洲歷史的特殊性，並不見於古代成文典籍，更沒有進行過現代辭彙學意義上的概念界定。19世紀中期以後，「烏班圖」一詞開始出現在歐洲殖民者的文字記載之中。在不同作者的筆下，它代表著「人性」「仁慈」「同情」「平等」「愛」「分享」等不同的意思。1995年以後,通過圖圖等人的闡釋,祖魯格言「umuntungumuntungabantu」(大意為:我存在,因為我們存在)成為非洲本土學者界定烏班圖思想內涵的主要依據。此時的烏班圖思想開始聚焦於一個核心內涵——人與人、人與社會和人與世界萬物的關聯性，並由此從一個社會道德概念向一個政治哲學概念轉變。近年來非洲學者從政治、社會、經濟等多個角度不斷挖掘和豐富烏班圖的內涵,以烏班圖的名義追溯非洲傳統、開展政策討論，逐漸形成了一套本土性的政治思想。

關聯性是烏班圖思想的邏輯起點。所謂關聯性主要是指人與人從存在到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緊密關係。烏班圖思想家把關聯性這一概念追溯到非洲社會的歷史特徵中。不同於多數歐亞大陸國家的歷史，部落社會是非洲歷史的常態。部落是小型政治體，也是「熟人社會」。在非洲的觀念中，部落造就了人。「我存在，因為我們存在」就是對人與部落關聯性的詮釋，也是對部落中人與人關係的詮釋。在烏班圖思想中，「我」與「他」、個人與集體是相互依賴、相互成就的。④從這種觀念出發，烏班圖思想家推演出一套政治價值觀，並以此作為南非治國政策的價值依據，其中包括多方面內容。

第一是平等。烏班圖強調的關聯性，其邏輯基礎是平等。從哲學意義上說，只有在本質上平等的主體之間才能建立起烏班圖式的相互關聯。國家的政治生活和部落的政治生活一樣，社會成員不因種族、性別、地位、宗教或是經濟問題被歧視，而是平等地享有責任、權利與資源。這種平等還表現在對於動物和自然的尊重。人與自然、人與動物也以平等的方式相互關聯。在南非，平等理想以烏班圖之名影響了國家的憲法、法律和社會政策。烏班圖是南非在歷經多年殖民統治和種族隔離之後，追求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的旗幟。在烏班圖精神的指引下，南非政府頒布並實施了多項法案，包括《平等就業法》《肯定行動法》《黑人經濟支持法》等等，試圖化解種族矛盾，保障黑人的基本權利，改善黑人的生活狀態。

第二是博愛和寬容。烏班圖的關聯性哲學還強調人性中的友愛同情。非洲黑人「自來熟」的文化，不只存在於家庭和部落成員內部，也存在於不同部落和國家之間。正如非洲諺語所說，對待陌生人應該像對待上帝一樣，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會出現在他的國度里。為了保證自己離家在外時也會受到同等的待遇，人們應該以兄弟之情義全力幫助他人。同樣，沒有人能夠保證自己不犯錯誤。因此，人們應該以寬容與和解的態度對待他人的傷害。博愛和寬容的精神，對於飽受種族隔離傷害的南非社會來說至關重要。圖圖大主教竭力為烏班圖思想注入此種內涵。他寫道:「烏班圖這個詞本身就意味著，那些種族隔離政策的狂熱支持者本身也是這種政策的受害者。」南非教育政策也把寬容和解精神作為一項核心目標。南非教育部把寬容教育作為重要內容，從小培養南非年輕一代寬容、富有同情心的品德，以使烏班圖的精神更長遠地引導國家走向健康軌道。甚至在南非的法律體系中，都加入了烏班圖式的寬容因素。南非法院實行「恢復性司法」原則，鼓勵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間建立對話關係，以犯罪者主動承擔責任來消弭雙方仇恨，並通過社區等有關方面的參與，修復受損的社會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犯罪者可能避免牢獄之災、失業以及家庭破裂等消極結果。

第三是責任與團結。在非洲傳統部落中，人們對外要遵守自然規律，對內要遵守部落內部的規則和文化，忠誠於部落和同伴，更要以慷慨之心分享自己的所得所有，建立穩固的團體關係。因此，烏班圖的關聯性哲學還有一個社會現實基礎，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獨立存在、自給自足。「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人，並不是一個完整的人。」換句話說，對他人的責任是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南非烏班圖思想強調社群的重要性以及團結的精神。實際上，烏班圖思想家試圖以忠誠、責任和團結的非洲傳統部落文化，引申出具有非洲特色的現代國家觀念，乃至發展出非洲特色的國際主義。在烏班圖的旗幟下，非洲國家在國際問題上常常傾向「抱團」。

例如，在辛巴威前總統穆加貝因人權問題而備受指責時，非洲其他各國領導人均不願公開譴責穆加貝。當海牙國際刑事法庭對蘇丹總統巴希爾發出逮捕令後，非洲各國也選擇拒絕配合。非洲的這種團結姿態，與中東、拉美的情況比起來，確實呈現出某種地區特色。

烏班圖的這一套政治價值觀體系應用到了南非的法律、教育、社會、外交政策等各個方面，在南非政治中起到了綱領性的作用。與其說是南非按照烏班圖思想治國，不如說是南非政治家利用烏班圖，試圖構建出一套具有非洲本土特色的現代治理體系。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中，烏班圖不是政治價值觀。但在當代的南非，它成為了政治價值觀之母。這是出於國家建設的客觀需要，也是政治家戰略意志的結果，其中最核心的目標就是要從心理上超越殖民歷史，建立根植於非洲本土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2超越西方話語體系

烏班圖思想是南非政治家構建出的本土政治思想。在非洲的語境中，與「本土性」相對的就是「西方性」;對本土性政治話語的構建，就是要實現對西方政治話語的超越。在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的浪潮中，南非與其他新興國家一樣面臨根本的戰略問題，就是如何擺脫殖民歷史的包袱，擺脫被動和被構建的話語地位，以自信的姿態作為新興大國走向世界的中心舞台。

第一，烏班圖思想是對西方自由主義政治話語的超越。自由、民主是西方政治話語的核心，也是西方試圖給非洲留下的政治遺產。在非洲，前殖民地國家獨立以後大多保留了宗主國留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希望通過對西方經驗的學習，實現國家的富強。但是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西方的價值和制度並沒有如願地給非洲國家帶來強盛。非洲發展持續落後，又被西方打上「劣質民主」「不自由的民主」等標籤。

在這個問題上非洲國家面對的兩難是，民主、自由是得到國際普遍認同的價值，毋庸置疑是現代政治的發展方向，也是非洲政治的現實基礎。非洲國家要結合自身實際走出自己的政治道路，不是推翻民主、自由價值本身，而是應為民主、自由注入非洲式的內涵。政治價值可能是普世的，但政治價值的內涵是有特色的。南非政治家希望通過對烏班圖政治價值的構建，將非洲的政治價值和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內涵區別開來。包括將烏班圖思想和西方個人主義做出區分。

非洲烏班圖哲學家認為，西方式自由主義的邏輯首先根植於近代哲學的笛卡爾主義。笛卡爾主義確定了人的地位，主張獨立、自信、真我、創造力、自由、個人權利至上。因而在西方政治哲學中，人是先於並獨立於社會群體而存在的。這種原子論的個人觀，構成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基礎，也是洛克式「社會契約論」的邏輯起點。而烏班圖強調「我存在，是因為我們存在」。個人並不先於和獨立於社會。幾乎在每一個南部非洲的村莊里，孩子們從小就被教育要重視群體的利益，而不是放大個人的興趣和需求。在孩子成長的早期階段，父母就通過牛群的例子來培養他們對於團體或者社群的觀念。因而，非洲的民主不是個人先於社會的「社會契約民主」，而是烏班圖式的民主。

然而，烏班圖又不等同於西方話語中的集體主義。烏班圖思想家爭辯道，烏班圖並不是西方個人主義的反面。西方個人主義的反面是西方的集體主義。實際上，西方的集體主義也是建立在原子論的個人觀之上的。「對於集體主義者來說，社會不過是獨立而又完整的個人的集合。」霍布斯的國家「利維坦」，同樣從人人獨立存在的「自然狀態」中推導出來的。在西方話語的集體主義中，個人不過是集體的一份子，個人的價值服從於集體價值。而與此相反，烏班圖高度重視個人的價值，因為個體與集體是彼此造就的，因而個人的價值和集體的價值是統一的。非洲不會建立「利維坦」式的專制集權政治，非洲政治仍然是自由的。非洲的個人自由是烏班圖式的自由。

在更深的層次上，烏班圖思想家試圖與西方宗教相區分。基督教是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價值觀的一大源泉。正是因為有單一全能的上帝存在，才能夠「賦予」個人自由與權利。在天賦人權的基礎上才推出了「自然狀態」「社會契約」等。而南非思想家則把烏班圖的政治原則追溯到與西方不同的非洲本土宗教起源中。比如烏班圖強調博愛和寬容，是因為非洲傳統宗教的自然崇拜。非洲大陸上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儀式，但普遍具有相似的自然崇拜特徵。

這種崇拜既包含人們對自然物象本身的崇拜，也包含人們把自己的心靈感受附著在自然物象上。這種「移情」自然會導致博愛。烏班圖所強調的關聯性，包括個人命運與祖先之間的關聯性。在非洲宗教中，祖先會以靈魂的方式繼續存留在生活中，也是人與神在精神上的聯絡者。「萬物有靈」和「祖先有靈」的非洲宗教，當然不同於「上帝賦權、人人平等」的基督教。強調萬物相連的烏班圖也不同於強調天賦人權的西方自由民主。烏班圖政治的核心，不是以上帝的名義追求個人自由，而是建立一種個人與集體、自然與社會、內在與外在之間的穩定平衡狀態。

第二，烏班圖思想是對西方「非洲話語」的超越。殖民時代以來，非洲的屬性是在西方話語中被塑造的。正如薩義德所說的「東方主義」一樣，對歐洲之南的非洲同樣也有一種「南方主義」。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都是西方對外部世界的話語定位，在西方話語框架下塑造人們的觀念，乃至影響國際關係和對外政策。非洲國家獨立後國家發展出現不同程度的曲折，在媒體過度的負面報道下，不斷加深世界對於非洲大陸的誤解。

長久以來,世界對於非洲的看法深受西方話語影響，局限於戰爭、獨裁、饑荒、艾滋病等，非洲思想對於世界的潛在貢獻基本處在被忽略的狀態。非洲的新興國家要以獨立的姿態屹立於國際舞台，必須要打破西方的話語禁錮，用非洲本土的話語重構自身形象。但非洲本土話語的文化之根在哪裡?與多數歐亞大陸上的國家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歷史上沒有進行過統一的文明構建。殖民者的入侵又衝擊了非洲原有的部落文化和經濟結構，在本土文明的文化碎片中嵌入了西方的文化與思維。南非黑人在非洲黑人中苦難尤其深重。西方殖民體系解體後又迎來長達幾十年的種族隔離。

因此，20世紀90年代種族隔離結束後，南非黑人政治家尤為強烈地萌生出尋找「非洲思路」來解決「非洲問題」的想法。為此就要實現自身思想獨立，以非洲的話語消除西方和世界的誤解，也為非洲的復興之路找到本土的路標。對烏班圖思想的構建，實際上蘊藏著一種新的話語路徑:重新發現非洲。非洲不是文明的荒漠，非洲的價值觀也不是落後的、前現代的。

古老的烏班圖諺語有著當代性的意義，可以用於解決當代非洲乃至世界的問題。非洲傳統文化中的關聯、團結、合作、寬恕等觀念重新被重視。非洲美好未來的創造需要「返回非洲」，去尋找前殖民時代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而不是帶著殖民時期的西方思維去探索渺茫的未來。烏班圖思想也試圖向世界宣告，世界應該從不同地區的不同文化傳統入手去了解當地的國家和社會，而不是依靠單一的西方標準和刻板印象。

第三，烏班圖思想是對西方民族國家話語的超越。當今的世界秩序是在西方主導下建立的，其基本原則源自於歐洲民族國家體系。在西方的國際政治傳統中，國家是民族的，民族主義的國家之間存在永恆的權力與利益競爭。民族主義發展到極端，還會出現對內和對外的種族主義。如果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對於歐洲來說還有一定的現實基礎，那麼在廣大的亞非拉地區，民族國家更純粹是「想像的共同體」。

在非洲，多數國家內部都有多個民族，一些民族還被殖民者的邊界劃分到多個國家。在多民族的內部政治中，絕對的民族國家觀念可能導致無窮的紛爭。對於南非來說，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種是種族隔離時代的劃分，有著種族主義傷痕的意味。南非要彌合民族和種族之間深刻的社會裂痕，超越歐洲式的民族國家話語就尤其重要。為此，新南非共和國建立之初，「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組織了上萬次的聽證會，努力讓民眾從受害者的狀態下走出來，不再心懷怨言，不再死抱住創傷不放，從而開創出嶄新的人際關係。

另一方面，給予犯罪者以改過自新的機會，從內心的愧疚、憤怒和恥辱中解脫出來。在這樣的話語中，沒有白人和黑人，施害者也是受害者。但種族和解不可能一蹴而就。實際上，多年以來，痛苦並未徹底從黑人記憶中抹去，白人也沒有對黑人多數政府的統治建立起完全的信任與安全感，還有諸如貧富差距、公共衛生、人權保護等社會問題，這一切直到今天仍然在撕裂著南非社會。「我們成功地消滅了非道德和不人性的種族隔離制度，但是我們沒有成功地用一個道德和人性的制度來取而代之。」

因此,南非人將希望寄予了烏班圖思想。南非要用烏班圖政治話語來代替「白人」和「黑人」關係的種族政治話語,用烏班圖國家話語來代替民族國家話語,並將之作為重建公平正義國家的旗幟。對外，烏班圖還要超越民族國家的國際觀。這在南非外交政策中表現為濃厚的非洲意識。南非將自己的外交稱為「烏班圖外交」，尋求與南部非洲各國的價值共鳴。南非面臨的國家治理、民族衝突、貧富分化等問題，在非洲各國普遍存在。因而，南非以烏班圖的平等、寬容和團結為旗幟,提出了「非洲復興」的目標。非洲大多領導人都贊同這一思想。南非一方面加強對非洲其他國家的援助,實際上希望成為非洲復興的領導者;另一方面南非又將自身定位為非洲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代表。南非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機制中發出非洲的聲音。

在全球層面上，南非也以烏班圖思想為旗幟，提出帶有自身特色的國際政治觀，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囊括人權、多元文化共存、國家間合作和人類共享精神等內涵的國際治理思想。就如在國內治理上區別於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一樣，烏班圖式的人權觀、多元文化觀、國際合作觀和全球治理觀，在邏輯上也是區別於西方的。烏班圖式的人權，不是在主權和人權二元框架中的，而是在烏班圖的國家和個人相關聯思想下的。烏班圖思想要建立的多元世界，不是西方主導、列強爭霸的所謂多極化世界，而是一個包含多個強國、多種文化和多個政治系統的世界。烏班圖思想所強調的國際合作，不是出於利益交換，而是認為相互依賴是比獨立更為重要的價值。與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似，烏班圖的國際觀也站到人類高度，呼籲建立一個新的人類團體，實現烏班圖式的「人類共享」，強調只有衝破政治偏見和強權政治的西方邏輯，人類文明的發展成果才能由全人類共享。所有這一切，本質上都是對西方民族國家體系話語的揚棄。

3提升在全球政治中的軟實力

南非對內將烏班圖作為核心政治思想，對外則作為其公共外交的核心。南非外交部甚至為此專門創立了《烏班圖》雜誌等多種媒體。南非政府通過這樣高度聚焦的、長達20餘年堅持不懈的公共外交努力，使得烏班圖思想開始在非洲之外產生較大影響力。

第一，吸引了西方國家對烏班圖思想的認識和關注。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著國際話語主導權，南非也將烏班圖思想的傳播重點瞄準西方。南非裔人邁克爾·特林格(Michael Tellinger)創辦的「烏班圖星球」組織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註冊，甚至參加了2015年英國兩個選區的選舉，還宣稱要在北美創造一個「烏班圖小城」。在美國，非洲裔美國人是烏班圖思想傳播的天然橋樑。很早以前馬丁·路德·金就曾借用烏班圖思想批評美國個人主義泛濫現象。

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以後，甚至出現了以奧巴馬的成長背景為研究視角，分析烏班圖思想與21世紀變革的著作。一些西方學者開始真誠接受烏班圖的世界性和現代性意義，認為烏班圖關於分享和合作的主張,可以替代西方式的利己主義、理性選擇、征服以及強權政治等，成為21世紀新的發展方向。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初期，烏班圖在各種英文文獻中僅出現300餘次，但到2009年已達12600多次。隨著民間的傳播，「烏班圖」也開始進入西方主流政治家的話語之中。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在2006年英國工黨大會上發表題為「社會因烏班圖思想而重要」的演說,指出要想解決世界問題，西方亟須烏班圖思想。奧巴馬在競選總統和執政期間，多次談到烏班圖思想。

針對美國社會的種族裂痕，奧巴馬曾援引烏班圖的主張:「我是我兄弟的監護人，我是我姐妹的監護人，這樣才可以使國家運轉起來」。在南非精神領袖曼德拉的追思會上，奧巴馬則說曼德拉的一生正是烏班圖精神的體現。美國國務院甚至曾經考慮過把「烏班圖」引入到政策層面。在希拉里·柯林頓執掌國務院期間，曾經探討過「烏班圖民主」的概念。2009年時任美國國務院全球夥伴關係計劃特別代表伊麗莎白·巴格利(Elizabeth Bagley)在其就職演說中稱:「美國的全球夥伴關係計劃是一種烏班圖外交，各方都是彼此的合作夥伴，各方利益都是聯繫在一起，一榮俱榮的。」

第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對烏班圖思想高度認同。烏班圖思想與聯合國宗旨的主要精神相契合。在聯合國設立的「曼德拉國際日」紀念活動中，聯合國高級官員曾提倡學習曼德拉的『烏班圖精神』」。在進行與非洲相關的教育和衛生工作時，聯合國尤其注意吸收烏班圖思想，甚至成立了相關的專門項目,以便更有效地促進非洲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圍繞烏班圖思想開展了諸多實踐活動和理論研究。在2002年南非約翰內斯堡「世界可持續發展問題首腦會議」期間,聯合國大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非洲科學院等機構共同簽署了「烏班圖宣言」(Ubuntu Declaration)，旨在藉助全球資源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教育科研能力。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了「烏班圖:全球人文教育」專題研討會，並發表了一部專刊，系統地分析烏班圖思想在教育領域的作用。世界衛生組織(WHO)與位於南非開普敦的「烏班圖抗艾滋病診所」(Ubuntu Clinic)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並給予了該機構一定的物質和宣傳支持。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將烏班圖思想與聯合國志願者精神相結合，並以此招募了專業團隊參與到非洲國家的衛生服務志願工作中。

第三，烏班圖思想在西方之外的地區也開始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尤其是伊斯蘭國家和非洲地理上臨近，總體關係比較友好，因而伊斯蘭的媒體和學者較多關注烏班圖思想。伊斯蘭國家對南非烏班圖思想普遍持正面態度。其中沙特尤為重視烏班圖思想的社會作用，其官方報紙《利雅得報》曾在網站上發表過專業解讀烏班圖思想的文章，並提倡用烏班圖思想教育兒童，培養他們的社會意識和團結精神。蘇丹學者將非洲人的「集體幸福」與西方發達國家盛行的「個人享受」作比較，指出後者帶來了社會凝聚力缺失、個人內心世界孤獨抑鬱等社會現象，不利於社會整體的良性發展。部分阿拉伯學者認為烏班圖思想與伊斯蘭教義有共同之處。伊斯蘭教強調「睦鄰友好、善待他人」和「穆斯林皆兄弟」的精神，這與烏班圖思想核心相契合。除此之外，在法國《查理周刊》事件發生後,一些宗教人士引用烏班圖思想來強調不同宗教和文化間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與相互信任的重要性。

近年來，中國也開始注意到烏班圖思想在南非政治和外交中的影響。2017年4月26日，中國和南非共同舉辦了以「烏班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交融互鑒」為主題的「高端思想對話會」，雙方派出了高層領導人出席。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想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重要內容。與烏班圖思想相比較，二者從內涵來看有諸多相通之處，都強調友愛、包容，強調個人與集體的和諧發展，強調命運的關聯性和發展的共享性，提倡合作共贏、尊重差異、公平正義等國際價值觀。

從目標上看，這種友善包容的思想內涵決定了新興國家的政治思想並不挑戰和否定西方，而是試圖彌補和解決西方政治和思想體系的缺陷。從精神實質上，兩者都試圖構建本土政治思想體系、超越西方話語、提升在全球政治中的影響力。烏班圖思想在世界上產生影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被聯合國文件多次引用。新興大國政治思想的興起,既帶有文化本土性，又帶有政治包容性。世界思想格局的多元化發展，帶來的不會是文明衝突，而是走向文明互鑒。(注釋略；責編:王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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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18年02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台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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