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善其身、樂天知命

「獨善」思想,是傳統儒家立身處世的一個重要方面。儒家思想本質上是主張博施兼濟、積極用世的,但「兼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能夠受到君王的知遇,獲得一定的權位,有實施自己抱負的機會。那麼在機會未來,或遭受斥礎,不被重用,或統治集團極端昏暗,難以有所作為的時候怎麼辦呢?儒家則以「獨善」相詡。因此兼濟和獨善,是儒家的進退出處觀,二者在作為上,雖有所不同,但在儒家人格觀上是統一的。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人在難以實現自己抱負的情況下,所採取的自持高潔,安貧樂道的人生態度,在人格上是無可非議的。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賢者避世」(論語·憲間),「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儒家的主體精神是積極入世的,兼濟救世是它的理想,而藏、避、隱是被迫的,不得已的,但照孔子看來,這卻無損於士人的人格。

白居易於元和十年(815)初貶江州時,曾在《與元九書》中與好友元鎮懇談了自己對進退出處的看法雲:

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丁卜雖不尚,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釣,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這裡表白的正是詩人在宦途失意,人生遭到挫折後,自己所持守的立身處世原則。一般都認為,詩人的「獨善」思想是從元和十年被貶江州後才出現的,這並不完全正確。我們從白居易的詩文中,可以發現他早在入仕之初,就已表露出這方面的思想,只是在表現的形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28歲,為宣城所貢,次年中進士。他懷著「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及第後歸靴留別諸同年)的喜悅,東歸省親,旋試書判拔萃及第,定居長安,步入仕途,授秘書省校書郎。從此開始了他在長安的官宦生涯。從貞元十九年(803)至元和十年被貶江州前的十多年中,其間他除因丁母憂退居下邦兩年外,一直身處官場,並幾經升遷。任諫官三年,更處在政治漩渦之中。在這期間,他已深感官場的黑暗,官吏生涯的險惡和庸俗。「帝都名利場,雞犬無安居」(常樂里閑居偶題),長安官場中的爭名奪利,爾虞我詐,以及到處是逢迎獻媚的惡習,使他感到庸俗難耐,難以適應,從而萌生出退隱的思想。他在秘書省校書郎任期將滿時,即開始羨慕那些隱者的生活:「歸去卧雲人,謀身計非誤。」(((寄隱者》)「春深官又滿,日有歸山情。」(《早送舉人入試、)「厭從薄宦校青簡,悔別故山思白雲。優喜蘭台非傲吏.歸時應免動移文。」(《秘書省中憶舊山》)他已經要拂衣而去了。在任慈壓縣尉期間,這種矛盾思想就更為強化了。因為縣尉做為一個地方官吏,不僅要受許多吏事俗務的拘牽,還要做官府盤剝百姓的幫手。「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高適《封丘作》),這是唐代詩人高適對自己曾任封丘尉時悲苦心情的描述,當也是白居易此時所遇所感的寫照。可以想像這使白居易感到多麼痛苦,此時他的宦情已經十分淡泊了:「我厭宦遊君失意,可憐秋思兩心同。」(縣西郊秋寄贈馬造))但這也只是白居易此時思想的一個方面。他淡泊名利,厭倦官場的拘束和憎惡現實的黑暗.從而嚮往潔身自好、平靜自由的生活,但同時他又感到「獨善誠有計.將何救旱苗?」以月夜登閣避暑時他自己可以退處,甚至隱居,但奈天下百姓蒼生如何?這對於深諳民間疾苦的詩少、來說,又是不能心安的、難以接受的。由此可知,獨善與兼濟之間的思想矛盾,早在詩人入仕之初,就已產生了。

但如果加以深入分析,詩人此時之所以產生對宦情的冷淡,以至萌生出退隱之思,一方`面固然是出於對官場污濁空氣的嫌惡,而更主要的應該說乃是出於對「所託非其所」的懷才不遇的不平。詩人中進士,耀翰林,應制舉,本有著欲濟時艱的理想,一展「青雲志」的抱負。但在授官時,卻被統治集團以「出言太直」為由.不得為諫官,而拜無任何實際工作可做的閑職秘書省校書郎。旋又出為官卑職小的熬壓縣尉。「一為趨走吏,塵土不開顏」《盈侄縣北樓望山》,「所託非其所,不如遭棄捐」《京兆府就栽蓮》。在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苦悶中,他感到這時自己在官場上只不過是在俗務纏身中虛度年華,「此生知負多少春,不展愁眉欲三十」《長安早春旅懷》,從而羨慕那些寄情于山水的高士隱者的生活了。但從他這時的主導思想和後來的活動看,這對他來說只不過是偶發出世之想而已。與他後來身居近臣,因正道直行而屢遭打擊之後,所遇所感還是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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