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四年鴉片戰爭」 | 短史記

文史 04-16

1924年，馮玉祥部隊進入天津城

文 | 楊津濤

近年來，對「民國軍閥」的評價，有一種日益正面的趨勢。然不論軍閥本人之操守如何，其割據性存在是民國巨害，乃毋庸置疑之事。試以鴉片之流毒為例，作一管窺。

北洋時期，各地軍閥為維持割據地位，必須養兵、擴軍。巨額軍費常使他們轄區內的財政入不敷出。軍閥遂想方設法地從鴉片貿易中牟利。如唐繼堯、龍雲統治雲南期間，不斷擴大鴉片種植面積，至1932年，全省煙田面積約224萬畝。1927年前的幾年，雲南每年收入約1100萬元，其中鴉片收入804萬元，1932年鴉片稅收占當年總收入的38%。①

四川是鴉片的另一個重要產區。當地軍閥除了徵收煙苗稅、起運稅、印花稅等十幾種雜稅外，

還發明了所謂「懶稅」，以懲罰因「懶惰」而不種鴉片者

，乃至規定：

「農民種糧食而不種煙，則種糧食一年，應完三年的稅，而種煙只完本年一年的稅……到後年，再不種煙，仍種糧食，則這一年，應完七年的稅。」②

緊鄰雲南、四川的兩廣、兩湖，因氣候條件所限，鴉片產量不大，但他們壟斷了鴉片外運的通道。湖北在1924年徵收鴉片通行稅1500萬元③；廣西在1932年收入3100萬元，其中鴉片過境稅1588萬元。④

總的來說，

除吉林、山西兩省，全國各省大小軍閥無不視鴉片為重要財源。

一項關於13個地區種煙面積變化的調查顯示，1914年~1919年，種煙面積佔耕地面積的3%，

到了1929~1933年，這個數字上升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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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割據，是鴉片種植面積急劇擴張的根源。

圖：上海浦東黃浦江邊，運送鴉片的小船

民國軍閥混戰，鴉片亦是極重要的導火索。1925年，時人評論：

「這幾年許多次的戰爭，固然說不到因為主義，並且還不配說是爭兵權，實在是爭鴉片稅與包賣鴉片煙。」

曾任民國總理的唐紹儀，甚至有言：

「民國十四年來之數次戰爭，均為鴉片，故可稱為十四年之鴉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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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說法雖顯誇張，但也同實際大體相符。

如前所述，軍閥以鴉片「創收」的途徑有親自種植與壟斷商路，故此軍閥之間圍繞鴉片而起的戰爭，也有兩種：

其一是對鴉片市場和產地的爭奪。

護國運動期間，唐繼堯指揮滇軍入川，使四川成為雲南鴉片的傾銷地。後來四川本地軍閥也鼓勵農民廣種鴉片，與雲南鴉片產生競爭。出於對鴉片利益的爭奪，爆發了1920年的川滇黔戰爭，滇軍被驅逐出境。⑦

在趕走外軍之後，川軍內部也上演「鴉片戰爭」。先是劉湘、劉文輝與楊森、李家珏等為爭奪川東鴉片產區開戰，後來「二劉」反目，同樣是為鴉片大動干戈。

其二是對鴉片集散地的爭奪。

貴州軍閥袁祖銘駐守重慶時，設立禁煙稽查處，每擔煙土徵收60元特稅。四川軍閥劉湘如法炮製，搞了一個「禁運總處」，與袁祖銘爭奪鴉片的過境稅。1926年，劉湘將袁祖銘趕回了貴州。

袁祖銘統治的貴州也是重要的鴉片產地，其所產煙土主要由湘西入境湖南，而駐守在湘西的蔡鉅猷因與省長趙恆惕不和，遂截留鴉片稅收。趙、蔡鴉片稅收之爭引發了1923年的「譚趙戰爭」。湘軍將領方鼎英曾感慨：

「湖南許多次的混戰，表面上雙方都說得振振有詞，實際上是因鴉片問題引起的。」

⑧

鴉片是軍閥命脈所系，一旦為人所掌控，往往只能舉手投降。比如，因廣西要仰仗滇、黔的過境鴉片才能徵稅，黃紹竑曾言：

「不論新桂系與舊桂系，對於雲南、貴州從來是不肯得罪的……儘管滇軍兩次進兵廣西，但事後總是廣西方面先派代表到雲南區修好。」

1936年，桂粵軍閥聯手，發動以反蔣為目的的「兩廣事變」。蔣介石禁止雲南、貴州鴉片運入廣西，使廣西鴉片收入銳減。李宗仁與白崇禧只好同蔣妥協。⑨

由鴉片之禍，可以窺知今人以「地方主義」、「地方自治」等種種概念，賦予民國地方軍閥之割據以所謂的「正當性」，欲澆胸中塊壘，實是緣木求魚。

20年代，通縣銷毀鴉片現場

注釋

①張笑春：《近代雲南的軍閥統治與鴉片》，《雲南教育學院學報》，1988年第一期；②謝藻生：《苦憶四川煙禍》，《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1963年，第140頁；③⑥周憲文：《中國之煙禍及其救濟策》，原載《東方雜誌》1926年11月10日，轉引自《中國禁毒史資料1729—194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3頁；④⑨黃紹竑：《新桂系與鴉片煙》，《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3年，第20頁、第23頁；⑤⑦朱慶葆、蔣秋明、張士傑：《鴉片與近代中國》，第111、133頁；⑧方鼎英：《一九二三年譚趙戰爭與湘軍入粵》，《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3集第6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