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館藏九大珍寶，你都知道嗎？

青海省位於青藏高原東北部

發源於此地的長江、黃河、瀾滄江

孕育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

遠古人類的活動

奠定了三江源文明的基業

成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由此而拉開了青海歷史的序幕

青海館藏９大珍寶，你知道多少？

1

在彩陶之上舞之蹈之

舞蹈紋彩陶盆

這件舞蹈紋彩陶盆1995年出土青海省同德縣宗日遺址M175：1，屬於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泥質紅陶，高12.5厘米，口徑22.8厘米，斂口，卷沿，小平底，黑彩紋飾，口沿處有成組的對頂三角紋和成組的斜線紋，外壁繪有三道平行弦紋，口沿內壁繪有兩組手拉手群舞的人體圖形，一組11人，一組13人，共24人，人物的頭部戴有寬大的頭飾，腰部以圓球形為裝束，人物之間以弧線紋、斜線紋、圓點紋相隔，人物的腳下飾有四條平行弦紋，整個的畫面飽滿而充實，動感中體現出遠古文化的神韻。有的專家認為是個女性，具有很多女性的特徵，長頸、溜肩、細腰、豐臀，共舞者們款擺腰肢，舞姿優雅輕盈，體現出女性形體的曲線美。

在我省還出土過一件舞蹈紋彩陶盆，1973年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出土的「舞蹈紋」彩陶盆，內外壁及口沿均有彩繪，口沿彩繪分三組，都以圓點勾葉紋為中心，各組紋飾之間填以斜平行線紋。在內壁繪有四道平行帶紋，中間是主題紋飾「舞蹈紋」。共舞者5人一組，共三組15人，每組之間以內向弧線紋和柳葉寬頻紋相隔，舞者們手挽著手，面部方向一致，臂部擺向劃一，每個人頭的一側均有一斜道，似為髮辮，雙腿之間也有一反向斜道，有些專家認為是男根，共舞者們踏著和諧的舞步，在舉手投足之間透出男性威猛陽剛之霸氣。

這是目前我國出土時代最早的表現原始群舞活動場面的彩陶器，它的面世不僅為史前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而且為我國原始社會美術、舞蹈、宗教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例證，也是研究中國原始社會人物風情的重要史料。

這種手挽手舞蹈，又可叫列隊舞，環形舞或圓圈舞，為了統一稱謂，已有學者稱之為「連臂舞」。然而就世界範圍而言，手挽手人群形象乃是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彩陶和岩畫藝術中的一個常見主題。

湯惠生、喬虹二位學者在《連臀舞的人類學考察》一文中曾充分論及。這種連臀的舞蹈（環形舞）圖案和與生命和生殖崇拜觀念緊密相連，體現了原始「公」與「性」的概念。環形舞所代表的「公」禮乃是原始共產制的反映。原始共產制的兩個基本特徵就是財產的共有和性的共有（共夫共妻），正是由於原始的對「性」的公有，使部落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凝聚力，同時也使整個部落得以繁衍、興旺發達。

２

插上雙翼的蚌殼羽觴

金扣蚌殼羽觴

這件金扣蚌殼羽觴1985年12月出土於青海省西寧市南灘磚瓦廠。長13.7厘米、寬10厘米、高4.2厘米、腹深3厘米、耳長6.8厘米、耳寬0.7厘米，魏晉時期（公元220-公元420年）。

羽杯即羽觴，也就是耳杯，橢圓形器具，淺腹，平底，兩側有半月形耳，如鳥的雙翼，故名「羽觴」，南朝梁元帝蕭繹在《採蓮賦》中吟道：「鷁首徐回，兼傳羽杯」。盛行於戰國到魏晉時期，為日常生活用具，多以木胎作器，也有銅質耳杯。

蚌殼鑲金口的耳杯極為罕見。此器以較大的蚌殼做杯身，蚌殼口沿處用貴金屬黃金鑲口金邊，口緣兩側有橫柄，製作精細，造型優美、圓潤，光澤晶瑩鋥亮，白色蚌殼與金色鑲口交相輝印，和諧自然，它應為主人生前喜愛和使用之物，同時也體現出其主人顯貴的身份和地位，器具本身華麗華貴，是一件難得的藝術珍品。

３

彰顯工匠精神的經書

唐手書《敦煌經卷》

這部唐初手寫的《羯摩經》，它長17米，整部經卷有34張，約49厘米，寬約25厘米的紙張連接而成，全卷共有933行，16000多字。《羯摩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紙質古籍之一，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也是現存最長的唐代寫經，該卷寫經已經被列入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是中國文獻寶庫中的最重要的傳世典籍之一。

這部經卷從右向左，一行行書寫而成，每個字大約有一厘米左右。有些字的旁邊還有注釋性的文字。整幅經卷，字體為小楷，字跡非常工整，這就可以看出當時書寫這部經卷的人用功極深。羯摩經是佛教經典之一，羯摩一詞來自梵語，翻譯過來就是作業的意思，經卷的內容是關於佛教僧徒戒律和懺悔的，誦讀和抄寫《羯摩經》也成為僧侶們每天必修的功課之一。

由於年代久遠，經卷上有些地方出現了磨損，但仍然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羯摩經所用的紙為深黃色，這種紙叫染黃紙，它主要以黃檗這種植物作為染料染制而成，黃檗中有一種生物鹼，具有驅蟲防腐的功效。所以它在作為染料的同時，又具有防腐的作用，從而延長了紙張的壽命，這也是《羯摩經》能夠保存完好的原因所在。最為重要的是染黃紙在中國隋唐時期是皇家用紙，所以應該是專為皇家抄寫的經卷。可見在隋唐時期，皇室對佛教十分推崇。這部《羯摩經》最開始被發現於敦煌藏書之中，而敦煌藏書的發現十分偶然。

唐手書《羯摩經》就是流散國外的經卷之一。也是全世界僅存幾卷的羯摩經寫本之一，彌足珍貴，由於敦煌經卷年代久遠，不易保存，再加上敦煌藏經洞曾多次被盜，致使經卷的存儲量十分稀少，所以敦煌經卷變得極其珍貴。上世紀20年代，這部《羯摩經》從敦煌藏經洞中被盜走之後一直下落不明，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這部經書出現在了印度，恰巧當時有一位途經印度並對敦煌藝術有所了解的國人侯國柱，他將這部經書買下帶回祖國。1983年，他通過同學謝爾傑找到了青海省教材編譯處的一位漢藏文研究者謝佐，在謝佐的幫助聯繫下，20世紀80年代，侯國柱將自己珍藏了35年的敦煌經卷捐贈給了國家，併入藏到了青海省博物館。

４

確保和諧穩定的清朝扎薩克大印

清青海西左前旗扎薩克銀印

青海省博物館的這件「清青海西左前旗扎薩克印」， 質地為銅銀合金，印面呈正方形，上部為虎形鈕。虎雙耳豎起，抬首前視，虎視眈眈，前腿直立，後腿卧地，呈半蹲狀，全身細毛紋清晰可見。印面陽刻蒙文，漢譯為「青海西左前旗扎薩克之印」。印前側面陰刻漢文楷書「禮部造」，左側面陰刻「雍正二十一年造」字樣。印面邊長10.7厘米，高11厘米，重3780克。此印材質精良，器形規整，鑄造工藝精細，堪稱印中精品。國家文物局專家組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扎薩克」一詞，是蒙古語的音譯，源出「札撒」一詞，意為「支配者」、「尊長」，是清代蒙古族對一旗之長的稱呼，同時也是清朝時期對蒙古王公貴族授予的軍事、政治官職爵位。自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太宗皇太極將蒙古草原分為左右兩翼，分設六旗，每旗設扎薩克一人。青海蒙古族是整個蒙古的四大部之一。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後，年羹堯上奏《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禁約青海十二事》，提出了管理青海的初步設想，就仿照蒙古扎薩克制度，劃旗定界，將青海蒙古族部落統一編旗，共分編29旗，河北24旗、河南5旗。規定各旗不得互相統屬，不得私自往來，不設盟。「恪守份地，不許強佔、擴大領地」。從而加強了清政府對青海的直接統治。

清政府對青海嚴格管理之外，同時賦予了各旗旗長扎薩克充分的權利和利益。在扎薩克的封地內，山川、河流、山林、牧場、田產等均歸其所有，並且，不向清朝中央政府擔負任何徭役，繳納賦稅，領地內的民眾歸其管轄，向其繳納賦稅並承擔徭役。扎薩克對其領地內的屬民有生殺予奪大權等等。這些特權都是世襲的，一輩傳給一輩，用清王朝的法律固定下來的。

正是因為如此，清代青海蒙古族各部才能和諧共處、維持平衡，同時也確保了清代雍正以後時期青海地區的穩定，扎薩克制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５

美輪美奐的永樂宮廷金銅佛像

明永樂款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此尊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通高146厘米，底座長63.5厘米，寬44厘米。觀音直立於仰覆蓮座上，身體略側扭，身材比例協調，線條圓潤流暢。頭戴五葉寶冠，髮髻高束，大圓耳璫。臉形渾圓，長眉秀目小口，鼻樑挺括，神情溫婉慈祥，生動刻畫出其慈悲憫人、雍容大度的儀態。觀音菩薩胸前垂飾華麗的項鏈瓔珞，細密均勻，層疊交錯；雙手各牽蓮花長莖，左手施說法印，右手施與願印。左右臂兩側的蓮花枝條婀娜多姿，造型別緻，此為永樂佛像所特有。其腿部著雙層長裙，裙褶飄逸自然，有輕柔的織物波動感，裙面亦垂飾精美的瓔珞。赤足站立於蓮花座上。另有一條長帛繞身飄垂身側，身後兩條短飄帶鉤掛在腰帶兩邊。蓮座前沿刻「大明永樂年施」漢、藏、梵三種文字款識。整個造像通體鎏金，鑄造工藝精湛，金色純正亮麗，造型生動華美。無論是體量之大、工藝之精、體態之美等各方面，都堪稱達到了我國古代金銅造像藝術的巔峰，是明代永宣風格金銅造像的代表之作，堪稱國寶。

在藏傳佛教金銅造像藝術中，明代「永宣時代」的金銅造像尤其引起世人的關注。是因為在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皇帝十分重視對西藏地方首領的分封和賞賜，藏傳佛教金銅造像和法器成為最好的朝貢賞賜物品。明代官方專門設立佛像造像機構，稱為「佛作」，隸屬於「御用監」。明人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載：「御用監，掌印太監一員，里外監把總二員，猶總理也。有典薄、掌司、寫字、監工。凡御前所用圍屏，擺設，器具，皆取辦焉。有佛作等作。」御用監佛作是專門鑄造佛像和佛事所用的法器的機構，朝廷十分重視宗教佛器的製作，給予人才、物力資源的強力支持。這裡的工匠多是從各地舉薦而來的有特殊技藝者，他們在官吏的監督下，依據宮廷的要求和藏傳佛教定型的造像模式，融入內地傳統的審美情趣、表現手法和工藝特點，按照嚴格的度量和儀軌統一製作佛像。由於選材用料考究，製作規範精細，六百多年來，永樂造像以神韻精美曼妙、儀態華麗端莊而享譽中外；以造型別具匠心、風格兼容漢藏而冠絕古今，形成了風格成熟、做工精細、樣式統一的「永宣風格」。時至今日，美輪美奐的永樂宮廷金銅佛像，依然讓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各界僧俗信眾為之傾倒。

６

象徵生命繁衍的蛙紋彩陶壺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蛙紋彩陶壺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蛙紋彩陶壺，新石器時代，高35.70厘米，口徑9.80厘米，腹徑39.00厘米，底徑11.00厘米。現藏於青海省博物館。

泥制陶，侈口，短頸，溜肩，鼓腹，平底，腹部有對稱雙耳。白色陶衣，黑紫色彩。唇部飾條形矩陣紋，頸部飾曲折線紋，頸肩交界處飾環形圈帶紋，腹部飾兩大圓圈紋間蛙紋、垂帳紋。大圓圈內填充菱形網格紋，蛙無頭，似用頸肩交界處圈帶紋表示，蛙體線條平直。器身多處劃痕，應為該彩陶壺作為生活用具時的使用痕迹，腹部和底部的紅色印記是燒制過程中火候不均所致，下腹部污漬的主要成分為碳酸鈣，這主要與彩陶埋藏時的擺放位置，埋藏土壤環境有關。蛙紋自關中地區仰韶文化產生，隨彩陶一起向西發展延伸，從半坡類型到甘肅馬家窯類型的遺存中，蛙紋一直都存在，到了青海地區的馬家窯類型，蛙紋卻比較少見。而到了半山類型、馬廠類型，蛙紋成為一種流行的彩陶紋飾。這時的「蛙紋」由寫實趨向寫意，以折線紋、代表蛙的四肢，以頸、口的圈紋代表蛙的頭部。

繪製蛙紋圖案是史前先民表達生命繁衍、征服自然的美好願望。一、青蛙一年可產兩次卵，每次可產卵兩萬枚，產子數量多，繁殖能力強，是生命繁衍的象徵。史前原始居民生存條件惡劣，出生率低而死亡率高，在較為原始的社會，人口是生產生活的基礎，更是評判一個部落氏族強大與否的重要依據。出於對死的畏懼和對生的崇拜，在彩陶上繪製青蛙圖案，寄託了對生命繁衍的渴望。二、這件蛙紋彩陶壺的腹部有一圈連續的垂帳紋，聯繫整個彩繪圖案，可以看做是青蛙跳出水面的畫面，因此這組垂帳紋也可視為水波紋。水波紋是史前先民對水的崇拜之情的反映。史前先民離不開水，卻又無法駕馭兇猛的洪水，對水又敬又畏，把水陸兩棲動物——青蛙進一步神化，使它成了能夠駕馭、戰勝洪水的神靈。這件馬廠類型彩陶上的「蛙紋」畫在相對的兩側面，而蛙懷裡的兩大圓圈以及圈內的菱形網格紋則表示田地阡陌，象徵田園己經受到「蛙神」的保護。史前先民以抽象寫意的手法，用曲折的粗線條表示青蛙有力的腿部，並在腿關節處畫上指爪，通過彩繪蛙紋圖案表達「蛙神」庇佑、風調雨順的美好夙願。

７

編有暗碼的古鈔

元代紙幣

青海省博物館館藏一批元代紙幣，這批元代紙幣是1955年在青海省柴達木盆地格爾木農場平地造田時發現，當時紙幣發現時用毛氈包裹，經專家鑒定是元代紙幣，面值有：「中統元寶交鈔（壹貫文省）」、「至元通行寶鈔（貳貫）」、「中統元寶交鈔（伍佰文）」，三種面值。這三種面值紙幣皆為綿麻桑皮等抄造而成的專用料，質地柔軟，顏色發灰黑，單面印文，背面蓋陽文騎縫章，紙厚粗糙並且鈔面上附有少許桑樹皮渣，由於柴達木盆地氣候乾燥紙幣保存較為完整。

壹貫中統元寶交鈔，紙幣長29.5（厘米），寬21（厘米）、貳貫鈔長30.3（厘米），寬21.5（厘米）、伍百文長25.5（厘米），寬18.5（厘米）。

中統元寶交鈔上方第一欄為「中統元寶交鈔」字樣，第二欄中上方為「壹貫文省」。右為「中統元寶」，左是「諸路通行」，均九疊篆文上下行，右「字料」二字橫列，其上加蓋木刻動字印，為千字文之編碼X，序號模糊無法辨認，左字型大小橫列，上用手寫草書光字，序號X，也是很模糊看不清楚，雖然「料」、「號」看不清楚，料與號一般是各以千字文排序，每料編滿可達百萬張，此為古鈔暗碼，它也是辨別中統元寶鈔真偽的主要特徵。

第三欄共11行，字上下書，右左行。其文為：「行中書省，奏准印造中統元寶交鈔，宣課差發內，並行收受。不限年月，諸路通行。元寶交鈔，庫字，攢司。印造，庫字、攢司。偽造者斬，賞銀伍錠。仍給犯人家產。中統年、月、日。元寶交鈔庫，使，副。印造庫、使、副、判。行中書省提舉司」。

元代發行紙幣，大致可分三個階段：從元世祖忽必烈掌握政權的最初20年內（公元1260年--1280年），這是紙幣發現的初期，這時幣值是穩定的，流通狀況是良好的，這算是第一階段；從元世祖末年，約自至元十八至至正十年（公元1280年--1350年），大量發行了至元鈔和至大銀鈔，紙幣從穩定轉入了逐步貶值的第二階段；從至正十年發行至正中統交鈔，直至元朝覆亡（公元1350年--1368年），這時通貨膨脹，物價直線上升，出現了紙幣的信用危機，這是第三階段。

元代紙幣的發行，具有極為深遠的歷史意義。人類文化交流往往借商業貿易的往來而發展，商業貿易的發達，又與作為流通手段的紙幣的輕便的優越性密切相關。元代中國首先採用紙幣是世界上發行最早、制度較完備的一種古紙幣，法國是1716年，英國是在對抗拿破崙的戰爭時期，俄國是在葉卡特琳娜二世時代，比元代發行紙幣晚得多。元代紙幣逐漸介紹到世界各地，對世界各國通行紙幣有一定的影響。

８

偉岸莊嚴的釋迦牟尼佛造像

鎏金銅釋迦牟尼佛造像

鎏金銅造像，是金屬造像中的一種，是銅與其他金屬合金熔鑄而成的佛像，是藏傳佛教造型藝術中的主要藝術門類。金銅造像的製作方法分為錘揲工藝和澆鑄工藝兩種。錘揲工藝是用冷鍛和熱鍛將金屬件模壓或自由錘打成型後，再焊接或鉚接在一起；澆鑄工藝是通過冶煉、翻砂、雕刻、磨光、鎏金等程序，其製作工藝又分為失臘法和模具法。

釋迦牟尼佛的藝術形象有誕生像、苦行像、禪定像、成道像、說法像、旃檀像、涅槃像等多種題材，最為常見的如同所展示的說法像和成道像居多。無論哪種世尊的形象都有相好和嚴格的量度規定。通常為出家比丘相，頭頂有肉髻，發呈螺旋狀，身著通肩式袈裟或袒右肩式袈裟，不作任何裝飾，表面看起來十分樸素莊嚴。

這尊釋迦牟尼佛造像，高38厘米。系青海省博物館舊藏文物。頭髮呈紺青色，肉髻呈金光色，面相豐滿圓潤，寬額，眉間有白毫；彎眉秀目，高鼻，小嘴，五官起伏較小，生動寫實。兩耳垂肩，雙目微閉，面容慈悲安詳，法相端莊肅穆。身體特徵均勻適中、比例協調。該像上身著袒右肩式袈裟，左手作禪定印，右手上舉作施無畏印，結跏趺坐在蓮台上。這件造像的蓮台雕刻非常精細雅緻，蓮瓣圓潤，底沿外卷，金水成色足，黃中泛紅為明代標準色。整尊造像造型優美，偉岸莊嚴。具有造型美、工藝美、材質美，獨特的題材造型與視角美感讓這件銅像脫穎而出，體現出明代造像高超的製作水平。更珍貴也更值得鑒賞的是在該像座前刻有「正統年奉佛段福龍施」字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明代宮廷造像的典範之作。

９

穿越千年的變形鳥紋彩陶

宗日文化鳥紋彩陶壺

變形鳥紋彩陶壺，新石器時代宗日文化，高25.50厘米，口徑9.00厘米，底徑8.20厘米，腹徑19.00厘米，現藏於青海省博物館。

夾砂陶，敞口，束頸，溜肩鼓腹，底部邊沿稍外凸。陶色乳黃，壺體彩繪為紫紅色，由上至下分三部分：口沿內側繪有一圈內彩三角紋，肩部繪一圈變形鳥紋，上腹部繪一圈圓點紋。肩部以下飾有繩紋，繩紋是用纏有繩子的陶拍在陶坯上拍印，在尚未乾透的陶胚上留下繩子的印紋，這種紋飾是新石器時代最常見的陶器紋飾。在該彩陶壺的腹部飾有對稱的堆紋鋬，便於拿取。另外，在該壺的肩部飾有兩圈附加堆紋，下腹部飾有一圈附加堆紋，這種紋飾是先用細泥條纏繞在壺身，再下壓成各種花紋，不僅使陶器增添了美感，而且起到加固器壁的作用。

該件彩陶壺1996年出土於青海省同德縣巴溝鄉。後因該遺址的文化因素構成複雜，馬家窯類型、半山類型等已知因素所佔比例極少，陶器器身乳白帶紫紅色彩繪的夾砂陶佔總陶器的85%左右，形成獨具特徵的新因素，並且埋葬習俗上也表現出了與馬家窯文化不甚相同的趨勢，故研究命名為宗日遺址，所表現出的文化類型命名為宗日文化。宗日文化是由一支高度文明的母系氏族群體創造，曾受到馬家窯文化的強烈影響，分布於青海湖南面共和盆地的黃河及支流兩岸，時代大致與東部的馬家窯文化相始終，延續了公元前3290年~前2000年間約1300年的時間，後被齊家文化所代替，並對齊家文化之後的諸青銅時代文化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宗日文化類型的彩陶，其圖案有兩大類——折線紋與鳥紋。這件彩陶壺繪有的變形鳥紋正是宗日文化彩陶的代表，關於繪製鳥紋的原因，學術界有以下幾種看法：一、鳥是生殖器的象徵，是遠古生殖崇拜的表現；二、鳥的遷移與物候有很大關係，指導著人們的農業生產，對古代先民的生產生活有重要意義。三、圖騰崇拜。宗日遺址中發現有多座火葬墓和二次擾亂墓，火葬與二次擾亂葬的葬俗與羌人有密切關係，故推測此地有先羌族民。而先羌族把鳥視為本民族所共有的起源，並把它作為氏族的祖先，成為氏族標誌和保護神。關於鳥紋所表現的真正涵義現在的我們或許已經不得而知了，但是留在器物上的紋飾穿越千年呈現在我們面前，還是讓人有所感念。

文字撰稿人：青海省博物館研究人員李積英、岳永芳、李峰、張海鳴、胡學捷、葉玉梅

來源：西寧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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