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刊預讀︱王躍工：乾隆時期宮廷琴事考
乾隆帝本人及乾隆時期宮廷與古琴之關係，是清代宮廷史研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本文自現存乾隆朝宮廷藏琴實物入手，以《活計檔》《奏銷檔》《陳設檔》等清宮檔案及《清高宗御制詩》等文獻為憑，還原了乾隆皇帝對宮廷藏琴的整理、鑒賞、評級、著錄過程，以及宮廷古琴陳設、製作與使用情況。此外，作者考訂了《乾隆御題琴譜冊》實為乾隆朝宮廷藏琴著錄；論證了宮廷琴人唐侃與斫琴家唐凱實為一人。期使學界對這些文物、人物有更為豐富、深入的理解，為乾隆帝與古琴、禮樂制度關係的深入研究打下史料基礎。
乾隆時期宮廷琴事考
王躍工
故宮博物院現藏88張古琴中，有74張來自清宮舊藏。其中唐琴有聲名赫赫的「大聖遺音」等，宋官琴、野斫各有代表，元明清佳器列陳。這批古琴經過此前系統的整理、拍照、掃描、出版，已成為海內琴學研究最重要的資料。而研究清宮舊藏古琴，除了要自琴作為樂器的角度予以關注外，還應特別注意它們是宮廷歷史的組成部分。乾隆一朝對宮廷收藏多有整理、著錄，而對古琴的整理情況尚不明晰；同時，作為一位有著較高文化修養的皇帝，乾隆帝本人對古琴持何態度，都值得詳加探討。本文擬以清宮舊藏古琴相關文物與清宮檔案相結合，發掘《清高宗御制詩》相關內容及其他史籍，從乾隆時期宮廷古琴的鑒藏、陳設、製作及欣賞等四方面查考史實、論述乾隆朝宮廷琴事。
一 乾隆時期宮廷古琴的整理與鑒藏
2010年，自民國初年即見於《琴學隨筆》著錄，與故宮博物院藏明「音朗號鍾」銅琴（圖一）同屬乾隆御賞的宋官琴「松石間意」（圖二）現身，又一次引起了世人對乾隆帝鑒藏古琴的注意。
圖一 「音朗號鍾」及琴盒
圖二 「松石間意」及琴盒
乾隆皇帝即位時宮廷藏琴繼承自其父雍正皇帝。雍正四年雍正帝下令全面搜羅紫禁城、景山、暢春園等五處藏琴一百二十張，經認看所得「出等」及「有等次」琴二十一張，著配做紅、黑漆匣盛裝。通過對乾隆朝造辦處檔案的查閱，乾隆皇帝對它們的關注始見於乾隆四年，此年十月乾隆帝提看了這二十一件琴匣，命造辦處「將此一件黑漆琴匣鉤搭改做合扇」「將無款紅漆琴匣另改做黑漆，其無款琴匣十九件俱刻乾隆年制」。此時這批古琴在數量上仍為二十一張，但琴匣顏色、式樣有了改變，加刻「乾隆年制」款。同時，開始對其中承裝的古琴進行甄選：
（乾隆五年）閏六月初八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交漆琴二十二張，各隨錦囊，傳旨：將此琴用現刻字漆琴匣配合盛裝，如裝不得即行改做或另做匣盛裝俱可。再添做琴匣二個。欽此。
旨意中明確提出再做兩個琴匣，可知乾隆帝對這批琴的數量已有安排。而旨意中所述「如裝不得即行改作或另做匣盛裝」，顯見此次交出的二十二張琴並不是在雍正皇帝所選擇的二十一張琴中簡單添加一張，而是有了取捨調整。此時這批古琴的數量變為二十三張。這二十三張古琴，正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乾隆御賞頭等琴的最初組合版本，琴匣上琴名、時代及「大清乾隆辛酉年」款即完成於此次整理之後，在檔案中留下了「懋勤殿首領鄭愛貴、夏安為填上交琴二十三張金字，用大赤金一千張」的記載。
至乾隆十年，內府古琴的整理進入第二個高潮。此年僅見於檔案的古琴「收拾」、修復就達十餘張。現藏故宮博物院的明琴「古梅華」是一張無底觀賞琴（圖三），在檔案中被稱為「梅花假琴」，修復於乾隆十年六月，查琴腹中的御制詩創作時間，正是見到修復完好的「古梅華」後的即刻題詠。
圖三 「古梅華」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宋「清籟」、宋「海月清輝」、明「峨眉松」三張清宮舊藏的名琴上，都有與「古梅華」相類的臣工題詠，為一時之作，此年宮中琴事之盛可見一斑。正是有了這一年對宮廷藏琴大規模的查考、修復、鑒賞，乾隆皇帝顯然對此前二十三張琴之配置有了新的看法：
（乾隆十年）七月初七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各式琴二十四張，內二十一張隨匣，三張無匣，銅琴一張，本紙折一件，洋漆匣一件，內盛鑰匙二十一件。傳旨：著將無匣琴配匣，添月白穗子，有不齊全處粘補收拾；其三號改一號，四號改二號，五號改三號，六號改五號，四號、六號並二十四號俱添做配匣寫號；內一張明制改宋制。
從這條檔案中透露的信息，我們可知乾隆帝從之前的二十三張琴中捨去了兩張，新增了三張（故二十一張有匣，隨鑰匙，三張無匣），重新排定了各琴的次序，還重新判斷了其中一張的年代，為二十四張琴配置了統一的穗子和琴套。至此，這套歷經兩朝帝王親自揀選的御府珍藏，自雍正四年至乾隆十年，耗時二十年最終定型。
關於這二十四張頭等琴的陳設地點，乾隆十年十月十八日《內務府大臣海望等奏為銷算修理重華宮等工程用過銀兩事折》有如下記錄：「翠雲館添做仙樓、包鑲框琴擱、書架油畫」，所謂的「包鑲框琴擱」應該是與存放古琴相關的傢具。現存道光十九年《樂善堂重華宮現設陳設檔》，翠雲館明間寶座左右兩側為「東西格」，內設「漆琴二十四張，內古銅一張，俱隨錦套、漆盒盛裝。隨琴譜兩套共三冊」。結合乾隆十年奏銷檔，可見放置古琴的「東西格」應即是所謂的「包鑲框琴擱」，再根據其上古琴的數量、形制，包括「內古銅琴一張」的敘述，可以判定這就是乾隆十年所釐定的二十四張頭等琴。也就是說，乾隆十年九月二十四張頭等琴最終釐定、裝匣完成，同年十月即在翠雲館為它們量身打造了安置空間。這個陳設形式一直延續至光緒時期。
乾隆一朝對宮廷收藏多有整理著錄，而唯對雅樂之首的古琴，一直以來未見官方著錄傳世。在《活計檔》中，筆者找到了如下記錄：
（乾隆十年）七月初五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琴二十四張著造辦處畫小樣呈覽，其抽小尺寸問庄親王，有定規。欽此。
於本月初一日，司庫白世秀將畫得抽小琴紙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著向懋勤殿要冊頁，看按冊頁上大小抽小畫樣呈覽。欽此。
可見乾隆十年時，乾隆皇帝曾以內府古琴定級的完成為契機，編撰過一部古琴圖譜，將此廿四張名琴著錄其中的。《中國古琴珍萃》一書中，收錄了一套名為「查阜西舊藏《乾隆御題琴譜冊》」的冊頁（圖四），從釋文內容上可以看到，這十張琴屬於「頭等」三號至十二號。綜合冊頁繪製的制度和精細程度，結合前引檔案，這套冊頁應該就是乾隆十年所繪製的頭等琴二十四張之冊頁的孑余部分。乾隆皇帝甄選的廿四張頭等琴，除了此套冊頁中所著錄的十張，以及現存「音朗號鍾」「松石間意」兩件實物外，剩餘十二張名、物暫已無可考。這些冊頁中的圖像和詳細的文字描述是對清宮藏琴情況最重要之補充。
圖四 《乾隆御題琴譜冊》內頁「九霄鳴珮」
二 乾隆時期宮廷古琴陳設狀況
根據現存文物、文獻，乾隆朝宮廷陳設有古琴的區域還包括咸福宮、弘德殿、瀛台素尚齋、盛京等處。
《故宮古琴圖典》著錄清宮舊藏明朱漆雕花戧金龍紋「太古遺音」琴箱一件，在筆者對故宮博物院古琴相關文物的整理過程中，發現另有三件龍紋填漆琴箱。三件琴箱在箱底內緣上方正中均有刀刻款，分別為「大明萬曆庚戌年制」「大明崇禎辛未年制」「大明崇禎丁丑年制」（圖五）。
圖五 明崇禎辛未款填漆琴匣
結合風格及款識，四件琴箱均符合萬曆至崇禎時期御用監官造漆器特徵，可以確定為萬曆、崇禎時期宮廷御用器物。筆者於《活計檔》中檢得檔案：
（乾隆十年）七月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填漆琴匣，內各盛琴，傳旨：交內務府大臣著人帶往盛京。欽此。於十一月初二日將填漆琴匣四件交盛京人帶去訖。
《活計檔》載同年稍晚，乾隆帝又下令送一批明皇室御用器物至盛京。結合乾隆帝對登基十年所做的諸如謁陵、減免賦稅等種種紀念活動，乾隆帝將這批明代皇家的御用器物和題名「御用」的明宮琴送至盛京，可以說，是讓未曾入關的列祖列宗一覽得自前朝的「戰利品」，以示告慰。特別是選擇作為禮樂正統代表的古琴，其中更有宣示鼎革的意味。
三 乾隆時期宮廷斫琴活動
根據《活計檔》記載，乾隆十年，造辦處及蘇州織造曾奉旨以瀛台補桐書屋枯死桐木為材料，製作古琴四張，這是乾隆朝僅見的宮廷斫琴記錄。筆者認為，檔案中詳述四琴以白玉製做岳山、承露、上下龍齦等部件並「龍池不必開」，從古琴發聲原理及彈奏實操角度分析，實已說明四張琴實際並不具有實用功能。結合高宗御制詩文，可以說正是補桐書屋及其中栽種的桐樹對於乾隆皇帝的獨特意義，才促成四琴的製作，四琴是作為充滿皇帝個人情懷的紀念品而產生和存在的。
四 乾隆皇帝身邊的琴人
乾隆帝自己並不會鼓琴，他於此也並不諱言，稱「失學未曾解操縵」。現在我們能夠找到的唯一一位明確見於史籍的為乾隆皇帝演奏的琴人，是一位名叫唐侃（或寫作唐鎧、唐凱）的副都統。從現有材料中看，凡乾隆帝御制詩、文及《八旗通志》等官方典籍中，此人名皆寫作「唐侃」，上文提及的頭等琴琴譜中也署名「唐侃」。而筆者查閱《活計檔》中，奉旨為內務府認看古琴、定級之人名則見寫為「唐凱」、「唐鎧」：
（乾隆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司庫白世秀、達子來說，太監胡世傑交漆琴一張，隨囊。傳旨：俟駕幸香山之時交唐鎧認看。欽此。
於本月二十五日，司庫白世秀、達子將漆琴一張據副都統唐鎧認看得系頭等的，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從檔案中認看古琴一事及「駕幸香山」「副都統」等細節來看，「唐侃」和「唐凱」確為一人。無獨有偶，古琴界一直以來對一名「唐凱」的斫琴家有模糊的認識。現所知存世「唐凱」款琴共七張，其中「鳴岡」有康熙五十年自署款，「猿嘯青蘿」「一池波」琴身上的滿漢合璧印，其滿文印文字體為滿文篆字，這是乾隆朝對滿文字體進行釐定的成果。也就是說，這位斫琴的唐凱亦是活躍於康雍乾三朝的滿洲琴人。分別出現在文獻與實物中精於琴學的「唐凱」，生活年代和族屬亦可以完全吻合，推論其實為一人是完全合理的。
［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宮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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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王躍工《乾隆時期宮廷琴事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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