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軍大將，真說過「一生俯首拜陽明」嗎？
文 | 楊津濤
近年來，有關王陽明的書籍大量出版，掀起一陣「陽明熱」。在這些書中，作者為說明王陽明的海外影響，往往會稱「陽明學是明治維新原動力」，並舉東鄉平八郎的例子，說他隨身帶有一塊印章，上刻「平生俯首拜陽明」。那麼，陽明學在日本真的如此重要嗎？
陽明學和明治維新的關係，出自近代一些日本人的虛構
日本最早的王陽明研究者，是17世紀的中江藤樹。當時幕府推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在日本的影響有限。一直到19世紀，閉關鎖國被打破，一些日本人思考落後原因時，才開始排斥程朱理學，轉而將注重行動的王陽明學說作為一種思想資源。
明治維新中的重要人物，如吉田松陰、西鄉隆盛及高杉晉作等，都曾閱讀王陽明著作。在此風氣下，出生較晚的東鄉平八郎，讀過一些王陽明的著作，自然不足為奇。
但要說東鄉平八郎等人對「陽明學」有多少研究和崇拜，那就有違歷史事實了。
所謂「陽明學」，作為日本的一個學術名詞，遲至19世紀末，才正式出現。其代表人物是德富蘇峰、三宅雪嶺等幾個媒體人。
對於他們倡導陽明學的原因，日本著名學者荻生茂博曾有論述：
「為了批判政府的表皮式的歐化政策而由德富蘇峰、三宅雪嶺、陸羯南等人倡導的作為『國民道德』的陽明學，和那個前近代陽明學完全兩碼事，是所謂舊瓶裝新酒的近代思想。」
因此，近代陽明學只是：
「（日本）近代民族主義者將自己當時的實踐理想投影於歷史而製造出來的命題。」
略言之，明治時期興起的近代陽明學，和此前日本儒學學者對王陽明心學的研究，沒有直接的關係。
德富蘇峰等人為了推廣他們的陽明學，刻意將之同明治維新相聯繫。1883年，三宅雪嶺出版《王陽明》一書，通過列舉西鄉隆盛、高杉晉作等曾學習王陽明學說的例子，首次在陽明學和明治維新間建立了聯繫。他說：
「在幕府藩制衰頹的同時，學術也隨之拘束弛廢。維新時挺身而出的人，大多都修陽明良知學。」
又如，井上哲次郎1910年在《陽明學》雜誌發表文章，說
「通過學習陽明學而具有素養的人有這樣的風尚，即必欲付諸行動，必努力在社會上作一番事業……大鹽平八郎謀反，西鄉隆盛也謀反……大抵以陽明學為基礎要做一番事業時，或殺身成仁或必付諸實踐，陽明學者都死得不尋常。」
經過陽明學倡導者發揮，終於形成「陽明學是明治維新原動力」的觀點。任教於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的學者鄧紅，曾想撰文反駁這一觀點，結果發現：
「除了本文提到過的三宅雪嶺、德富蘇峰、高瀨武次郎以及井上哲次郎的一些間接性論證之外，只有 1915 年桑原天泉的 《明治維新と陽明學》和1965 年安岡正篤的《明治維新と陽明學》 之類的社會啟蒙通俗讀物論述過。包括日本史、東洋史乃至中國哲學史在內的日本學術界從來沒有人正式論述過這個問題，日本的大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上也沒有類似說法。」
此外，同時在中日兩國任教（復旦大學教授、日本關西大學客座教授）的吳震，也曾指出：
「所謂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這類『神話』的製造者，或可追溯至三宅雪嶺的《王陽明》，明治二十年代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後，隨著陽明學運動的興起，陽明學與明治維新被直接划上等號的說法開始大行其道。然而，這種觀點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觀點，毋寧是一種帶有『近代性』的『政治言說』。」
簡言之，將陽明學視為明治維新的推動力，僅是少數人的看法。這種看法，並未被日本學術界普遍接受。
圖：王陽明像
國人一度深信，陽明學推動日本走向富強
三宅雪嶺等人倡導陽明學，並將之同明治維新相聯繫時，正是中國人留學日本的高峰期。人們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事情，三宅雪嶺等人的觀點遂被中國革新人士接受並廣為傳播，譬如：
1、梁啟超說，「遂成日本維新之治，心學之為用」。
1902年，梁啟超在《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一文中說，
「吾國之主學，唯心派也。苟學此而有得者，則其人必發強剛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觀明末儒者之風節可見也。本朝二百餘年，斯學銷沉，而其支流超度東海，遂成日本維新之治，心學之為用也。心學者，是宗教之最上乘也。」
2、孫中山說，「維新諸豪傑沉醉於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
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給留學生演講時說，
「五十年前，維新諸豪傑沉醉於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故皆具有獨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拯救四千五百萬人於水火中之大功。」
3、蔣介石說，日本「能夠實踐我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
蔣介石早年留學日本時，開始接觸陽明學，直至1950年，他還在演講中說，
「甲午以前，日本還是一個積弱不堪的國家……為什麼日本能夠發展這樣快呢？這就是因為日本一般國民不但信奉他大和魂武士道的精神，並且能夠實踐我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所以他在明治維新之後，亦能接受西方的物質文明，迎頭趕上與列強並駕齊驅。」
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等人肯定陽明學對明治維新的影響，實與三宅雪嶺、德富蘇峰等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意圖相同，即借王陽明學說之名，宣揚個人政治理念。中日兩國大眾不明此中原委，就將「陽明學是明治維新原動力」的說法信以為真了。
圖：東鄉平八郎
所謂「一生低首拜陽明」，也曾安在伊藤博文、西鄉隆盛身上
在考察了近代日本陽明學的產生背景，及其在中國的傳播路經後，我們再來看東鄉平八郎的故事。
東鄉平八郎是日本海軍名將，曾率軍在對馬海戰中擊敗俄國海軍，確立了日本在東亞的霸主地位。在不同傳說中，他腰牌上的七個字也不同，有的人說是「一生低首拜陽明」，也有人說是「一生伏首拜陽明」或「一生俯首拜陽明」。
1、1905年，同盟會員蕭鴻鈞說，東鄉平八郎有一「一生低首拜陽明」印章。
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提及這七個字的書，是蕭鴻鈞1905年編纂的《日本政俗簡要》。蕭鴻鈞是同盟會員，編書意在「使鄉僻老幼識世界之進步，悟己國之可危」。他在書中說：
「日俄之戰，以小島勝雄國，其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即得力於陽明之學者……印章云：一生低首拜陽明，可知其志矣。」
蕭鴻鈞在東京編纂此書。可見早在日俄戰爭後不久，即已有東鄉平八郎和陽明學的故事流傳於世。
圖：蕭鴻鈞，《日本政俗簡要》，1905年初版
2、1912年，詩人黃光說，伊藤博文刻有印章「一生低首拜陽明」。
1912年，溫州詩人黃光在詩中寫道：
「島民學派師中夏，小印高華具古情。不信請君看紅篆，一生低首拜陽明。」
在詩句下，他自己做注說：
「日本學派近趨陽明。伊藤博文印章刻末句四字，以示崇拜。」
黃光曾在光緒年間遊歷日本，參加過同盟會的活動。他在日本聽說「一生低首拜陽明」故事的版本和蕭鴻鈞完全不同，主人公由東鄉平八郎變成了伊藤博文。
3、1918年，日本學者在書中說，「日本軍人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之語」。
日本人桑木嚴翼等著，1918年在中國翻譯出版的《記憶力增進法：名家實驗》一書中提到：
「今人皆知陽明之學振興日本，故日本軍人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之語。」
在這本來自日本的書中，作者僅籠統地說，日本軍人曾流傳「一生低首拜陽明」的話，既沒有說具體是誰，也沒有說刻在印章或腰牌上。
圖：日本人桑木嚴翼等著《記憶力增進法：名家實驗》， 樂天修養館，1918年
4、1923年，晚清使臣陳矩說，「西鄉大將等多有佩一生低首拜陽明印章者」。
1923年，貴州修文縣重修王陽明祠，曾在晚清隨黎庶昌出使日本的陳矩寫了一篇碑記，其中提到：
「蓋王學傳於東海日出之鄉，莫不精究良知之理，知行合一之用。其後一戰勝俄。西鄉大將等多有佩一生低首拜陽明印章者，乃感文成之教能保其國，厥功偉矣！」
在陳矩的碑文中，「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個字有了具體的主人，但不是東鄉平八郎，而是「西鄉大將等」。西鄉是指西鄉隆盛，這裡用「西鄉大將等」，指明治維新的參與者們。
結合蕭鴻鈞、黃光兩人的見聞來看，在20世紀初，日本應確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字流傳，但這話究竟為誰所說，無法確定。這話最大可能是出自三宅雪嶺等陽明學倡導者，他們或許出於宣傳目的，將「一生低首拜陽明」的話安在維新元老身上，後來以訛傳訛，有了伊藤博文、西鄉隆盛、東鄉平八郎等不同版本。
4、1927年，上海大家族的家庭討論會中，也曾言及東鄉平八郎信奉陽明學的故事。
及至1927年，中華書局所出的《聶氏家庭集益會記錄》中，才見到這個東鄉平八郎故事在今天的版本。聶家人在家庭討論會上，認為參與明治維新的元老們：
「大都受陽明學之陶冶者，孔子之學，淪喪於中土，而日本用之以強其國。東鄉海軍大將者，中日、日俄兩役之赫赫立功者也。嘗鑄一章曰：一生低首拜陽明，可想見其儒家之風度。」
成為聶家的「家庭集益會」的討論內容，可知當時有關東鄉平八郎攜有「一生低首拜陽明」的故事，至少在知識階層已經廣為流傳了。
圖：《聶氏家庭集益會記錄》中的記載
5、1945年，劉文典在文章中明確說，東鄉平八郎有印章為「一生低首拜陽明」
1942年，劉文典在《雲南日報》發表《中國的宗教》一文，其中已明確說：
「明治維新的元勛幾乎全是王陽明的信徒。日俄海戰的名將東鄉平八郎有一塊圖章，鐫著『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個字。他常常說，他在英國留學三年，所學得的海軍戰術固然也有益處，但是兩軍大戰，萬炮齊發，好比天崩地塌，這時候他所以能不動心，從容指揮艦隊的真本領，全是從陽明學上得來的，這不是任何國的海軍學校里所能學到的了。」
如前所述，劉文典所謂的「明治維新的元勛幾乎全是王陽明的信徒」、「指揮艦隊的真本領，全是從陽明學上得來的」等說辭，實不可信。
顯然，在20世紀40年代，東鄉平八郎因其有率領本國海軍以弱勝強的輝煌戰績，在戰時中國有著超過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等人更具有鼓舞人心的意義，於是最終成為「一生低首拜陽明」故事的主人公，一直流傳至今。
綜而言之。陽明學和明治維新的關係，是中日兩國的部分近代精英共同建構的結果，經過大眾傳播，成為中國近代知識階層中的一個並不正確的「常識」。在此背景下，東鄉平八郎信奉陽明學，並仗之戰勝強敵的故事廣為流傳，和所謂「一生低首拜陽明」（或「一生伏首拜陽明」「一生俯首拜陽明」）的傳言牢牢結合，深入中國人心。現在通過日語檢索，或翻查日本學者的著作，其實很難找到這七個字。
圖：餘姚王陽明故居中的「陽明學紀念碑」與「修復瑞雲樓碑」
注釋
余懷彥：《良知之道：王陽明的五百年》，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6年，第177頁；吳震：《關於「東亞陽明學」的若干思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鄧紅：《何謂「日本陽明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日）溝口雄三：《兩種陽明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62、263頁；參見：（日）狹間直樹《關於梁啟超稱頌「王學」問題》，《歷史研究》1998年第5期；李吉奎《孫中山論明治維新》，《孫中山研究叢錄》，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33—237頁；黃克武《蔣介石與陽明學》，《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82—398頁；黃光：《黃光集》，馬允倫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第22頁；《修文縣誌》，方誌出版社1998年，第863頁；聶其傑：《聶氏家庭集益會記錄》，中華書局1927年，第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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