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蕭西之水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榮乘坐日航班機抵達北京。也在當天下午，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與田中角榮展開第一次首腦會談。

雖然中日貿易來往已經頗有年頭，中日領導人會面也已經有所準備，但周恩來一上來還是回顧了「日本軍國主義對於中國長達半個世紀的侵略」，提出國內對中日邦交正常化依然存在反對聲音；另一側，田中角榮也提到，「我國有總裁選舉，還有眾議院選舉，根據情況不同我也可能被殺」。事實上就在田中角榮出發前一晚，東京警方剛剛處理一起針對田中角榮的暗殺未遂事件。

豈是一個「麻煩」就能了事？

雙方交底之後，便開始正式會談。

本著「求同存異」原則，周恩來隨即表態：「對於台灣,日本可以像以往一樣,進行經濟合作、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我們不干涉」；針對日美安保條約，田中角榮認為堅持日美安保條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周恩來也表示理解：「日美關係是日本和美國的問題。我們彼此都有國內的情況。」

有趣的是，這個「國內的情況」在當晚就體現出來。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歡迎晚宴，田中角榮發表演說：「過去數十年間，日中關係甚為遺憾，走過了不幸的歷程，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麻煩，謹在這裡再度表達我深刻的反省。」

據身在現場的翻譯林麗韞回憶，日方翻譯剛剛把「添了麻煩」（迷惑）一句話說完，「會場整體騷動起來」；旁邊的英語翻譯唐聞生嘟囔道「這麼大的事就說一句添了麻煩，也太輕了吧」；另一邊在場的朝日新聞記者西村秀俊也寫道：「對同一件事情，周首相用了『災難』來表現，這難道不是在告訴我們，用輕描淡寫的『迷惑』不足以道歉么？」

果不其然，9月26日下午會面中，周恩來在第二次首腦會談中開門見山提出：「田中首相所說的『給中國人民添了麻煩』這種說法會造成中國人的反感。在中國，『麻煩』只用在小事上。」田中角榮立即解釋道：「中國具體怎麼說我確實不知道，但在日本這種表現可以包括所有的事情。」

9月21日田中角榮離開東京前，在記者發布會上提出「要以東洋人最為直接的表現」致歉，而在後來自民黨報告會上的說法，「東洋式的處理方法是，想要一場既往不咎的話，必須以非常強烈的心情反省」。但在整個日本官僚體系普遍「親台」的情況下，日方翻譯者規避了道歉級別最高的「謝罪」「無言以對」（申し訳ありません），而選擇級別較低的「添了麻煩」（迷惑），為中日談判在開始階段就造成不愉快，如今更成為討論日本是否誠心謝罪的重要引證。

藉助批判日本「添了麻煩」表態，周恩來繼續將話題延伸到「日台條約」，這也觸及中日矛盾的關鍵點——「一個中國」問題。

繞不過的「一個中國」問題

其實早在196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也曾提過一個日版「建交四原則」：承認日美安保條約，尊重「日台條約」，放棄對日賠償請求權，保證不干涉內政。這就意味著中日兩國的矛盾交鋒必然會集中於台灣問題。

下午會議召開伊始，日本外務省條約局長高島益郎提出：1952年「日台條約」已經放棄向日本索取賠款，所以應考慮「日中國交正常化」與「日台條約的整合性」。周恩來堅決回應道：「蔣介石……已不能代表全中國，是慷他人之慨……我們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出發，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賠款負擔而受苦，毛主席主張不要日本人民負擔賠償……你們的條約局長高島先生反過來不領情，說蔣介石已說過不要賠款，這個話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之所以要考慮「整合性」，日本官僚明顯是想避開台灣當局與國內「親台派」的壓力，但如果以「日台條約」條文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礎，無疑是承認台灣當局在1952年是「合法政府」，這要麼是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要麼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原則，均觸及中方「三原則」底線。周恩來斥責日方提法，拒絕「承認這個條約的存在和合法」，否則「就等於中國是從今天才算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

9月26日會談後，田中角榮與大平正芳共同認為，既然要接受中方條件，又要照顧日本國內情緒，就要在「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則之中加入「日本政府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所謂《波茨坦公告》第八條，正是「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亦即日本將中國東北、台灣島、澎湖列島等領土返還給中國的條項，其中便可推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結論。從這一點出發，便可繞過「日台條約」的基礎、即新中國未簽訂的《舊金山條約》，而直接從《波茨坦公告》找到法理基礎，堵住日本國內反對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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