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如何在異鄉安頓自己

美國總統特朗普13日晚宣布，美國已聯合英國和法國對敘利亞軍事設施實施精準打擊。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上空隨後升騰起火光和濃煙。

政治力量博弈之下，是付出慘重代價的平民。敘利亞自爆發內戰以來，已經有超過400萬人逃往國外，其中至少50萬人去往德國。2017年下半年，筆者在德國訪問期間，目睹了這些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如何在異鄉安頓自己。

文｜劉昊

編輯｜劉斌

圖｜網路

「阿拉伯之春」之後，渴望重建秩序的國家至今仍在動蕩中。僅2014年到2015年，就有100多萬人從中東和北非國家乘著破舊不堪的小船來到歐洲，為了逃避戰火、宗教極端主義，或是追求生活的改善。

而2015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崛起後，更多本已在連年內戰中盡失家園的人們開始逃亡。這被視為二戰之後規模最大的難民潮。

2017年下半年，我在德國訪問了許多從這些國家逃出來的人。表面上，這些事對一個中國人來說遙遠而模糊，但當他們打開地圖冊回憶一路走來的路線時，我看到亞歐大陸上的各個國家怎樣嚴絲合縫地彼此依存，連成一條環環相扣的通道。

就在許多歐洲國家拒絕分攤難民甚至直接封鎖國境時，2015年8月，德國宣布暫停「敘利亞都柏林訴訟程序」：來自敘利亞的難民不再需要依據《都柏林公約》，被送回他們進入的第一個歐盟國家。這也意味著，不管敘利亞人是否已經在沿途經過的其他歐洲國家登記註冊，都可以到德國來遞交庇護申請。「我們能做到。」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說，她把幫助難民稱為「國家責任」。

「以前每當我問敘利亞人他們想到哪裡去時，得到的是一系列不同的答案：荷蘭、瑞典、奧地利或是英國，而現在幾乎所有人都異口同聲地告訴我一個答案：德國。」長期跟蹤歐洲難民危機的英國衛報記者帕特里克·金斯利在他2016年的著作《我未盡的苦難》中這樣寫道。

那一年成為德國人口中的「難民年」。這個國家成為新的應許之地：經濟好，潛在就業機會多，被給予難民身份的人可以擁有醫療保障、子女教育等權益。僅2015年，德國就接納了130多萬新來客——包括89萬擁有難民身份的人，和超過44萬庇護申請還在處理過程中、因此暫時在這個國家得到安置的人。其中敘利亞人佔了一半以上，此外還有伊拉克、厄利垂亞、阿富汗等國家的人。

但難民們找到落腳之處只是生存考驗的開始。與此同時，「難民」這個議題也讓德國社會爭吵不休，水火不容。在2017年9月的德國大選中，成立僅4年的德國選擇黨（AfD）獲得將近13%的選票，成為二戰後首個取得聯邦議院席次的右翼政黨。而他們選舉成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對難民政策口無遮攔的批評。

在德國訪問的日子裡，我看到這些被安頓的陌生人怎樣引爆一個國家醞釀已久的各種情緒，關於慷慨和友善，封閉和敵意。不容易回答的議題如礁石般密布：關於二戰後的世界胸懷、被壓抑的國家主義、沉重的納粹歷史，以及一個普遍的話題：如何對待「我們」之外的「他們」。

「難民年」的來客

2017年11月24日，敘利亞人亞瑟（Yasser）和他的大兒子巴沙爾（Bashar）來德國整整滿兩年。他們在自己柏林的住所——一棟集體宿舍的窄小雙人間里吃了頓晚餐：有按敘利亞口味做的土豆泥、肉球、小番茄和饢餅，還有一盒從超市買來的德國橘子汁。

戰爭的陰影一直把他追到了柏林。就在難民之家附近，他幾次遇到為伊朗和土耳其等國家不知名的武裝力量招兵馬的人，「兄弟，當什麼難民啊，到我這來，給你的錢比德國人給的多。」他很害怕。在敘利亞，他看夠了戰爭中不同派別投下的炸彈，他只是個在鄉下以賣諾基亞手機為生的男人，想過平靜的生活。

「昨晚夢到了海」，第一次見面時亞瑟對我說，他雙手拘謹地放在腿上，深眼眶裡的大眼睛友善但又不安。這個一直生活在敘利亞東北部邊境小鎮的男人，40多年來唯一一次出海就是在2015年深秋。

那時他的村莊已經被夷為平地，他下定決心要來德國。跟家人在土耳其邊境走散後，他獨自帶著巴沙爾上了蛇頭的船，從土耳其渡海到了希臘，後來他們又經過了馬其頓、塞爾維亞、匈牙利、奧地利，從德國南部城市慕尼黑入境，在擁擠混亂的人群中坐上了政府隨機分配去向的巴士，下車後才知道到了首都柏林。

敘利亞作家基婭（Kefah）一開始沒有打算來德國。她生活在大馬士革一群有明確政治主張的人中間，他們以非暴力街頭抗議的方式表達意見，她曾經因此而坐過四次牢。她在2013年離開了敘利亞，那是內戰爆發第三年，她的朋友們大部分都進了監獄，或者已經被殺掉。作為他們中的一員，基婭收到了很多死亡威脅，她想活下去。

她原本打算逃到一個中東國家，先去了鄰國黎巴嫩，這個國土面積僅有敘利亞的5%的國家，當時已湧入100多萬敘利亞難民，她申請居留權失敗了；之後又通過遊客簽證到了迪拜，因為她的政治立場，支持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迪拜當局拒絕給她工作簽證。

這之後，她意識到歐洲可能是她最後的希望。2015年，在瑞士朋友的幫助下，她通過參加國際會議拿到合法進入歐洲的申根簽，會議結束後在德國提交了政治庇護申請。

亞瑟和基婭以不同方式匯入到讓這個國家猝不及防的巨大人潮之中。

兩年之中，亞瑟父子過著極度簡單的生活：巴沙爾去聽障兒童的特殊學校上學，亞瑟去上得到難民身份的人必修的「融合課」——包括德語和德國基本知識，其餘大部分時間，父子倆就待在宿舍四目相對。根據法律，他們目前必須一直待在柏林，而且每晚10點以前必須回到宿舍。

父子倆現在每月有757歐元的難民救濟金，這筆錢跟2017年德國各地單身失業人士救濟金的平均數額差不多，但區別在於前者不用自己付房租。亞瑟為了省錢，每天自己做飯。他希望在這裡儘快開始自己掙錢，把還留在敘利亞的妻子和其他兒女接來。

這意味著他在德國還要繼續通關：再過十幾天就要考德語B1水平考試，通過了才能在德國找實習，之後是難度翻倍的B2考試——通過了它才有資格找工作。「真希望明天就開始工作」，他反反覆復地對我這麼說。

相比之下，已經開始工作的基婭活得要更自在一些。她在柏林一家幫助阿拉伯移民融入社會的公益機構「Handbook Germany」當上了全職編輯，在工作中交了許多朋友。她還會在每周六下午，給柏林的一些博物館做阿拉伯語導覽員。另外，她還繼續用阿拉伯語給孩子們寫有敘利亞風物人情的探險故事，主角都是很野的小女孩。

「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從德國政府那裡拿錢了，現在的房子也是自己租的」，這個神采奕奕的女人一直跟我強調目前自食其力的狀態，她極力要擺脫一個「總是點頭哈腰說謝謝的受助者」的位置。

基婭沒有亞瑟那樣的牽絆。她很小就成了孤兒，也許沒人在敘利亞等她，可她遇到敘利亞人就忍不住和他們討論，「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回去？」

「越快越好。」敘利亞插畫師迪埃拉（Diala）聽到這類問題的答案永遠是這個。我們見面時，她已經得到了法國政府的政治庇護，因為在柏林一家獨立新聞調查機構申請到了6個月的獎學金，她可以在這座城市住上半年。

這個笑聲爽朗、喜歡搖著裙擺和著雷鬼音樂跳舞的姑娘，在提到敘利亞的現狀時會突然流淚。「我的心裡總是懷著罪惡感，覺得自己在歐洲過著安全舒適的生活，而我的朋友們卻還在敘利亞苦苦抗爭」，她說。2013年離開大馬士革時，她以為幾個月之後就會回來。後來在她被迫輾轉遷徙的日子裡，她慢慢知道，弟弟在戰爭中死了，他被政府軍抓去打仗，落入了反對軍手裡，逃跑時踩到了地雷。

為了平復歉疚和傷痛，她一路上不停地畫畫，而且分文不收：給黎巴嫩的難民營創作過壁畫，給柏林的公共建築設計壁畫，為還在敘利亞的朋友們畫地下雜誌和宣傳資料的配圖，還要創作關於敘利亞內戰中兒童教育的繪本小說。

亞瑟眼裡的德國「又慷慨，又尊重人」，他欣賞這裡的科技和民主制度，抱著戰火平息之後「把科技和民主帶回去」的願望。基婭時刻感覺到自己跟歐洲文化格格不入，巴以衝突也讓她對西方國家缺乏信任——更何況把猶太人大批送到巴勒斯坦的正是納粹德國。迪埃拉喜歡歐洲，也想念敘利亞，但因為在網上發表政治諷刺漫畫，她已經上了阿薩德政府的黑名單，可能回不去了。

他們都曾經嘗試過待在離家更近的地方，但這些難民早就人滿為患的國家更沒有給他們留下來的希望。無論如何，眼下的生活可能是他們唯一的依憑。

德國總理默克爾慰問敘利亞難民

「好人運動」

一切來得太快了，2015年的秋天「悲傷，讓人手足無措」，柏林市民安娜（Anna Opel）對我回憶。

她家在柏林的「LaGeSo」（國家衛生和社會事務局）附近，每個想尋求庇護的外國人來柏林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這裡登記，之後才能被安置。從某一天開始，她家樓下總有數不清的人在寒風中瑟縮著，夜以繼日地排著長隊。

對安娜來說，難民危機不再是廣播里幾條關於中東的新聞，或是土耳其海灘上小男孩遇難的照片，而是迎面相逢的一個個人，她回憶道，「看到他們就在你家附近，沒有人會不想開口去問點什麼：你從哪裡來？發生了什麼？我能幫你做點什麼？」

儘管政府機構應接不暇，柏林仍然呈現出了溫情的一面：許多當地人主動走向了排隊的人群，想試著了解他們需要什麼幫助。安娜所在的新教教會也很快行動了起來，跟這座城市的許多社工團體和公益機構一起募集冬衣、被子和各種生活物品，把禦寒的熱飲和食物送到等待註冊的人手裡。

安娜和她的朋友們發現，這些失魂落魄的異鄉人學會的第一句德語通常是「Kein Problem!（沒問題）」在語言勉強可以溝通時，他們的對話是這樣的：「沒有住的地方。」「沒問題！」「廁所排隊要排很久。」「沒問題！」「申請要等很久。」「沒問題！」這種樂觀情緒有一部分來自地中海另一端蛇頭們不切實際的許願：「德國什麼都有」。

事實上，當時柏林根本沒有住房可以安置這麼多人，城市裡的大型體育館和運動場幾乎全都被用來做了臨時住所。規模最大的臨時難民接待中心被安排在廢棄的機場——滕珀爾霍夫公園，一家施工公司用兩天時間蓋起了可以容納7000多人的巨大帳篷。

安娜家附近的露天運動場也被做成了臨時難民接待中心，人們在那裡一住就是十多個月。附近的居民對此很有意見，有的抱怨沒有地方健身，有的憂心這些客人糟糕的居住環境。安娜屬於後者，在她看來，這麼多人擠在一起住這麼久，沒有隱私，到處是噪音，因為宗教信仰、生活習慣等原因發生的摩擦不斷，「簡直像個監獄」，她說。

她和她的朋友們乾脆為此辦了一個定期沙龍，名叫「難民咖啡」，每周三下午在教會活動室舉行，初衷是希望以個體的方式認識並歡迎這些新來客。這個沙龍令人欣慰地延續到現在，被從體育場邀請來的二三十位敘利亞人、阿富汗人和伊朗人，雖然現在各自被分配進了不同位置的樓房，但每周總趕來參加聚會，見他們的德國朋友。

安娜只是我在德國遇到的諸多古道熱腸的人中的一位。在德國的頭兩周，當我提到「難民」這個話題時，身邊人的參與程度讓我驚訝，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說幾件自己跟難民有關的事：「我可以給你介紹一個NGO」，「我的姐姐收養了兩個難民小孩」，「我辦過幫助難民的活動」。

隨著接觸的人變多，我慢慢感受到一條觀點的光譜：強烈支持幫助難民的人，理由大體相似：「德國是一個富裕的國家，我們歷史上曾經犯過很嚴重的罪，我們現在有責任幫助那些有困難的人」，「100多萬難民雖然多，但我們有6000多萬人呢」。在觀點的中間位置，我也感受到很多人的遲疑和困惑：「雖然應該幫助難民，但一下子來了太多人……這樣的局面真的太困難了」。

「真是完蛋了」，1990年代末來到德國的華人章偉（化名）這樣形容自己對難民政策的感受，他在巴伐利亞州的一家製造業公司工作。在2017年的德國大選中，他把票投給了德國選擇黨（AfD），最大的理由就是「為了對付默克爾」。「沒有任何控制地打開國門，是不可思議的」，他告訴我，自己身邊的德國同事，「百分之七八十都反對難民政策」。

從2017年7月貝塔斯曼基金會的一項調查來看，從2015年到現在，德國人接納難民的熱情降溫了：那時有51%的德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還可以或者應該接納更多難民，但兩年後，認為還應該接納更多難民的人降到了37%。

「接納難民是一個政治決定，『歡迎文化』也一度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態度，我把它視為好人運動」，在柏林一家成人教育機構給難民上課的德語老師斯坦芬（Stefan）告訴我，默克爾的「我們能做到」一開始是句鼓舞人心的話，幾乎所有人都覺得這是好事。

然而，2016年跨年夜的性侵事件和那一年的聖誕集市恐怖襲擊，讓許多人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人們開始去思考一些讓人不怎麼舒服的議題：之前的做法錯了嗎？」斯坦芬說。他特彆強調了一句：「我不想被人當成激進分子或者新納粹」。

德累斯頓的憤怒

2017年10月中旬，在德國東部的薩克森自由州首府德累斯頓，我看到了一場憤怒的集會。

周一傍晚，這座城市的舊市政廣場豎起許多橫幅：「難民不受歡迎，回家去吧」……一幅默克爾的漫畫海報立在地上，她被畫成了尖尖鼻子、長著血盆大口獰笑的巫婆。

舉著橫幅的人都是「佩吉達運動」的支持者——PEGIDA，全稱「愛國的歐洲人反西方伊斯蘭化」，2014年10月在德累斯頓發起，每周一都有德國各地的支持者趕來這座城市參加示威，人數少則數百，多則上萬。他們的一個主張就是反對穆斯林移民，而以穆斯林為主的難民自然引爆了他們的情緒。

「佩吉達」被視為德國右翼和民粹主義再度活躍的一個表現——二戰後，德國的主流聲音是從納粹的種族屠殺中吸取教訓，用「歐洲人」而不是「德國人」來定義自己，努力消隱自己的存在感，提倡文化和價值多樣性。而作為這種觀點徹底的反面，右翼和民粹主義則希望擺脫主流文化對國家主義的禁忌，確認對自己國家的身份認同，他們常說「德國是德國人的」。

我在廣場上放眼望去，參加佩吉達示威的人年紀都在中年以上，男性居多，從樸素甚至老舊的穿著來看，他們大部分不屬於中高收入階層。天色漸暗，臨時搭起的舞台邊漸漸聚集了上千人，情緒激昂的音樂如駭浪般響起，一個男人拿著麥克風富有煽動性地嘶吼著：「滾開！左派蠢學生！」

而廣場一角，一種沉默的張力在隱隱爆發。佩吉達的反對者們安靜地舉著長長的橫幅：「佩吉達是德累斯頓的恥辱」，他們一律穿著黑色的上衣，神色肅穆。「我覺得這些人的腦子壞掉了」，活動組織者——56歲的德累斯頓市民瑞塔（Rita）說。

佩吉達的支持者們為什麼憤怒？一位不願具名的74歲退休司機告訴我們，「德累斯頓多出了幾萬人，他們（指難民）全家在這邊團聚，免費有好的房子住，附帶電視機、洗衣機等等，每個月還可以領1000歐元，丈夫300歐，太太300歐，小孩一個200歐」，他激動地揮舞著手臂，「所以他們才全都來了。」

而69歲的退休護士吉瑟拉（Giesela）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不是種族主義者，我只是希望保護自己的國家」。她一方面擔心德國原本的傳統會被極端穆斯林破壞，另外也很擔心政府對難民的政策太寬鬆：「來了太多難民，來不及登記，誰知道那些號稱難民的人到底從哪裡來，是不是恐怖分子？」

這是一次很特別的經歷，我和同行的台灣記者走在這樣的人群中，儘管不是穆斯林，也不是難民，但不安感並沒有減少。經過佩吉達支持者身邊時，不少人會停下談話，直勾勾地把我們上下打量一番，目光警惕而疏離，這是我在待客友善而禮貌的德國第一次從他人眼神里感覺到：我們可能不受歡迎，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兩年前，我們城市裡來了很多的難民，許多人還是願意幫助他們的」，德累斯頓主管文化和旅遊的副市長克萊普什（Annekatrin Klepsch）告訴我。她強調，這座城市只是成為了佩吉達的一個據點，吸引的是全國各地的人。

說到這裡她嘆了口氣，「從憲法的角度，遊行示威是人們的權利，他們可以有不同的觀點。」

但諷刺的是，其實德累斯頓沒有多少外國人，克萊普什說，5年前，這個城市外國人的比例是2%，現在則是6%，遠遠小於德國一些西部聯邦州高達25%的比例。

「反穆斯林的言論出現在德累斯頓的市中心，這讓越來越多人覺得，原本在公開場合不能說的話，現在可以說了，不僅這座城市是這樣，整個德國都是這樣」，談到佩吉達的活動，馬庫斯（Markus Kemper）憂心忡忡地說。他是非政府組織——薩克森文化辦公室（Kulturbüro Sachsen）的創始人之一。

受影響的不止是難民和穆斯林移民。馬庫斯告訴我，自從這座城市成為了「佩吉達」的據點，一些外國學生周一下午或傍晚都會盡量不出門，他指指我，「比如來自東亞的人。」有外國人在路上遇見過開車趕來參加佩吉達活動的人，他們從車窗里探出頭大聲說：「這不是你的地盤，這是我們的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國人發起的，由於我們的歷史，我們有特殊的責任。在國家社會主義時代，德國只有一個目標：血統純凈的種族。直到現在，許多人還是不想有任何的改變，所以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多元——無論性別，還是移民」，馬庫斯說，這是他一直觀測和遏制右翼活動的動力。

德國民眾遊行示威，反對默克爾難民政策

歷史的重負

佩吉達只是眾多把德累斯頓視為精神象徵的右翼運動之一。馬庫斯告訴我，1990年代初，許多原本在德國西部的新納粹和極右翼組織都把集會點搬到了德累斯頓，這裡是他們口中「抵抗運動的首都」。

比起首都柏林，德累斯頓更像一個不帶納粹歷史包袱、努力恢復舊時榮光的貴族。在德累斯頓，我接連聽到幾個當地人用同樣的話自嘲，「佩吉達只有在這裡才搞得下去」——同樣的活動在柏林和德國第四大城市科隆舉行，人氣都遠遠不如人口僅排第十一位的德累斯頓；離它不遠的城市萊比錫曾如法炮製「萊吉達（LEGIDA）」，但幾個月後就銷聲匿跡。

這座城市的象徵意義值得探尋。二戰時期，德累斯頓遭到英美盟軍大轟炸，「一種深深的受害意識被埋在德累斯頓人，特別是老一輩人心中，他們認為德累斯頓是個特例，盟軍轟炸針對的是平民」，克萊普什說。

這樣的受害意識，跟許多德國人認為自己是納粹兇手後代的罪責心態有著明顯的區別。而整個前東德地區對納粹歷史的處理也跟西德完全不同，在意識形態上，前西德才是納粹所有罪行的載體——就連柏林牆的正式稱謂也是「反法西斯牆」。

柏林牆已經倒下了將近30年，但通過東西德人對彼此的描述，我看到一堵尚未倒下的心牆。提到德累斯頓和反對難民聲音的關聯，不願具名的德國記者S立刻說，「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薩克森州的難民其實沒有其他地方多，他們到底恨的是什麼？坦白說，他們恨的是西德，而不是難民」。他1970年代成長於前西德。

我曾經乘火車由西向東，去到前東德境內的萊比錫、德累斯頓等大城市，也去到皮埃納（Piana）等安靜的小鎮。沿途的田園風光和歷史建築，以及隨處可見的巨型風車、小型發電設施讓人印象深刻。想起許多德國人常說的話：東德更像典型意義上的德國，西德更像它的西歐鄰居。

這條昔日的「國界」線也隨著2017年9月的德國大選而再次浮現：德國選擇黨（AfD）支持率高低的劃分，和這條線剛好吻合，它在前東德的六個聯邦州獲得了21.5%的支持率，成為這一地區僅次於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的第二大政治勢力，而它在薩克森州更是成為第一大黨。

對前東德地區為何更傾向於支持德國選擇黨（AfD）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德國知識界有過許多的分析，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前東德地區缺少跟外國人相處的經驗：二戰後到兩德統一前，原東德的外國人比例只有2%到4%——現在也只有4%到9%，一些反對移民的小鎮甚至一個外國人也沒有。

另外，其他理由還包括：前東德政府過度的社會控制使人們不習慣政策討論和協商、兩德統一後東德經濟轉軌失敗、人們失去身份認同並且在西部人面前有「二等公民」的自卑感，經濟落後導致人口外流和社會蕭條等等。

「他們成為了憤青、戰士，他們對現狀如此不滿，必須要聚集在一起找點事情做，結成牢騷滿腹的社群。」S說。

佩吉達組織支持者在德累斯頓舉行抗議活動

禁忌的話題

在柏林火車總站的一家咖啡店裡，我曾和幾位在德國生活的華人女孩一起聊到德國選擇黨（AfD），其中一個女孩提醒我們：「不要在公共場合說到那三個字母，因為這個話題現在很敏感，會引起大家的注意。」

正如這位華人女孩所說，德國選擇黨是一個挑動人們神經的話題。雖然對德國難民政策持口無遮攔的批評態度為他們贏得了很多選票，但圍繞著他們的，是一些對主流社會而言並不光彩的標籤：民粹、右翼，以及一個德國人避之不及的詞語——納粹。

在從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柏林人阿赫姆（Achim）看來，更讓人憂慮的問題是，人們不願意坐下來好好談談，對難民的恐懼到底跟什麼有關。「很多人不反對那些在敘利亞或在其他戰爭中受到迫害的人，但是他們反對來自北非的人，認為這些人是出於所謂的經濟原因來的，他們帶來了很多麻煩，這最終導致他們說：好吧，我需要把票投給右翼，讓我的恐懼能被好好照顧到」，他說。

一些實際的困難擺在德國接納難民之後：政府的安置能力、社會治安、難民的就業和社會融入，以及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政治觀念。

在德累斯頓遇到的老太太吉瑟拉告訴我，一年前，她在街上遇到過一個年輕男人，他粗魯地調戲她說，「跟我上床嗎？」類似的故事，大學生舒爾茨也對我講：她的表姐在路上遇到了性騷擾，對方是黑頭髮、大鬍子，可能來自中東。

比性騷擾更極端的狀況是，2016年8月，一位中國交換生在德國波鴻被時年31歲的伊拉克人強暴。

一邊是種種治安問題和犯罪事件上空盤旋的「難民」兩個字，一邊是針對難民展開的暴力襲擊：根據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的報告，在難民大量湧入的2015年，這個國家發生了超過1000起庇護中心遇襲事件。

「這是非常艱難的處境」，德國記者斯坦芬（Stefan）坦言了現狀的矛盾：「人們覺得不舒服，他們不再開放，他們想的是，我們的社會會改變嗎？是我們改變他們，還是他們改變我們？」

一些改變已經發生。2016年2月，德國議會通過了新的難民法（又譯「融合法」），這部有爭議的法律對難民的活動範圍和責任義務都做出了規定。2017年2月，在柏林聖誕市場襲擊事件的推動下，默克爾提出了新的計劃，以加速驅逐申請失敗的難民。這年3月，默克爾又與突尼西亞達成了協議，要求該國收回1500名被拒絕的突尼西亞移民。

2017年10月，德國聯邦難民和移民署發了一份看起來如釋重負的聲明，宣布截至當時，共有99000多份庇護申請處於「待決」狀態。這是2014年1月以來，處於「待決」中的庇護申請首次下降到10萬以下。該機構的主席科特（Jutta Cordt）說，「待決」的申請下降到5萬左右才是他們工作量的正常水平。

「難民是人，不是數字」，公益項目「難民廚房」的負責人Nicole告訴我，她好像活在一個肥皂泡里，身邊都是支持幫助難民的人。她說，「我希望生活在一個人們彼此友善的世界，對身陷逆境的人施以援手，我不懂他們，但這可能取決於每個人想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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