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崗：學問初途——記八十年代往事
編者按：林崗教授這篇記述他八十年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期間的讀書生活的回憶文章，讓我們看到了作為「文學時代」的八十年代蓬勃的「文學」生氣：老領導富於人情味的處事邏輯，朋友間無分身份地位的熱鬧清談，作為無名小輩也能去往錢鍾書、費孝通等極富盛名的前輩家中請教學問，其間亦夾雜一些令人不愉快的小事，極好地還原和展現了文學化的生活方式的風度和美，而嫉俗如仇的是非觀念則是其題中之義。感謝林崗教授授權！
林崗教授
《在水一方》的編者給我出了三個題目：第一要我談談我的「研究方向」；第二要我說說「當初選擇學術道路的原因」；第三或者講一講對「同學的期望和指引」。三擇一，均可。這一下可把我難住了。在我看來，老師和父母長輩無論對小學生還是大學生的期望四個字就說完了，而且普天之下都雷同，——就是「好好學習」四字。一語道盡，哪裡用得著我再寫文章，指點什麼門徑？至於我的「研究方向」，那更在常識範圍之內。任何大學都由院系構成，系下面再分教研室。想知道任何一位老師的「研究方向」，看他隸屬哪個教研室也就知道了大半。哪裡用得著請本人來嘮叨饒舌？看來，我能聊以塞責的，就只有「當初選擇學術道路的原因」了。然而，剛一想便犯怵了。因為我今天得以執教為生，「原因」是有的，「選擇」卻是沒有的。我深知沒有「選擇」的「原因」所產生的結果是無法給後生晚輩做示範的，因此也是不足道的。這就是某踟躕再三，猶豫不決的緣由所在。望編者諒解苦衷。幸而題目里有「當初」二字，否則我便不知如何交差了。這個「當初」已經過去有36年之久，故說說也無妨。
我是在偉大領袖過身的忐忑氛圍還沒有完全消散，百廢待興的萌芽剛剛破土的1977年春天踏進中山大學校園的。人稱76級，免考推薦上學末班車大學生，當時稱作「工農兵學員」，學制三年。這名字烙下了文革教育領域「鬥批改」的痕迹。上學前我在東莞縣寮步公社插隊落戶，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大嶺下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那一年東莞縣有三個入學名額，我被公社選中推薦，可我是三人中最後一個知曉的人。前兩個理科的名額已被先到者拔了頭籌，剩下就只有中文系了，而我那時對中文系一無所知。知青時期讀過唯一的長篇小說是「文革文學」《虹南作戰史》和幾本《朝霞》。那還是我用年終分紅的余錢在東莞新華書店買的。如果任我選擇，當然是理工科。因為那時我對文學唯一的看法，就是它是虛構出來的，也因此是不可靠的。若是我做人醒目，先行一步，又或者沒有得到推薦而要參加半年之後恢復的高考，「學術道路」與我或者有緣，更大的可能是無緣。經過文革，無論是「偉大理想」還是渺小的個人前程，都虛無縹緲，既不敢想，也沒有能力去想。從「接班人」退化成「時代的一顆砂粒」，那是我童年到青年時期所經歷的文革強贈給我的刻骨銘心的「遺產」。歷史的一頁翻過去的時候，我清楚知道，我兩手空空，一無所有。身為時代的一顆砂粒，最強烈的感受只有一個，就是我為什麼這麼無知與愚昧。這顆砂粒載浮載沉，先是農村，後是校園，三年的求學生涯匆匆一過，似乎也未能從課堂上學到什麼，直到畢業也沒有知識充實的感覺。沒錯，坐在課堂後面監聽的校派「工宣隊」員，開學半年後就消失了，老師講課也越來越放得開了，越來越激情洋溢，可是我還是無從判斷這些講授知識的價值。就是在朦朦朧朧，亦醒亦昏的精神狀態中，迎來了畢業季，1980年春。
那時「工農兵學員」已經從光榮轉變成含義模糊的「四人幫」的「社會基礎」了。它像「紅字」一樣刻在我的命運里，去之不掉。無奈國家正值百廢待興，朝廷急需用人，77級大學生尚需兩年才畢業，而烙上「紅字」的「工農兵學員」雖然只算專科生，也「好風憑藉力」，成了用人單位的香餑餑。工作是不用愁的，問題是什麼工作，在哪裡工作而已。系總支和年級主任老師負責推薦學生到具體的用人單位，逐一徵求學生本人的意見。那些醒目的同學早早就聞風而動了。托關係的托關係，巧鑽營的巧鑽營。聰明者都會打探哪個單位來要人，缺額是肥還是瘦，能否越過規定不用返回邊遠鄉下的原籍而留在城裡。那時的用人單位，絕大部分都是國家各級行政機關。我們這一屆最終有超過半數的同學進入了省委省政府機關。同學一個一個都接到了派遣通知，各奔前程了。我還在校園待命，幾乎是最後的三分之一了。終於等到被找去談話，命運撩開了它神秘的面紗。
我記得是吳錦潤老師，我們的級主任找我談話。他很誠懇，總是笑咪咪的。他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來中文系要兩個人。這是第一次，中文系學生分配史上沒有前例。因為之前沒有派遣過，不知道單位的具體情形。但是，他說這是國家最高學術機構，我們要派最優秀的同學去，所以推薦你和蔡田明同學。其實，我在全級優秀不優秀自己最清楚，只有哲學考試拿過全級第一，其他各門功課都是中等偏上，說不上最優秀。最優秀的同學應該是被選擇留校任教的，我沒有被選擇留校，也沒有考上研究生，說明不在此列。老師既然都不知道文學所的具體情形，又沒有同學可以打聽，我更無從選擇了。拒絕當然是可以的，但留下挑三揀四的印象，似非上策。我當時腦子一片茫然。跟吳老師說想一想，以為緩兵之策吧，其實是想不出什麼東西的，因為毫無信息。收入當然是不用考慮的。無非就是三十七元，全國各地相差也就是一兩元。在哪裡對我也沒有太大問題。雖然從來沒有出過廣東，但從小隨父母各地遷徙，早已習慣。遠方既沒有很大的誘惑，也不存在多大的恐懼。最需要考慮工作的具體情形和它的前景，恰恰無從思考，無從判斷。我看著吳老師，一直沉默；吳老師看著我，依舊笑咪咪的。他好像看出我等待更多的信息，無意說了一句：「聽說那裡是不用坐班的，研究嘛，無非就是看書。」吳老師至今都不知道，正是他最後這句話的前半句，促成了我答應當年的派遣。我其實不知道我要選擇什麼樣的工作，只知道我自己最渴望不用上班，朝九晚五奔忙，因為我太需要求知，太需要解開心中積存的疑惑，而只看書不坐班，這個誘惑戰勝了未知的恐懼。我還記得我知青歲月老鄉的肺腑之言。鄉親說人生最大的期盼，就是——「毋使做，有得食。」鄉村農民幾輩子努力還未實現的願望，輕易就來到我人生的門檻，有什麼邁不出去的呢？
簡單收拾行李，一張十九元硬座綠皮火車票，咣當咣當兩夜加一白天。我和蔡兄兩人於春末薄霧籠罩的清晨，來到北京。柳樹剛剛抽芽，冒出嫩綠。車站人不多，稀稀落落。由東站到日壇路六號的文學所並不太遠，約莫三里路。我和蔡兄各一箱子，攜帶方便，就轉坐公交車來到外交部國際俱樂部對面的日壇路六號。那是一座兩層，帶一個大院子廠字形的建築。人們剛剛上班，我們摸到二樓人事處敲門。人事處副處長葛幼立閃出一個肉乎乎的大腦袋：「你們找誰？」我們把派遣通知書遞過去，他掃了一眼，愕然地看看派遣書，看看我們倆，自言自語：「不是都退回去了嗎？怎麼又來了？」我們滿腔熱情來報到，被這毫無來由的一句說得我們丈二和尚摸不著腦袋。雙方都愣住了。我們尷尬地站著，他撓撓腦袋說：「你們稍等片刻」，轉身就進裡面，傳出一陣翻抽屜的聲音。我們只好肅立門外。約莫十分鐘，他拿出幾頁文件，出來對我們說：「再稍等片刻。」然後進了走廊盡頭的所長辦公室。那時，作家沙汀任所長，但實際主持工作的是左翼老文化人許覺民，他的筆名潔泯。過了一會兒，葛處長出來了，說「許所長叫你們進去。」我們走進去，看見還有一位戴眼鏡的老先生坐著，所長在和他說著什麼。許覺民的個子不高，一臉慈祥。他站起來和我們逐一握手，說：「這名額本來是退回國家計委的，葛處長忘了。不過不關你們的事兒。既來之，則安之。好好工作吧。」我聽著前半句，一臉茫然望著他，眼淚都快要掉下來了。幸而有後半句，才塵埃落定。我知道，我是被勉強收留的，就像疾病一樣，不得不接受。許覺民老所長如今早歸道山，我走筆至此，衷心祝願他在天之靈安息。如果不是他那六個字，我和蔡兄就要打道回府了。當然也可能因此而大富大貴，又或者因此身陷囹圄。不論如何，起碼這篇關於「學術道路」的閑談，也就擱筆免談。葛處長隨後安排文學所的車，送我們到崇文門第二旅館。文學所在那裡長期租房當集體宿舍，三人一間。就這樣，我因為葛處長的疏忽和老所長的寬宏大量，從此寄身於「國家最高學術機構」。
許覺民先生
吳老師果然沒有說錯。文學所不用坐班。文學所資料室其實是個規模可觀的圖書館，有五十餘萬冊藏書，就在樓下。它的庫藏來自1953年成立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故十分可觀。近代文學研究室只有我一人單身，平時又沒人來，我不久乾脆把鋪蓋行囊搬來，以室為家。所謂上班日，無非就是來簽個到，交換小道消息兼發一通牢騷，走人罷了。凡簽到日我就把鋪蓋從辦公桌捲起來，放在椅子上。人一走，又鋪開如故。平常工作，無非自己讀書。從樓下圖書館借一包書拎上來，讀完再換一包。這種生活，真有老鼠進了米倉的感覺。一到飯點，幾位單身漢，還有幾位有家不願歸的，天南海北，掌故舊聞，一通海吹。其實，因為「飯緣」而結成穩定的「清談黨」有兩撥。一撥是午飯，與者都是文學所的；另一撥是晚飯，成員則四面八方。日壇路六號離建內大街五號的院部約莫一站路，午飯由院部食堂蹬三輪送來，可晚飯不送，要我們單身漢自己走過去。因此一機緣，認識了來自各處的「高人」。記得當時尚在院部科研局的何新，手持飯缽，經常參與清談。他聰明過人，又多才多藝，他愛好放言高論，議論犀利，是我目中的「狂生」。還有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的幾位年輕才俊在社科院食堂寄食，一起清談。由此而認識了自然科學領域在讀的年輕人，有的還成為了數十年交往的好朋友，如自然科學史所的熊偉兄、遺傳所的家睿兄。這種素心的切磋交流，既能啟發智慧，又能學習如何分辨人心的善惡。「清談黨」之間，誰與誰都沒有師生名分，但你從他人得到啟發的一刻，他就是你的老師。坦率地說，我從這二、三年的清談里受益良多。這或許就是夫子「三人行」的真義。
古代室的陸永品，人稱「陸鐵頭」。相傳五七幹校時被氣槍打中額頭，彈丸從額骨反彈出去，只擦破了皮，從此落下「鐵頭」的綽號。一天，他拿著一摞草稿，對我、蔡兄還有吉林大學來的劉福春兄誠懇地說，「給你們年輕人找個事兒干，治學要從抄稿子開始。你們幫我抄這個，也是難得的學習過程。」一聽「治學」兩字，神秘又莊嚴。也許是懾服於前輩的經驗之談，也許是礙於情面，就人各三分之一，抄將起來。我抄了兩天，覺得不是辦法，就推託說手疼，抄不動了。他亦無可奈何。書稿是研究莊子的，說的都是老生常談，了無趣味。
文學所當時已經招收了首屆研究生，所里還不太老的前輩給他們上課，類似於講座，每人三五講。為了我們幾位無名無份者的成長，也讓我們這些研究實習員跟著聽課。記得聽過的有陳毓羆、胡念貽、曹道衡、蔣和森、樊俊、王春元等。學術前輩來自各個學科，他們所講，我的知識儲備是不足以完全消化理解的，但卻建立了學問當博約結合的概念。這些前輩對我們「無名鼠輩」大都溫和，耐心解答。那時他們都是博士導師或副導師一類的人物了，但對連碩士都夠不上的我們也沒有高高在上。這使我們產生了另一「非分之想」：文學所乃至京城有的是老先生，何不直接找他們聊聊。如今想來，當初真是抱了初生牛犢的蠻勁，不知天高地厚。
錢鍾書先生
我是從在北師大進修的熟人那兒知道錢鍾書這個名字的。無意中翻看館藏舊版書如葉德輝編《雙梅景闇叢書》等，在借書卡上也看到過他簽名的真跡。但他的書卻讀不懂，簡直宛如天書。硬著頭皮讀下去，有時也能看懂幾句妙語。好奇心日漸增加，於是就和吉大來的福春兄約好去拜見錢先生，由福春兄先聯繫，我則坐享其成。還真沒想到錢先生爽快地答應我們的請求。我們騎車去到阜成門外三里河錢先生的寓所。他開門便指著我說，你是某某，我們是見過面的。我一時驚愕，不知如何作答。他接著說，「你到文學所報到的第一天，我們就見過了。忘記了？當時我和許覺民坐在一起。」這時我才想起來報到的情形，原來那位老先生就是他老人家。但還是讓我震驚良久，事情都過去一年多了，像我們這樣的小蘿蔔頭，籍籍無名，他老先生如何見一面就過目不忘？真是世上有真人，我們永遠都要掂量自己的斤兩。客廳坐定，楊先生端過水之後，就留下錢先生和我們縱橫議論了。他的幽默、雄辯、智慧，那真是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他的談話通常從打趣他的同齡人開始，錢先生從不大笑，但卻把我們逗得哄堂大笑。從令人捧腹的幽默言辭中，忽然讓你覺得高調中有可憐，堂皇中有卑怯，莊嚴中有荒謬，正襟危坐中有不學無術。對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後學，簡直如醍醐灌頂般暢快無比。錢先生會用簡單的言辭一語中的。比如我們請教學問到底是什麼，他言簡意賅答曰素心之人的閑論。這與當今流行的「學術團隊論」貌同而心異。又如請教怎麼看新儒學，錢先生不假思索說，新儒學是「修正主義」。當時西洋理論各式主義洶湧而來，自身幼稚而無從辨別。請教錢先生該讀什麼西洋文論，他告訴我們不可全信洋人，新批評倒是有些好東西。推薦我們讀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當時這本書還沒有中譯本。有位老先生逢政治運動必表態，其實大可不必。有一回與錢先生閑談，說到這位老先生。錢先生即以自行車做比喻：你看，不是騎上自行車了么？車一停人就倒，只能不停地蹬車了。錢先生有還有更多的妙語，文欠雅馴，看官恕筆者不錄。八十年代初期，我們最快樂的事情就是聽錢先生連珠妙語，能學到的東西，真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但我們深知不能無禮。一年半載才去一次，如是者四、五回。最後一次，他應我們請求，抄錄他的早期詩作各一首，分贈我和福春兄。
費孝通先生
八十年代的文化學術氣氛是活躍的。我那時讀魯迅小說，最有感覺的還是《阿Q正傳》，當時討論得最熱烈的題目是阿Q形象的性質是什麼這一問題。我卻想把它與傳統文化連接起來，因為思想解放的啟蒙氣氛啟發了我，由這樣的進路可以重新思索五四新思潮的基本主題。但我碰到一道坎過不去，就是該如何理解作為文化形態的傳統。之前讀過費孝通先生的幾本書，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也讀過，於是萌生了是否可以將文學形象承載的內涵作為傳統文化的某種表徵，從而聯繫起來闡發的疑問。我心裡沒有底，於是就想拜訪費老，當面請教。在朋友的穿針引線下，居然費老答應見我們。一是喜出望外，二是終於得見大神。我記得是夏天，我們三人在中央民院門口約齊，費老住在中央民院二號樓。我們魚貫而入，費老住的房子很狹小，客廳應該不到十平米，一色舊傢具。費老個子之小令我稍稍吃驚，原以為做人類學的，至少要高大強壯一點才可以對付田野的不測。沒想到他不但個子矮小，而且肚子發福十分明顯，慈祥的面容配上發福的肚子，令我有見彌勒的聯想。我們三人事先誰都沒有見過費老，既不是同事，又不是朋友，事後想來真是有點兒造次，不過為了心中的疑問，也沒有多想禮數周到不周到。幸好前輩不棄，願意見我們。坐定之後，我們說了幾句客氣話，費老不健談，或許因為陌生，我只好把我的想法一本正經向費老解釋。令我意外的是費老不認同我的想法。他說，文學應該怎麼做怎麼研究，他了解不多。社會學卻是講事實，講經驗和數據的，你沒有辦法證明它們兩者是有聯繫的。文學與社會學的學科規範不同，怎麼能證明一般的社會文化和一個文學形象的關聯呢？在老人家眼裡，我的想法根本不上路。從費老家裡出來，我如同兜頭澆了一瓢冷水，頗受打擊。但我不斷咀嚼費老的話，慢慢體會出其中的道理。學科規範之間是有界限的，不同的問題應該循不同的途徑去解決。費老雖然不贊同我的信馬由韁，但他的話卻讓我日後受益良多，養成多付手眼，不同手眼對付不同問題。學術的切磋不是光讓人贊同你的意見。只有贊同，那是「唱和」；有開放的胸懷，就算從批評甚至挖苦中，你也能學到東西。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將閱讀魯迅的想法寫成了論文，題目記得好像是《阿Q與傳統文化》，發表在《魯迅研究》上。這是我第一篇像點樣子的學術論文。它當然是不成熟的。有一天，返所日在走廊上遇到了還不熟悉的劉再復。他主動跟我打招呼，說讀過我的那篇文章，讚揚我很有想法，還說歡迎我有空到他家聊聊。這給我很大鼓舞，古人說以文會友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學問是孤獨的，但又不遺世獨立。一面孤獨地尋找疑問的答案，一面因為想法而相互啟發，於是有了交流。從那以後我就和劉再復熟悉起來，常去他家聊天，見到各式各樣的人物。那時他的母親做得一手味道絕佳的炒福建年糕。幾乎每次談天說地，必有此好招待。劉再複比我年長十餘歲，對我來說他亦是師長亦是朋友。他家有許多外間沒有的港台書，我得以借閱，收益不少。後來我們一起合作寫書，當然那是後話了。
我在文學所整整十年，蘿蔔落在具體的坑叫做「近代文學研究室」，顧名思義就是研究鴉片戰爭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那一時段的文學。我讀過了一些如晚清四大小說雜誌和一些名家文集之後，找同研究室的長輩交流，常常令我有不得其門而入的感覺。他們的想法、使用的辭彙，我覺得老舊，沒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而他們一些駕輕就熟的治學路徑，不是不願意讓人追隨就是哪怕告訴你也覺得意思不大。與這些長輩接觸，令我覺得有被提防之感。我一位同所好友，被派去做一位老前輩的學術助手，長達數年，只讓他收發信函，跑跑雜事，從不與之討論學問。類似的不愉快使我想到，學問至少有一面與小農經濟其實很相似，學者人各畫地為牢，自耕自種。一旦種出一片自家園圃，自然對附近的彷徨者心生警覺。於是才有「鴛鴦綉出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的說法。學問一面是天下的「公器」，一面又是學者秘不示人的「法寶」。若是被當成此等「法寶」，其實學問也可以害人。我在文學所十年，看到被學問所害的人，所在多有。這種現象讓我備受挫折，年輕時仰慕學者教授的心態不說土崩瓦解至少也變得平常心了。幸好文學所里，沒有人指導我只能看什麼書，不能看什麼書。就算我歸屬在「近代文學研究室」，但讀古代、現代的書，讀外國書，也是沒有人來管。看起來自生自滅，缺乏前輩指點，有它的缺陷，但無形中天地廣闊，任由翱翔。每想起畢業前不知天高地厚去考研，與老三屆的高手競爭，幸而名落孫山，不被錄取，深感幸運和造物的垂顧，否則我可能還是一名教授卻不是今天的我，而教授不是我人生的目標。
我心生感激，喜歡讀書教書的生活，不是因為它可以為人師表，被稱作教授學者，可以桃李滿園，而是能滿足好奇心的驅使，能解答生活給我的疑問。儘管我的職業歲月都是在學術科研機構或大學度過的，我至今都沒有走上了「學術道路」的感覺。總之，學壇和人世間差不多吧，人間有的它也有。談到學問的第一義，似乎並無深奧。機緣巧合，能坐下來讀書，又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在旁，何愁做不出學問來。
本文原發表於中山大學中文系學生辦刊物《在水一方》，林崗教授授權人文筆記發表，未經許可，請勿轉載。歡迎關注人文筆記，好文慢讀，每周更新1～2期。圖片來源網路，在此致謝！
TAG:人文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