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之眼：我們如何書寫遠方的世界？
作者： [美] 瑪麗·路易斯·普拉特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原作名： Imperial Eyes :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作者簡介
瑪麗·路易斯·普拉特（圖片來自網路）
瑪麗·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紐約大學西葡語言文學教授，曾任斯坦福大學奧利芙·H.帕爾默人文學教授。早年在多倫多大學獲得現代語言文學學士學位，在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分校獲得語言學碩士學位，1975年在斯坦福大學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研究興趣廣泛，涉及拉丁美洲文學與社會、比較文學、 性別研究、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文化研究等諸多領域。2003年任現代語言協會主席。
分享者簡介
張洋，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7級博士生。
導 讀
《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是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和後殖民研究領域的一本經典著作，本書關注的核心問題，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歐洲人寫的關於非歐洲世界的旅行書寫，以何種方式為歐洲讀者生產歐洲以外的世界？如何為歐洲讀者生產流變的關於其自身的認知？如何通過旅行書寫來創造帝國秩序，並賦予其合法性？與此同時，非歐洲世界的寫作者，面對歐洲人對他們現實的書寫，又如何回應、修訂、拒絕乃至超越歐洲話語？
以上問題意識，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薩義德的「東方學」論述。在正式切入《帝國之眼》這本書之前，我們先簡要回顧東方學的理論脈絡，從中尋找到本書在後殖民學界的坐標定位。薩義德受到福柯解剖話語背後權力體制（regime）的啟發，將批判和解構的鋒芒指向文明間的權力關係。他以雄辯的語言指出，東方學家筆下的東方，並非真實的東方，而是被「東方化」的東方，是西方文明的他者：西方是主體，東方是客體；西方是意志，東方是表象；西方是陽剛、進取的男性，東方是柔弱、沉默的女性。
這些話語將東方描述成非理性的、墮落的、幼稚的、恆定不變的對象，東方人沒有自己的歷史（自黑格爾等西方啟蒙思想家看來，東方文明雖然綿延亘久，卻陷入周期性的重複迴環而無法實現線性的超越，因此便沒有動態意義上的「歷史」），也沒有能力表述自己，他們只有在西方啟蒙話語的光芒照射下，才能夠在世界舞台上顯現出自己的影像。這些東方學書寫，在客觀上為西方的全球殖民擴張提供了絕妙的修辭外衣，將殘酷血腥的原始積累過程包裹成播撒文明火種的啟蒙遠航，合法化了殖民歷史對東方文明根基的遮蔽和摧毀。在薩義德經典論斷的基礎之上，後殖民學界又相繼衍生出「自我東方主義」「逆向東方主義」乃至「西方主義」等更加複雜和綿密的理論構建，此處不一一贅述。
薩義德（圖片來自網路）
《東方學》（圖片來自網路）
薩義德的犀利洞見對西方文化界而言，不啻驚雷震響，掀起了波翻浪涌的後殖民批判思潮，同時也難免引發了很多批判。對薩義德的批判，可分為政治性批判和學術性批判兩類，前者指斥薩義德為伊斯蘭世界的恐怖襲擊運動背書，自屬求全之毀，後者則擊中了薩義德理論的部分軟肋，構成了對「批判之批判」。批評者認為，薩義德在批判霸權的同時，卻又採用了一種「修辭上的極權主義」（人類學家馬爾庫斯語），在批判西方人「本質化」東方的同時，卻又對東方學做了「本質化」的處理。薩義德筆下充滿先知似的斷語，例如「西方是主體，東方是客體」，鏗鏘有力的話語背後，是不容辯駁的批判姿態，這種姿態同時遮蔽了兩個層面的能動性：
首先是東方相對於西方的能動性，東方文明雖然長期處於西方的宰制之下，但並非任人宰割的魚肉，而是會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抗爭和協商；其次，東方學家也並非西方意識形態機器上的沉默螺絲，而是具有情感體驗和反思能力的主體，他們書寫東方，或出於對遙遠文明的嚮往，或出於對學術研究的熱忱，原因種種，不一而足，無法統攝在「為西方殖民張目」的鐵帽之下。此外，薩義德所論述的東方，僅局限於中東和南亞、北非一隅，對於更廣闊的非洲、拉丁美洲等殖民地缺少觀照，在揭露西方遮蔽東方的同時，卻忽視了「北方」對「南方」（Global South）的遮蔽。
回過頭來看《帝國之眼》這本書，可以發現作者正是延續了薩義德的理論取徑，並補充了東方學論述的理論盲點。本書將「眼」作為貫穿全書的象徵，強調看的權力，以及凝視、對視等不同觀看方式中所蘊含的微妙權力關係。她一方面藉助西葡語的專業背景，將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殖民書寫納入分析視野，另一方面著重考察西方旅行者群體內部的多元訴求以及殖民地精英和民眾對旅行書寫的反向塑造，亦即所謂「文化互化」的機制。
「NGC 7293」螺旋星雲，又名「上帝之眼」（圖片來自網路）
「
通過看，你可以察覺到很多東西——約吉·貝拉
在具體論述之前，我們首先了解作者所提煉出的方法論原則和關鍵概念（部分為作者在第一章中闡明，部分為筆者在閱讀全書後的補充和潤色）：
方法論
1. 帝國在塑造邊緣的同時，也在被邊緣所塑造，帝國依賴於他者才能了解自己。
2. 重要的歷史轉折改變了人們的經驗以及想像世界的方式，進而改變了書寫他者的方式。因此，作者在書中採用了沿歷史發展順序而線性展開的論述方式。
3. 旅行書寫並非一種孤立的文類，而是與其他形式的知識和表達不斷發生交錯。
關鍵概念
接觸地帶（contact zone）：時空分割的人們彼此接觸的空間，不同文化在此發生遭遇和衝突，表現為非對稱的支配與從屬關係。
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從屬群體對宗主國文化傳輸給他們的材料進行挑選和構建的方式。
反征服（anti-conquest）：歐洲白人男性資產階級主體將自己表徵為追求純粹知識的看客（seeing-man），有別於暴力性的殖民擴張。
自傳式人種志（autoethnography）：被殖民主體試圖回應宗主國表徵並與之對話而構建的文本，通常採用殖民者的術語來表徵自己，其讀者既包括宗主國民眾，又包括被殖民群體中的文化精英。
1735，故事的開端
「
詩歌很難再流行。每個人都已經開始假裝是幾何學家和物理學家·······文學正在我們眼前消失——伏爾泰《致西德維爾的信》1735年4月16日。
作者將1735年作為論述的開端，因為這一年發生了兩件歷史性事件，奠定了構建現代歐洲中心主義的意識基礎：
1
>>>一次國際探險
在法國領導下，歐洲發起一次重要的國際探險，由數學家戈丹和地理學家孔達米納帶隊，前往南美洲測量赤道線，試圖一勞永逸地確定地球的準確形狀。這次遠征在收穫科學發現的同時，也推動了旅行探險文學的流行，探險隊員們撰寫了《一次秘魯之航的簡略關係》《穿越南美內陸旅行簡述》《南美之航》《關於昆卡人民起義的信件》《基多金字塔史》《在南半球測量子午線的前三度》《地球的形狀》等一系列記錄旅行見聞的作品，其中戈丹夫人的探險事迹，更是在歐洲盛傳五十餘年，奠定了女性旅行探險傳說的敘事母題：
一位叫伊莎貝拉·奧多奈的上層社會秘魯人嫁給孔達米納探險隊員戈丹，與其生了四個孩子。她丈夫歷經艱辛到達卡宴，度過了十八年時間。在第四個孩子去世後，戈丹夫人決定在其親人和僕人的陪同下，動身翻越安第斯山脈，順亞馬孫河而下，尋找丈夫。這時，災難接踵而至：由於擔心染上天花，她的土著嚮導棄她們而去，同行所有的人，都因感染天花而受盡折磨死去。戈丹夫人神志不清地漫遊，獨自走到河邊，被劃獨木舟的土著人救起，帶到她丈夫身旁，此時她已經骨瘦如柴，頭髮變白。後來，戈丹夫人被丈夫一同帶回歐洲，她的探險事迹被譜寫下來，在歐洲盛傳五十餘年。
2
>>>《自然系統》出版
瑞典博物學家林奈在二十八歲時出版了《自然系統》，他根據地球上所有已知和未知的生物生殖器的特點對其分類，宣稱所有的植物都可以納入這種單一區別系統，包括當時歐洲人尚不知曉的任何植物。《自然系統》的出版，開啟了博物學建立全球體系的野心，以歐洲的經驗材料為藍本，構建普適性的理論框架，將非歐洲的生命形態從其多樣的原生土壤中抽離出來，重新嵌入到以歐洲為基礎的全球統一秩序中。
《自然系統》（圖片來自網路）
當歐洲人構建統一秩序的野心從自然科學擴散至人文社會科學時，就導致了民族志的興起。早期的民族志書寫，與殖民體系的全球擴張息息相關。人類學家將他者文明視為混沌未開的原始社會，將他者的人民均質化成一個面貌模糊的主語，將他者的社會固定在永恆的現在，使之變成有待改造的客體。但正如《莊子》所講的「七竅出而混沌死」的寓言，西方文明強行將自身秩序投射於他者的後果，往往是將非西方文明的古老生態連根摧毀。
反征服:互惠的幻象
儘管民族志書寫潛藏著改造非西方文明的實踐風險，但究其本質而言，仍是一種描述性範式，與帝國殖民者公然闡明的征服、轉化和奴役截然不同，屬於本書所談「反征服」的範疇。反征服的踐行者，在旅行書寫中努力營造自己天真無辜的探險家形象，但是在當時東西方之間極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之下，反征服與征服真的是涇渭分明嗎？我們不妨看一下南非桑人的故事：
桑人是南非的土著人種，在英國入侵後遭到圍剿。到18世紀末，桑人已經不再對殖民者構成威脅，成為被征服的民族。在英國殖民者的表徵中，桑人也不再以邪惡野蠻人的面目出現，而是被表現為溫和、天真、幼稚的受害者。在此情形下，一位英國外交官巴羅在與桑人奴隸接觸的過程中，被桑人勤奮、節儉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他希望看到桑人群體自然的生活狀態。但是當時桑人已經被驅逐到深山之中，要接觸桑人社群，只有入侵他們的領地。巴羅以觀看的名義，帶領一隊白人在夜間闖入桑人的游牧部落，他們此行本來無意傷害桑人，但是被桑人誤以為外來的侵略者，運用弓箭進行襲擊。這隊白人探險家在遭到弓箭襲擊後，被迫開槍自衛，情形於是變得不可收拾，最終導致了對桑人部落的屠殺。
南非桑人（圖片來自網路）
事件的作俑者巴羅，在撰寫回憶錄時充滿悔恨，他無法理解自己滿懷好意的舉動，為何會釀成如此惡果。另一名旅行者芒戈·帕克的故事，則說明了只有在相對平等的權力關係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達成互惠性的交往關係。
1797年，蘇格蘭人芒戈·帕克一行七人，為查明尼日河的河道，出發沿尼日河開展探險。帕克的行程開始不久，隊伍就遭遇疾疫來襲，只剩下帕克孤身一人倖存。帕克在途中遭遇土匪，被關押折磨一個月，獲釋後終於走到尼日河畔，後來在途中一群奴隸的施捨下，經歷一年半的跋涉終於返回到出發點。後來，帕克撰寫了《旅行》一書，記錄途中見聞，將個人歷險經驗譜寫成史詩性的敘事。
最有趣的，是書中記載的他在途中與當地土著人和奴隸進行交換的經歷，他向地方統治者饋贈歐洲商品，來換取生存和安全通道，他將衣服上的銅紐扣送給一位女性奴隸，感謝她的慈悲收留。事實上，商品並非唯一的交換場所，作為觀看非洲和非洲人的交換，帕克自己的身體也被當做風景和動物標本來考察。帕克經常被黑人女性包圍，「她們提出成千個問題，檢查我衣服的每個部位··，強迫我解開背心，露出我白色的皮膚，她們甚至數我的腳趾和手指，彷彿懷疑我是否真的是人。」
在這裡，歐洲旅行者與土著人形成了一種互惠性的對視關係，這種互惠性關係發展到極致，就是跨越種族的戀愛。18世紀晚期的旅行敘事中，大量出現了跨種族愛情故事，浪漫的愛情取代了殘酷的奴隸制，成為白人征服他者的方式，也使得歐洲人的霸權得到情感和社會紐帶的保證。
重構美洲與文化互化
1799年，亞歷山大·洪堡抵達南美，也開啟了歐洲殖民者旅行書寫的新篇章。在19世紀最初的三十年間，拉丁美洲經歷了民眾起義、外族入侵和獨立戰爭等眾多紛亂，洪堡關於赤道旅行的卷軼浩繁的著作，也在巴黎源源不斷流出，成為歐洲人認知南美的主要知識來源。
亞歷山大·洪堡（圖片來自網路）
作者在書中強調，在洪堡抵達美洲之前，早期西班牙傳教士與美洲土著知識分子的混雜文化已然構築起了美洲本位的意識形態。正如新聞記者在報道時往往受制於消息源網路的操縱，洪堡等來自歐洲的知識精英，在關於美洲的旅行書寫中呈現的知識，也不僅產生於旅行者的直接感性和觀察力，同時產生於旅行者受當地人指揮和管理的互動經驗。洪堡在美洲知識分子的引領下考察美洲遺迹，逐漸了解美洲獨特的知識傳統，並通過旅行書寫的中介，將這些異文化知識輸送回歐洲。
正是在這一時期，美洲迎來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浪潮，美洲本土知識分子嘗試建立一個獨立的、去殖民化的美洲社會，同時又要保持歐洲價值觀和白人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些自由主義者面臨強大保守勢力的阻撓，這些勢力雖然支持獨立，但反對諸如自由貿易、廢奴、世俗教育乃至共和主義的變遷。為了論證自身現代性計劃的正當性，美洲精英開始向歐洲學習，引入歐洲關於現代性的實踐知識。弔詭的是，美洲精英驚訝地發現，他們從歐洲引入的這些知識，相當一部分其實來自於他們的本土經驗。美洲的地方性知識經過歐洲旅行者的傳送，改頭換面變成嶄新的形式，又流轉回美洲本土（近似於杜贊奇所講的Circulatory history），以一種「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參與到美洲的現代性進程當中，為美洲精英的統治提供了合法化依據。
杜贊奇（圖片來自網路）
阿根廷作家戈里蒂在《作惡者別指望好報》中，講了一個故事，可以作為美洲知識流轉的文化寓言：
一名土著女性受一名秘魯軍官強姦所生下的女兒，被一位法國博物學家發現並收養。博物學家將她帶到法國，養育成一位法國女性。多年後，一個在巴黎上學的秘魯青年愛上她，與作為新娘的她一起返回秘魯·····。後來人們才發現，那位秘魯青年的父親，就是原來強姦年輕女子母親的秘魯軍官。
稍顯遺憾的是，作者對究竟哪些知識經歷了這種「出口轉內銷」進程，沒有詳細論述，讀來不夠解渴。作者反而從另一個角度，指出一段被遮蔽的歷史：美洲解放運動興起時所面臨的殖民主義、奴隸制、種植園等制度，在歐洲宗主國並無先例，美洲精英分子在實踐中想像出了一種全新的政治形態，亦即今天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國家公民意識。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所考證的那樣，與通常認為的從歐洲向非歐洲的文明擴散模式相反，現代民族國家的模型很大程度上是在美洲確定，並於19世紀輸送到歐洲，殖民地所創設的經驗回饋到宗主國的現代性實踐之中。基於上述論斷，作者得出一個略顯大膽的結論：18世紀80年代以來，歐洲受到美洲的影響，要大於歐洲施加於美洲的影響。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圖片來自網路）
《想像的共同體》
（圖片來自網路）
隨著美洲的獨立和發展，美洲精英不再滿足於充當旅行書寫的客體，他們也嘗試走出國門，考察世界上的其他地區。1845年，智利政治家薩米恩托被智利政府派去訪問歐洲和美國。面對昔日的宗主國，薩米恩托提供了來自邊緣者的漂流視角：「漂流是如此神聖和受尊敬的一件事情，以至於沒有人敢打斷它。漂流者有權探問任何地方，假如你停在牆上的一道裂縫前全神貫注地看著它，某個熱心人就會走過來，停下看你正在看什麼。」
薩米恩托對歐洲的旅行書寫，猶如洪堡美洲書寫的鏡像回視。薩米恩托在參觀巴黎的商店、植物園、博物館、畫廊、書店、飯店時流露的驚異目光，恰似洪堡第一次進入亞馬孫叢林和潘帕斯大草原時的好奇與錯愕。唯一的不同在於，作為弱勢一方，美洲精英在書寫歐洲時可以自由觀看，卻沒有能力去積累和掠奪。
薩米恩托（圖片來自網路）
在見識了歐洲的現代性經驗後，薩米恩托開始發自內心地嚮往歐洲，學習像歐洲人一樣思考，運用歐洲的標準來衡量自己與他者。當薩米恩托結束歐洲旅行前去北非參觀時，他彷彿經歷了文化休克，對當地的不適和不潔而感到憎惡，對當地人們用手吃飯的習俗感到無法理解。若干年後，薩米恩托成為了阿根廷總統，他在任上主持了一系列針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政策，倡導公共教育和從歐洲移民，以稀釋美洲「劣等低賤的遺傳」，嘗試以歐洲為範本改造美洲的「國民性」。
相比之下，另一位美洲旅行者——古巴作家卡彭鐵爾則在環遊世界之後，對拉丁美洲文化萌生了信心。他宣稱「拉丁美洲人回家，開始明白許多事情」，「拉丁美洲拖帶了三十個世紀的遺產，他的風格通過他自己歷史的展開成形。」卡彭鐵爾認為，當下的歐洲經歷了理性世俗化進程（即韋伯所謂之「祛魅化」）後，古典的歐洲精神已經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反倒是在美洲的通俗文化中，那些紮根於中世紀的實踐和信仰得以繼續繁榮興旺。諷刺的是，卡彭鐵爾竭力培植對美洲文化的自信，嘗試用去殖民化的眼睛來觀察自我與他者，然而他所推崇的美洲文化本真性，仍然依附於歐洲的古典文化之上，而不是基於美洲本土民族的文化遺產，在去殖民化的同時，又陷入再殖民化。
阿萊霍·卡彭鐵爾（圖片來自網路）
薩米恩托和卡彭鐵爾，作為19世紀美洲旅行者「開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雖然動機不同，態度各異，但都體現了殖民地知識精英「自我東方主義」的身份認同困境。他們浸潤於西方文化而習焉不察，習慣性地運用歐洲社會的標尺來衡量自身的發展，運用歐洲的視角來審視東西方之間的關係，他們無法從自身的文化土壤中找尋到獨立於歐洲傳統並能與之抗衡的思想資源，也無法在非歐洲的地區找尋到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參照範本。
這不只是薩米恩托和卡彭鐵爾的時代悲劇，也是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百餘年來孜孜苦求而無法擺脫的思想陰影。作者在書中查閱了大量材料，努力地在西方話語主導下為美洲和非洲尋找能動性和地方性，並且提煉出「文化互化」的理論表述，將被殖民地和殖民宗主國視作跨文化交往中平等互惠的個體。然而閱畢全書後，不得不說作者的努力非常艱難，相比於西方旅行書寫對殖民地的全方位、權威式的命名和歸類，殖民地精英受制於權力結構的籠罩，只能夠在特定情境中才能發揮局部的、微弱的能動性。
面向全球化:新的出發點
隨著二十世紀中葉以來興起的全球化與流動性浪潮，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權力宰制關係開始鬆動，在歐洲和北美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第三世界的流散(diaspora)社群存在。當西班牙政府面臨勞動力短缺危機和非洲移民大量湧入的衝擊時，開始邀請阿根廷人定居西班牙，前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被顛倒過來。
人們通過旅行故事向自己描述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不斷建構出關於他者和遠方的想像，藉助這些虛實之間的想像，努力思考推動本土社會變遷的可能性。大眾文化的繁榮和數字傳播技術的發展，更為旅行敘事的創作和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在國際上的眾多變化中，與我們自身最息息相關的，莫過於東亞崛起對後殖民世界格局的挑戰。那麼崛起中的東亞，如何處理殖民歷史留下的殘餘情感結構？如何看待自我與西方文明的關係？又如何看待自我與同屬第三世界的其他非西方地區的關係？我們能否超越「自我東方主義」或是「逆向東方主義」的狹隘文化心態，用一種開放、聯結、從他者出發的視野來觀照變動不居的世界？作者的論述「止於此」，我們的思考則應「始於斯」。
《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圖片來自網路）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一篇與本書同名並受到本書啟發的文章，《帝國之眼：次帝國與民族國家的文化想像》（收錄於陳光興. 《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以期為本書的理論思考提供一個來自本土的案例資源：
1994年，正值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的黃金時期，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推行向東南亞資本擴張的政策，台灣的知識分子雜誌《人間周刊》推出了一期《南向專輯》，楊照等五位知識分子撰寫文章為南向政策背書，將台灣作為南洋的中心，嘗試以台灣次帝國的眼睛來觀望世界，建構新的世界觀。左翼文化研究學者陳光興運用批判性話語分析考察這五篇文章，發現這種南進的嘗試實則是透過舊日本帝國的眼睛來張望周遭，是日本帝國主義文化想像的翻版。南進的文化話語以帝國霸權方案和台灣民族主義為統合原則，企圖收編集權制瓦解後的社會力量，將中國大陸建構成假想敵，掩蓋台灣內部的階級、性別、種族矛盾，其擴張的結果，只能是嵌入到美國主導的新殖民全球資本主義結構之中。
當年台灣的案例為我們提供了警示。當西方媒體乃至部分本土同胞都習慣於運用「朝貢體系」的傳統模式來認知和理解「一帶一路」的倡議時，當中國大眾文化中充滿著對於印度、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嘲諷、扭曲和誤讀時，我們更應當超越西方殖民歷史的轍痕，避免陷入排他性和自我中心的帝國心態，在不同文明之間尋找多元的參照系，「取鑒十面，八方安排」，使之「交光互影，重重映照」，用相互啟發、相互照亮的文化無影燈視角（無影燈的工作原理，即在於將數十道光源同時投向特定的區域，即可以將陰影的遮蔽降低至最小的限度），替代「上帝之眼」般的一燈獨照，在自由與開放的對話中通向對於世界的整體性理解。
本期編輯：何信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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