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之大廈將傾
歷史周期律
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三世而衰，五世而斬
對待歷史，我一直堅持需要說明當時的時代背景，才能去理解當時的人為什麼要這麼選擇。
公元1067年，英宗早逝，年僅18歲的趙頊接下了一片繁華卻暗潮湧動風雨飄搖的國家。
自此大宋已歷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世，似乎快要跳出歷史周期律，可真的是這樣的嗎？
積弊不堪的大宋朝廷
大宋承繼後周英主柴榮的氣勢，自太祖建國即南征北戰，收後蜀，滅北漢，征南唐。雖有契丹強敵，但能臣輩出，寇準力促真宗御駕親征，雖以檀淵之盟恥辱收場，但換取宋遼邊境百年和平，使得仁宗治下安心發展經濟貿易，國泰民安一片「祥和」。
如果不算英宗在位的五年光景，那趙頊應該大宋建國以來的第五世了。他正處壯年，怕是想立馬做出一番事業，青史留名。
然而安定的表象中藏著萬千暗流：
北宋自「燭影斧聲」，趙光義換得一席皇位後，為確立其繼承正統性及收買天下文人，太宗朝以後在政事上廣開門路，興文抑武，取士人數倍增。
這就導致官僚集團繁多冗餘，在軍事上收流民擴禁軍，在外交上負擔沉重的歲幣，導致國庫空虛財政赤字越發不可收拾。
仁宗朝雖政治清明，但取士人數日漸增長，軍需開支數不勝數，朝廷已經快要支撐不下去了。
有史最繁榮帝國的財政困境？
此時大家可能會問：當時的開封可以說是世界經濟中心，工商業與手工業傲視天下，朝廷怎麼會有經濟上的困境呢？
其實一部分的原因是官方在工商業貿易很難統計，稅收工作也比較難進行。
所以民分四等，士農工商。就是因為官方對流動性比較強的商人難以收稅，所以對農業與手工業的態度會比商業寬容太多，政策上的福利也會好很多。
更何況那個年代的鹽、鐵、酒、瓷器等都是被官方壟斷的，商業能交易產品的利潤都比較低。所以大部分商人做的事情也都是勞苦利微，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就比較低（壟斷商人除外）。
可就是由於商業加快了交易的頻率與財富的流通，這群商人對國家來講創造出的稅收卻是極大的一筆收入。
由於古代統計手法有限，在無很好的貿易稅收政策下，大宋朝廷不能有效拿到這筆救命的收入，每年入不敷出、國庫空虛、財政赤字的壓力壓在皇帝手中，偌大的大宋國飄搖將傾。
是「新政」還是「改革」？
北宋一朝定都開封，雖有黃河天險，但渡黃河後一馬平川，大遼騎兵將勢不可擋危及政權。
執政者永遠不應該把國家的安全建立在別的國家的仁慈上面。
神宗不允許，王安石也不答應。
那問題來了——北宋的安全命脈是哪裡？
幽雲十六州。
以宋遼多年交好的形式，宋取幽雲十六州不僅出師無名，也無可戰之師，征遼所需的巨額軍費更是無處可尋。
神宗親政不久，向群臣徵詢仁宗、英宗兩朝積弊。司馬光雖指出部分癥結所在，但是改革是需要承擔風險的，司馬光博古通今，自然知道美名與罵名均在一念之間。
文人「不居危牆之下」的風險規避思想讓他借修史之名推辭了神宗。
「國富」辯論
這裡簡單提一下為何司馬光認為改革需要承擔罵名的風險——
司馬光曾經針對「河朔地區水災救助」一事與王安石有過一段爭辯：
司馬認為，國庫財政緊張，需要開源節流，壓縮官僚的俸祿與獎賞。
王安石以為不然：國用不足的核心是無善於理財之人。
司馬的的確確是一位史學大師，他認為天下之財有限，理財即為取民之財用之於國：「你所說的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按照戶口，人頭數目盡情搜刮民財而已。百姓窮困，就會淪為盜賊，這不是國家之福。」（摘錄自《如果這是宋史》）
在那個年代，司馬光的這套說法完全不能找出任何問題。封建集權已歷近1200餘載，此種「理財」之法數不勝數，從漢武帝鑄「皮幣白金」搜刮民財到前車之鑒的唐玄宗時代的楊國忠「安史之亂」，均能佐證司馬光的「零和」思想。
王安石則故作神秘「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後續的對話我就不再贅述，大家可自行評判。
所以司馬光堅信的是「國富，要麼搜刮民財，要麼開源節流」，無論哪種手段都會得罪官或者民，會影響自己「道德楷模」的完美形象。
朝中上下無一人可用，便招王安石回朝。兩人秘定中興大計，一拍即合。
至此，國家的施政方針終於被領導階層確定下來了。
神宗從此將王荊公奉為老師，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被推行下去。
在《中國是部金融史》中，作者說道「一個王朝的覆滅，往往是從試圖逐漸變好開始」。
到底是雄才偉略的中興偉業？還是勞民傷財的千古罵名？
接下來的事件篇我會盡我所能，講述王安石時代的「熙寧變法」。
所有的歷史都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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