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一段被打撈回來的日子

胡發雲的小說《葛麻的1976—1978》令我想起一段被爆竹的炸裂聲和硝煙掩蓋的日子，這段史稱「大決戰」、「大轉折」、「第二次解放」的日子，實在包含了太多的傷心事和尷尬情，包含了太多說不清道不明、令人大費思考的東西。

文藝的諸多功能之一，是提供時代的精神畫卷，優秀的作家往往比社會科學家更深刻地洞察社會的實質，反映歷史的真相。他會捕捉在宏觀層面被忽視的細節，以更多的同情心和理解力觀察生活樣態和人際關係，刻畫永恆的人性遭遇特定境況時的變態與堅持，尤其通過人物的命運講述時代的故事。長期以來，中國作家在這方面的業績乏善可陳，《暴風驟雨》、《艷陽天》之類的宏大敘事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翻版，而在新時期冒出的大量描寫苦難歲月的作品中，我們讀到的多半是《大牆下的紅玉蘭》、《綠化樹》之類虛飾、矯情的東西，它們在力圖反映曾經有過的人生苦難和人性扭曲的同時，更暴露出作者精神和信念上無法治癒的創傷。幸好，我們偶爾還能讀到《故鄉天下黃花》、《活著》這樣的好小說。

1976至1978在中國當代史上，是一段非常特殊非常複雜的時期。一方面，人們感到全民族正從一場噩夢中醒來，從一場浩劫中脫身。另一方面，歷史的巨大慣性使得從上到下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不可能馬上改弦更張。人們歡呼「第二次解放」，但事實證明，要從文革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中徹底解放，二、三十年的時間都不夠；人們宣稱新時期、新氣象，但總的方針還是「抓綱治國」。確實，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上上下下都習慣於用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待問題、解決矛盾。總之，左的那一套該結束了，但人們仍以左的方式來結束。《葛麻的1976--1978》描述的就是這個自相矛盾的時期發生的悲劇。這個時期是那麼微妙複雜，它包含的信息驚人地豐富，難怪幾乎沒有作品講述這一時段的故事。一不小心，寫作者就會暴露自己理解力和方向感的欠缺。但是胡發雲卻在這一片幽暗的歷史密林中從容自如地穿行。我想，他依靠的是一種既難得又簡單的品質：忠於生活。

小說主人公葛麻是一個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翻砂工，生活對他而言是一個接一個的不公與屈辱。大躍進失敗後，工業戰線上興起精簡下鄉浪潮，他被人調包而遣送農村。返廠之後，收入太低，想讓老婆進待遇稍好的五七連，卻只見一個個有關係的人如願，自己的請求被三言兩語打發。當他被廠方以合法理由壓制報復岌岌可危時，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和「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最高指示。葛麻背水一戰、鋌而走險，揭發廠長偷木料，是「正在走的走資派」。革命的總體形勢使楊廠長之流困窘了一陣，但和每次政治運動一樣，革命與反革命的解釋權掌握在當官的手裡。葛麻反而被扣上「右傾翻案」、「『四人幫』爪牙」的罪名，他的下場是長期關押和一場接一場的批判鬥爭。

讀這篇小說，我驚異於作者對那段空前複雜、波譎雲詭的歷史的理解與把握，這是中外許多歷史學家和文革專家都未能做到的。文革的最顯著特徵是群眾起來造各級領導的反，許多人知道，工農群眾的造反與青年學生有很大區別，他們沒有多少理想主義，多半為實利而鬥爭。但是，專家學者們難於解釋，既然為實際利益驅動，為什麼工農群眾也有「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不怕打擊鎮壓的壯舉，為什麼他們能為「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而令行禁止？此外，既然一直說工農群眾有最淳樸的階級感情，最容易成為領導的馴服工具，那麼他們在運動中如山火般迸發的造反熱情又該如何解釋？

看得出來，作者曾經真正經歷過那段歷史，而且事後對其前因後果有深入思考。與文革時的宣傳不同，中國社會並不是古今中外最美好的，社會公正問題並沒有解決，幹群關係是最尖銳的社會矛盾：掌權者不是公僕，工農群眾不是國家的主人。毛澤東主席提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荒謬的，但群眾並不是在「路線鬥爭」的高度上理解這個概念，他們從自己的切身利益出發，以對不公正的憤懣和反抗去取代填充那空洞虛假的內涵。於是，文革中工農群眾的造反成了一種個人利益與政治理想完美結合的怪胎。只有在這個背景的觀照之下，我們才能理解小說中葛麻、怪物劉等工人師傅的個人利害盤算與正義衝動既矛盾又自然的舉動。

葛麻這類小人物的可悲之處在於，為個人利益拚死一搏也罷，為公平正義奮不顧身也罷，以「最高指示」拉大旗作虎皮興風作浪也罷，他們說到底不過是文革發動者的走卒和炮灰，不過是掌權者的刀下魚肉和盤中小菜。如果他們過分相信「正義必勝」和「革命路線必勝」之類的說法，等待他們的只能是滅頂之災。

《葛麻的1976--1978》不但在把握時代的本質和特徵方面十分到位，在敘事手法方面也頗有特色與功力。有人也許會覺得小說情節進展緩慢，敘述過分枝蔓牽連。小說前五分之一的篇幅用在描繪文革前包圍著主人公的生活環境與社會心態，直到三分之一之後，才進入描述葛麻在1976至1978年間的遭遇。實際上，作者是在耐心細緻地清除歷史蒙上的塵垢，以自然的筆觸恢復生活的本色。作者對於「革命的劊子手」——保衛科許科長，對於號稱「契卡樓」的審訊、關押群眾的「二號小院」，對於批鬥會上告密者的登台亮相和驚人表演，有詳盡的、表面不動聲色而實際上令人心驚肉跳的描述，沒有那一段經歷的讀者據此可知，一代人是從什麼樣的非人境遇中過來的，我們應該作出何等努力，徹底告別那不堪回首的日子。

這篇小說不但打撈出一段在人們記憶中殘缺不全的時光，被彩漆塗抹走樣的歷史，而且向我們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如何爭取社會公正？正如葛麻所說，與今日腐敗分子相比，當年楊廠長偷一車木材算什麼呢，不過兩餐飯錢而已。但問題是，那些以權謀私者真的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嗎？解決社會公正問題是不是要像文革那樣「堅持社會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對某些文藝工作者來說，文革中焚書坑儒、冤獄遍地、全國內戰、血流成河算不得什麼，文革是實現理想、公正社會的悲壯嘗試。面對今日中國的貧富差距，他們呼喚切·格瓦拉那樣的反資本主義英雄。如果今日中國精神產品的生產者還停留在當年葛麻的思想水平，一心想靠「打走資派」解決問題，那中國人吸取經驗教訓，向文明進化的能力是否太低了？難道中國人的命運，只能是一方肆無忌憚縱慾聚斂，另一方盲動造反的對抗與循環？難道我們註定了沒有比葛麻更好的出路？

【來源:《東方》2002年第12期 文/徐友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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