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賦值——先秦至西漢宗教名山序列的人文空間構想與實踐

撰文 |

杜爽，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景觀學系在讀博士研究生

韓鋒*，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景觀學系系主任，教授

宗教山嶽作為中國風景的傑出代表類型之一，在世界遺產文化景觀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先秦至西漢年間的宗教名山發展對於後期山水勝景的進一步開發和利用具有定向意義。本文以ArcGIS為工具，在歷史疆域尺度上試圖還原先秦與西漢年間個體自然山嶽躍升為宗教名山四大序列的歷史過程，釐清景觀體系形成的原因，深入挖掘這一歷史時期宗教名山物質空間網路關聯的非物質社會文化內涵，以期通過對宗教名山體系斷代史的研究，為當下構建名山風景區體系做有益的基礎理論探索。

1 自然本質：以「山」、「名山」、「鎮」 等概念釋讀為中心

「國必依山川」。古來多談河流對文明的貢獻，實際上山嶽與中國文明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山地約佔我國陸地國土空間的46.5%，地理條件決定了祖先多依山而居，接受山嶽給予的自然供養。在文化草昧時期，上古人從營窟造穴的山居到「陵阪耕田」的山耕，經歷了相當長的山麓文化時代(圖1)。山嶽自古就承載了華夏民族對自然、宇宙和自身的豐富認知，古代中國的神話傳說和考古學材料中有大量關於「山」、「名山」、「鎮」的記載。從中可見，初始山嶽僅僅是具有樸素自然本意的自然實在，然而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後世不斷向自然山注輸主觀意義，方才實現了其文化意義的延展。

▲圖1 原始社會遺址與山脈的地理關係

2 人文構想下的宗教名山四大序列

先秦至西漢的四岳與五嶽、崑崙與蓬萊仙山、秦十二山體系和漢「名山八列」體系的開發肇端於先人對山嶽的自然崇拜和祭祀，雖囿於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並未進行大規模的景觀營建，但不同文化族群仍以宏觀自然環境為基底展開了人文空間構想和實踐。殷人將山嶽作為與帝溝通的媒介，以期求雨求年。上古「四岳」或作為中央集權國家體制尚未形成前而施行的封建制度下設定的官職，抑或是姜呂族裔的代稱，其初始概念都並非是五嶽的「五分之四」；隨著戰國五行學說的流布，催生了與象徵天下一統相對應的自然思考——五嶽。自秦起，五嶽從概念走向封禪實踐。同時，秦代兼顧東西的十二山是對天下自然山嶽進行擇摘後，進而抽象擬定的理想化的國家宗教祭祀山嶽空間格局。漢初「承秦立漢」山川祭禮「如故」，為武帝時期封禪求仙和名山祭祀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礎。深諳武帝心理的方士公孫卿憑藉一己之力構建了「天下八名山」體系。崑崙與蓬萊神話對後世審美藝術思維下的景觀摹寫具有重要意義。

▲圖2 古籍中輯錄的五嶽地望

▲圖3 崑崙與蓬萊神話中的山嶽意象與整體意境關係

▲圖4 秦代十二山體系

▲圖5 漢武帝時「天下名山八」體系

3 作為社會文化過程的先秦至西漢宗教名山序列

先秦至西漢年間形成的宗教名山四大序列體現了人類如何將自身價值觀通過社會實踐將物質性自然世界編織到精神性文化網路中的過程。社會和文化因素對建構虛實相生的中國早期宗教名山序列具有強大的形塑作用。

首先，它們是早期宗教哲學思想的展現。殷時形成了以帝、天為核心的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山嶽崇拜作為輔翼的宗教體系，彼時的山嶽祭祀主要是為農事活動祈福，關注的是現實人生問題。陰陽、五行推動了五嶽的確立，神仙學說構建的彼岸仙山樂園始自齊威、宣、燕昭，更令秦始皇及漢武帝心馳神往，孜孜不倦地進行求仙活動。漢初，上層權力在社會背景使然的客觀環境下對老莊思想與黃老學說的青睞，使封禪祭禮與宗教名山發展一度廢置不前。

其次，宗教名山等級秩序觀念的形成和宗教名山祭禮中的組織活動儀式均是禮制指向下對自然施加的影響。周代，山嶽祭祀作為禮儀和道德規訓的中介，反映了一種權力關係網路，形塑了天子、諸侯與大夫的等級區別。禮制與宗教名山的關係不是單向地於自然山嶽注入宗教禮法的觀念，而是自然山嶽躍升為宗教名山後成為政治象徵，反向約束政治的關係。

另外，數目觀念對於名山數目的確立，具有潛在的支配作用。「四」、「五」、「十二」都具有相當的文化意義。在數思維的支配下，秦代建立了暗含了政治意義和人文用意的中國山川地理格局，輔佐大一統政治。

最後，政治格局、民族越遷、國都遷移、領土權屬改易等地緣政治也深刻影響著宗教名山的空間狀態。總之，透過作為文化構成觀念和歷史記錄的宗教名山，可以見微知著地探知先秦至西漢的政治格局與社會背景之間錯綜的複合聯繫，為宗教名山空間的整體保護提供歷史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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