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名士的放達超脫我們學不來

原標題：魏晉名士的放達超脫我們學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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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培山

漢末亂世，奸雄並起，士人性命危如累卵。曹操當初破壞固有道德，唯才是舉，等到削平群雄，則大肆酷殺士人。孔融之死，或許可說是他一再非議曹操的政策所致，而荀彧原是其重要的謀臣，因為反對曹操加九錫而受迫害而死，楊修則因結黨於曹植而被殺。這樣的變詐無情，曹氏乃至後來的司馬氏是一以貫之的，所以說：「爾後之世，遂權詐迭進，奸逆萌生，司馬懿之竊寺，曹操所用之權術實有以啟示之」。

曹丕即位以後，又殺丁儀、丁廙兩兄弟，以剪除曹植的黨羽。而後，司馬懿代表豪強世族，逐漸佔據政治之主導地位，在這過程中，就伴隨著腥風血雨：

二四九年，殺曹爽、何晏、桓范、鄧颺。

二五一年，殺王凌等。

二五四年，殺夏侯玄、李豐、廢齊王曹芳。

二五八年，殺諸葛誕等。

二六零年，殺高貴鄉公曹髦。

二六二年，殺嵇康等。

……

當年，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魏晉名士們，在其活動的主要時期，就是這樣伴隨著一次次的殺戮，而為政者的殘忍更是令千載以後的人們猶覺膽顫。

曹操曾徵辟司馬懿為掾佐，司馬懿假託有病，說是不能起身了。「宣帝初辟魏武之令，托以風癉，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後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晉書·宣穆張皇后傳》記載說：司馬懿的夫人張春華親手殺了這個婢女。

司馬昭也奉行曹操「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宗旨，據《魏氏春秋》記載，「鄭小同，在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向見吾疏乎？』答曰：『吾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奸雄的心意是相通的，而手段也是一樣的陰險而酷烈。《晉書·宣帝紀》記載：帝內忌而外寬，猜忌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雲。

高平陵之變，殺曹爽、何晏之時，「同日斬戮，名士減半」。這樣的局勢中，士人政爭，少有瓦全，何晏之後，又有夏侯玄、李豐。李豐謀劃著要以夏侯玄輔政，以取代司馬師，事泄均被滅了三族。夏侯玄、李豐都是當時的名士，《世說新語·容止》記載夏侯玄、李豐是「時人目太初朗如日月之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夏侯玄當年與何晏、司馬師一塊共談玄旨的時候，他就早已體察到司馬氏的用心了。司馬懿死後，有人對夏侯玄說你「無復憂矣」，夏侯玄卻回答說：「司馬懿尚能以通家少年待我，師與昭決不會容我啊！」

俗話說：名士察慧。在此情形下，除黨於司馬氏之外，似乎只有依附一條路了，否則如嵇康，最終會被殺掉的。鍾會就對司馬昭說過：「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還說是「康等言論放蕩，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 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如果有人敢不給皇帝幹活為其所用，就是自絕於天下，砍頭滅門是一點都不過分的。在古代，如果說出富貴如雲煙、為糞土的話，根本不把爵祿當作寶貝，是非常危險的言行，在皇帝們眼裡就是危險人物。韓非子就曾經出主意說，把爵祿拋在一邊，也就等於把君主拋在一邊了，脫離了控制，是相當惡劣的，必須對這些人施以刑罰，最好是滅身。

殘酷的殺戮把士人嚇住了，看來，當時的士人，只好依順司馬氏了。在依附的名士中，以李喜的話最見其中的曲折。《世說新語·言語》中記載：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據《晉書·向秀傳》中記載：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猖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司馬昭在殺了嵇康以後，還要威逼向秀吞下這枚「苦果」，他洋洋得意地奚落向秀：「你以前不是要隱居嗎，怎麼不學人去採薇了呢？」向秀為保命計，只得順其意說：「像巢父和許由這樣的人，並不了解堯帝求賢若渴的用心，所以隱居的生活並不值得羨慕。」但他內心中真的是這樣認為的嗎？在強權之下的生命，就像浮塵一樣輕忽。向秀不得已順應朝廷威逼拉攏而出仕後，先後任散騎侍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職，但「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選擇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極無為……

《晉書·阮籍傳》記載：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世說新語·任誕》說阮籍「胸中壘塊，故需酒澆之」。

後人也學竹林七賢的狂放，他們仰慕竹林名士的放達，卻沒有七賢的懷抱與理想，所以只能東施效顰，徒具行跡，他們哪裡知道其胸中的「壘塊」呢？！對此，東晉戴逵評論道：「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本無玄心，為狂放而狂放，不過是為自己的縱慾恣意找借口罷了。

阮籍的飲酒是全身的手段，「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而皆以酣醉獲免」。此外，他就是談玄，不及時世了。司馬昭曾說：「天下之至慎者，具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其實，司馬昭也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瞎扯淡，人家敢說嗎？！敢評論嗎？！

於是，士人們在依違之間，便只有一條路了，那就是——放達以超脫世間的路了，這便是以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為代表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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