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迎合到退避：港式合拍片如何改寫？

第37屆香港金像獎入圍名單中，《明月幾時有》獲得11項提名，成為今年最被看好的影片之一。該片首映於北京時間2017年7月1日，據稱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的獻禮片，但在香港本土，則有聲音指該片為「紅色主旋律電影」。

從內容上看，該片以上世紀40年代香港淪陷為背景，講述了在日軍佔領下平民英雄的覺醒和抗爭，確實是主旋律題材。但如果就此將其稱為「紅色主旋律電影」，則未免不公。導演許鞍華絕非簡單地把它當成「獻禮片」來製作，而是用極大的心力對題材進行轉化。最終影片雖符合主旋律的要求，但其中的本土意識和人情人性被突出放大，既形成了獨特的美學風格，也為港式合拍片開闢了一條新路。

《明月幾時有》雖然以「東江縱隊」在香港淪陷期間開展地下工作的事迹為藍本，但並不像多數抗日影片一樣，著重表現抗日英雄的勇猛無畏和日軍的殘暴無情。影片用了不少情節表現劉黑仔的機智勇敢，但其中透露的也更多是少年英氣，而非政治覺悟。從方蘭身上，我們雖然能夠感受到她的大局觀念，但更突出的還是她大膽爽真的性格。影片中幾乎沒有激烈的打鬥場面，也沒有高調的情感渲染，有的只是隱忍克制與靜水深流。

許鞍華將敘事的重心放在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香港普通市民身上，展現他們在淪陷期間如何隱忍而有尊嚴地生活，在恐懼與不安的同時又是如何堅毅地與敵人展開鬥爭，即使犧牲了也沒有慷慨悲歌，只是從容自然。

其中塑造最立體也最鮮活的人物或許是方蘭的母親，她的形象經過許多層次的轉變：一出場她給觀眾的印象並不好，自私自利，為求自保不敢出頭；得知女兒參加地下工作後，先是以「打日本仔要有力」試圖勸阻，待到女兒心意已決，雖然心裡擔憂，但還是告誡她「死不要緊，不要連累隊友」；直到她一方面為了幫助女兒，一方面也因為支持抗日，漸漸參與傳遞情報，並在一次任務中不幸被捕；雖受盡折磨，但她始終保守秘密、保護隊友，最後從容赴死，留下一句頗有意味的遺言：「對不起，是我連累了你。」

這一形象的豐富性，讓人們看到了普通香港市民究竟為何選擇抗爭，以及最終為此做出了怎樣的犧牲——她是無數平民英雄的代表。

在影片中，無論是富商文士還是販夫走卒，無論是老嫗少婦還是青年孩童，都在為抗戰而努力和付出。甚至身在敵營被責以「汗奸」的一些憲兵隊員，察覺地下工作者的舉動也選擇「高抬貴手」。這種全民互助，默默為功的情景，與傳統突顯個別抗日英雄的形象有諸多不同。

之所以選擇從這樣的角度來講述香港抗戰史，或許是因為許鞍華並不想要在「紅色主旋律」的框架下，將香港地下抗爭的故事裁剪為民族大抗戰的一段「和聲」。相比於高喊愛國口號和迎著炮火衝鋒，她更中意或者更擅長於表現人們在動蕩時局中如何小心翼翼、守望相助。

因為沒有激烈的鬥爭和犧牲，影片將抗爭日常化，融入香港市民的生活場景之中，其效果是使國族觀念被淡化，而使人情人性得以突顯。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許是日本憲兵隊長山口大佐的形象，這位影片中代表日軍佔領者的人物，竟是一位喜歡中國詩詞的儒將，經常和李錦榮飲酒談詩。其憲兵隊的布置更像是一家企業的公辦室，而不是捕殺反抗者的組織。更重要的，他是一位重友情的人，當得知李錦榮的卧底身份之後，他說出了那句「這不是日本和支那之間的事，是我和你之間的事」，他憤怒的是友情的背叛，而不是國家的敵對。

分析片中人物走向抗爭的原因或者說目的，也許更能佐證這一點。方蘭之所以參加革命，起因是一次偶然的機會參與到營救茅盾夫婦的行動中，而茅盾是她所崇拜的大作家，且是她的房客，一切如此自然。方蘭的母親則完全是因為女兒參與了游擊隊。李錦榮一開始與方蘭分手，其實是因為要潛伏到憲兵隊充當卧底，但當山口要他七步成詩的危機時刻，他吟出的卻是一首愛情詩；得知方蘭母親被捕後，他冒險去通知方蘭，說明他始終放不下的還是她。當然，劉黑仔的角色代表的是東江縱隊，但有意思的是，片中對他參加革命的背景並未交代。因此，影片里並不是沒有黨組織，只是這種組織的作用已被極度簡化。

影片最後，方蘭與劉黑仔告別，與此前茅盾與她告別時一樣，說的是「勝利後再見」。「勝利後再見」和片名「明月幾時有」（Our Time Will Come）表達的其實是同一種期盼，即戰火硝煙的結束，常識常情的回歸。

作為反襯，許鞍華還特意也略帶突兀地在影片中安排了一場婚禮，然後被突如其來的轟炸擾亂。同時也用了頗多畫面呈現方家母女的飲食。婚姻和飲食是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象徵，而這一切皆因日軍佔領而被打亂，這種不正常的生活狀態，才是迫使香港市民暗中團結，集體反抗的根本原因。至此，許鞍華已經在「紅色主旋律」的框架下，對這一段香港抗戰史進行了改寫——或許稱為還原更合適，以至於被一些香港本土媒體稱為「暗渡陳倉」。

但這樣一種「正言若反」的改編方式被證明是有效的，至少在美學上是對既有框架的勇敢突破。正如紀錄片研究者和策展人蔡倩怡所分析的，香港導演與中國內地合作拍片十餘年來，已經基本形成幾種模式：第一種是城市化、小資化，捕捉城市生活，以陳可辛與曾國祥為代表。第二種是好萊塢化，以娛樂消解政治，典型的如徐克和林超賢。第三種則是人文化，以人的角度出發，在大時代下關懷個人的命運，塑造個體意識的人，而非集體，許鞍華就是個中出色的代表。

《明月幾時有》這樣的處理方式是不是更接近於歷史的真實？也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斷。但至少影片以罕見的文化擔當和出色的美學表現提出了這一問題，而它也值得人們以更多的思考與實踐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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