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大人物商鞅：變法之外的「懊悔故事」——《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50）大人物商鞅：變法之外的「懊悔故事」——《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按照中國歷史傳統，類似商鞅這樣的歷史大人物出場，司馬遷們往往都會為他做些特殊鋪墊，以渲染他的與眾不同。

所以，關於商鞅的歷史大劇的開頭是這樣的：

商鞅原來魏國國相公孫痤手下工作。這位公孫痤在魏國中常常扮演重要的配角。在有關「戰神」吳起的故事中，這位公孫痤顯然扮演的是一個奸臣和小人的角色。是他忌妒吳起的才華，才想辦法趕走了吳起，使吳起出走到了楚國；而在商鞅的劇目中，彌留之際的公孫痤再次擔當一個忠於國家、先國後臣的忠直角色：他在將死之際把商鞅推薦給魏惠王，說商鞅是一位治國奇才，要麼重用他，要麼殺了他。但魏惠王卻認為公孫痤這是臨死前的胡言亂語，沒有採納公孫痤的建議。後來，公孫痤又以上級的身份警告商鞅，讓他趕緊離開魏國。但商鞅卻認為，既然魏王不重用他，也就不會殺了他。所以，他依然在魏國安然等待著人生的轉折和命運的垂青。

史載公孫痤死後不久，商鞅聽到了秦孝公發布「求賢令」的消息。於是，他毫不猶豫地「打起背包就出發」，帶上他的老師李俚主持編寫的《法經》，離開了魏國，前往秦國尋求他的人生夢想了。

而後來，既沒有重用又沒有殺死商鞅的魏惠王確實為他的「無知」懊悔不已：

因為，就是這個商鞅，不但以秦國將領身份多次率軍打敗魏國，更令人憤恨的是，在魏軍大敗於馬陵的第二年，商鞅絲毫不念起當年魏國收容他的舊恩，反而建議秦孝公趁魏國大傷元氣的時候，率大軍伐魏。早就做好了準備的秦孝公當然「以為然」，並派商鞅親自帶兵伐魏。當時，魏國領兵迎戰的是公子卬。商鞅從前在魏國的時候和這個公子卬關係很好，於是商鞅就借口這種關係以談判為名，邀請公子卬相見，公子卬輕信而去，結果被商鞅抓住，同時偷襲他的大軍，致使魏軍再次全軍覆沒。魏國受此打擊，國力從此大為削弱，被嚇破了膽的魏王只好將魏國河西之地獻給秦國以求和，同時將國都從安邑遷到大梁。可以想見，此時的魏惠王一定萬分懊悔當初沒聽從公叔痤的建議，然，悔之晚矣！

商鞅因此大功而被封為列侯，領有於、商十五邑，號商君。

當然，人生難免懊悔事。即便智慧如商鞅，在他的人生處於窮途末路之時，也會後悔自己的一些做法。

比如，在變法之初，為了讓大家施行的法令，他做了兩件被載入史冊的大事：

一是徙木立信，以行法令。讓老百姓相信他商鞅說一不二。

二是太子犯法，與民同罪。在太子犯法的情況下，商鞅選擇了重罰太子師傅公孫賈、公子虔二人，以在天下樹立法律的權威。但是，這件事卻使他得罪了未來的秦惠王。當然，新法從總體上也觸犯了諸多秦國宗室貴戚的「核心利益」，因此他們和秦惠王一起，都對商鞅抱有怨恨之心。

然而，因為有秦孝公這個後台大老闆「照著」，商鞅在秦國一直平安無事。

而且，商鞅還自恃有大功於秦，不但大肆斂財致富，而且生活奢侈。據說商鞅每次出門都非常講究，「前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只要缺少了一樣，他就不出門。

有一位智者趙良顯然看到了商鞅所處的危險。他面見商鞅，指出他「危若朝露」，「亡可翹足而待」，並且給他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議，但商鞅不以為意，拒絕了趙良的良言相勸。後來的形勢如趙良所料，秦孝公一死，商鞅的死期也就到了。太子即位後，當年被商鞅施刑的公子虔等人就誣告商鞅想造反，秦王立即派人抓捕他。此時的商鞅才慌了神，倉皇出逃，逃到某處時，想在客舍里暫避一下，但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規定：「舍人無驗者坐之」——他亮出自己的身份肯定要被抓，他不亮出身份舍人不敢收留他。商鞅意識到自己制定的法令使他失去了逃生之機。無奈之下，商鞅就近逃奔魏國，魏國人正恨他曾經欺騙公子卬、使陰招打敗魏國的不義之行，不但拒絕他進入魏國，而且禁止他通過魏國到別國去，最後把他驅逐回了秦國。

走投無路的商鞅只好回到他的封邑，企圖徵發封邑內的士兵北上進攻鄭國，以此殺出一條生路。可惜，又是他制訂的「軍功爵制」打造的「銳不可擋」的秦國軍隊，很快擊潰了他臨時拼湊的軍隊，他最終在鄭國的黽池被秦軍殺死。這還不算完，秦惠王還以造反之名把商鞅的屍體處以車裂之刑示眾，並且對商鞅家族實施了「族滅」。

博按：商君本有大功於秦，以今觀之，若無商君之法，則秦之日益強大並漸次統一華夏，很可能將成為泡影，是以商鞅亦有大功於華夏之統一。然而，大秦帝國以風捲殘雲之勢滅亡了六國，又因為嚴酷的刑法逼迫陳勝、吳廣和項羽、劉邦們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大秦的暴政。中國第一個大統一王朝，就這樣在成也商君之法敗也商君之法的歷史悲嘆中成為遠逝的短暫背影，讓今天的我們不勝唏噓。

然而，商君之法留給中華歷史的，並不僅僅是秦帝國速亡的慘痛教訓，更給以後的歷代王朝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留下了幾千年揮之不去的歷史後遺症或曰「政治基因」。自秦以後，歷代王朝除了少數幾位有為明君之外，大部分的朝代，要麼重農輕商，要麼嚴刑酷法，要麼愚民昧民，要麼監守自盜，要麼閉關鎖國，其中無不是「借鑒」於「商君之法」的「成功實踐」。而這些朝代的統治者往往只看到了「商君之法」給秦國帶來的短暫的強大，卻看不到其反人類、反發展的消極一面，看不到民眾的不可蒙蔽性和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於是乎，在商君之法的各色旗幟下，一個個朝代轟轟烈烈地建立起來了，一個個朝代又凄凄切切地消亡了，而中華文明的健康發展之路，正是在這樣興衰循環、王朝更替、痛苦掙扎中一次次失去了正確的方向，一次次沉淪於外族的入侵和欺凌，一次次走進了無法自拔的歷史怪圈，直到近代以來，雖經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後繼的血薦軒轅式的探索，然而終因歷史的包袱過於沉重而漸漸沒入了人類文明的地平線之下，至今未能重新振作起來。而作為歷史上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的只能認識到法制興邦的表象，而不知在中央集權體制之下法制的虛偽本質，而且他更不知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奢侈而不知自守，功成而不知身退，必須導致身裂家滅的悲劇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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