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經濟學家鞠建東：5年後中國經濟趕上美國

中美貿易爭端問題從3月23日到今天已經有兩周時間，所以是倉促發生的一個事情，雖然有很清楚的一個歷史連貫性。

我把3月23日開始的事件定義為第一階段，即特朗普發難階段，是個突然襲擊事件；之後會是一個討價還價談判的階段。既然是一個突然發生的事情，所以大家應對的時候難免準備不足。需要說明的是，這不僅僅是個學術問題，分析起來難免有個人判斷，比如有主站派、主和派，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也有利於看清楚這個問題。

我想把這個問題分成五個方面來論述：

一、「一個中心」，即以發展中國高科技產業為中心

一說到以發展中國高科技產業為中心，我們學貿易的學者立即就覺得這種研究我不會做了，為什麼？絕大部分研究貿易爭端的文獻，比如說最優關稅問題等，都是靜態的，但是這次中美貿易爭端的核心是增長問題，是高科技行業發展問題。因此現有的文獻必須做很大的突破，框架上的突破。

我覺得從三個方面去說。這次中美貿易爭端實際上有三個大的背景。第一個背景是全球化的變化；第二個是中美關係的不同階段；第三個背景是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在這三個背景下面我們去分析中美貿易的爭端，它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既有短期目標，比如說特朗普中期選舉；但是同時也有長期目標和戰略性目標，比如說實際上美中關係的調整從2000年就開始，小布希總統上台之後就開始考慮。小布希總統上台就提出，中美之間不是戰略合作者，而是戰略競爭者。但是小布希總統上台之後很快就發生了「911事件」，之後美國政府的態度又轉向認為中美是戰略合作者。

美國政府從2010年左右的時候，有過很嚴肅的討論，比如奧巴馬政府對中美關係的定位，通過建立TPP來實現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通過主導貿易規則和制定製度，與中國競爭。最近特朗普總統上台，又提到中美貿易關係問題。可以看出，美國對中美貿易的認識本身有很清晰的意識引領。之所以我說這次是突發事件，只是因為特朗普總統的行為方式問題和這次事件發生的時間。美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調整在美國社會是有長期的民意基礎的，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講貿易爭端比我們所看到的更加深刻。

（1）全球化的結構性變化

從全球貿易格局來看，2012年前是「舊常態」，即「高速增長，美國核心，中國驅動」。全球貿易格局依然是以美國為核心，但是以中國為驅動力，中國大規模低成本勞動力湧入世界市場，從相當大程度上改變了全球貿易格局，每年平均7.6%的貿易增速，甚至高於GDP增長的速度，從八十年代持續了近30多年的增長。但是2012年之後，進入了新時代，整個全球貿易增速減緩，並且全球貿易也不再是美國主導，已經形成美國、中國和歐盟三足鼎立的局面，北美價值鏈、歐洲價值鏈和亞洲價值鏈已經初步形成，二次大戰以後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治理結構發生變化。這是第一個重要的變化。

新的全球治理結構建立起來，中美貿易戰也就打完了。實際上，我們可以說從3月23日開始，我們進入過渡階段，這個過渡階段過渡到什麼時候？有可能過渡一段時間又回到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治理結構，也有可能到一個新的全球治理結構的框架。

（2）中國關係的五個階段

我把中美的關係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到1972年（1979年）。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9年中美建交，在這個階段，政治上中美是敵對關係，而且不僅僅政治上敵對關係，經濟上中國沒有進入美國的體系。第二個階段是從1979年-2010年，這個階段基本上是以中國作為小國（中國GDP小於美國GDP的1/2），試圖融入美國（大國）為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為特徵。即使到1995年，中國佔全球貿易只有百分之零點五和美國是沒有辦法比的，但是到2010年中國已經不是這個狀態了。第三個階段是從2010年-2023年，中國GDP從美國的1/2，增長到大約相當規模（2023年左右），第四階段從2030-2040年，中國GDP從與美國相當增長到美國GDP的大約兩倍。在第三、四階段，進入大國合作與競爭階段。GDP規模相當，從生產結構上以前互補的結構逐漸走向了競爭性的產業結構，如大家都生產大飛機，大家都要生產人工智慧產品，所以有相當競爭性。比較樂觀的估計是，到2030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體量大概是美國經濟1.5倍左右。過了這個階段，就進入第四個階段，大致是2030-2040年，還是合作與競爭的關係，但是中美之間的位置反過來了，是中國主導。然後進入第五個階段，中美關係就穩定了，也就是2040年之後，以中國為大國的大國/大國合作階段。

關於大國關係的研究，主要是用博弈論方法去做。我覺得有一些很有挑戰的地方，例如，大國關係研究最早是關於美蘇關係的，是有摧毀性的恐怖均衡，誕生一些博弈論的模型，這次跟之前不一樣，這次是經濟競爭，經濟競爭既有世界大餅的分配問題，也有打貿易戰的時候成本的問題，同時又是動態的博弈模型，所以我覺得對於中美兩國關係動態模型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

（3）技術方面的因素

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發生。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美國和中國都試圖去搶佔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高地。美國對中發起貿易戰有長期性、戰略性，其目的是維持美國在全球的技術霸權，減緩甚至打斷中國高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維持領先，從而維持美國在全球經濟的領導與主導地位。這是我說的三個方面背景。所以，中國對美貿易爭端，必須抓住發展高科技產業這個核心利益。

美國301條款裡面很多地方講，中國的貿易是不公平貿易。但什麼叫公平？這是個問題，公平一定是在某種規則下面的公平。美國講中國地方政府幫助企業進行技術合作，它認為這不公平，那什麼叫公平？如果政府支持企業，使得高科技產業發展很好，服務於人民，那這種道路我們能不能走？所以最後衡量公平不公平的，只能去衡量它是不是提高了中國人民的福利，是不是提高了美國人民的福利，是不是推動了全球的發展。美國和中國都同樣面對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時候規則調整的問題，美國現在也在搞產業政策，也在搞再工業化，也在主動調整。

所以到底什麼叫公平，什麼叫不公平，我覺得只能用最後一句話，不管白貓黑貓，只能用生產力衡量，你的政策、你的制度是不是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中美的貿易爭端必須堅持以高科技產業發展為核心，也只能以高科技產業發展為衡量方法。我之前提到過，美國對製藥方面存在過度保護，如癌症葯，專利保護權，這損害了癌症患者的利益。

二、「兩個基本點」

對於中美貿易問題，中國在戰略上和戰術上是不同的，戰略上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堅持中美有廣泛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合作基礎。中國的中間產品大量賣到美國，美國的大量中間產品賣到中國，所以中美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廣泛的利益基礎，貿易戰之後還是要推動全世界經濟和貿易發展，這個是不能忽略的。在戰略上中美有合作、共贏的基礎，所以中美貿易戰是可以不打，可以談，因為有共同利益，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戰術上，這是我個人看法，戰術上堅持「競爭對抗、以戰止戰」。為什麼說以戰止戰，我們提到就是說貿易戰裡面無論從政策上還是學術上，有一個最優策略的問題，你怎麼去做它才能使得你的收益是最大的，過去的學術研究通常的做法就是最優關稅理論。我覺得這一次中國打貿易戰的目的不是這個，或不僅僅是這個。我們的目的是止戰，以戰止戰。

什麼叫以戰止戰？中美兩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不一樣的，美國的貿易戰是由利益集團影響的，從政治經濟學模型上說是利益集團推動。例如，從法律程序上如果要對鋼鐵進口加徵稅，需要鋼鐵行業提出申請，然後進行調查，之後落實。但這時候得到的好處是鋼鐵行業，其他行業可能就得到壞處了，所以本來就是利益集團之爭。中國用什麼樣的方法使得貿易戰不打？假設中國的貿易政策就是中央政府決定，而不是利益集團決定，中國是一盤棋。那我們應該怎麼辦？我舉個例子，假設密西根州既生產鋼鐵也生產大豆，它對中國貿易戰的時候針對我們出口的鋼鐵徵稅，但是它同時把大豆出口到我們這兒。那麼中國的做法應當是，你既然要打我的鋼鐵，那我就要對你的大豆徵稅；而且我征不征你大豆的稅，完全和你對我的鋼鐵的徵稅掛鉤。鋼鐵稅是一個利益集團，大豆稅是另外一個利益集團，這兩個利益集團都到國會那兒去。那麼大豆利益集團就會說不行，打貿易戰我就受損。通過這種鏡像策略，可以讓他們兩個利益集團先爭起來，然後達到他不打貿易戰的目的。不是說他打完之後然後我們政府說我來報復。不是的，需要事前明確只要你打我、我一定打你，從而使得他打不下去。這是我講的堅持在戰術上競爭對抗，以戰止戰。

我們得仔細去算，到底打不打大豆，打了大豆，利益集團有什麼變化。光說是不行的，因為最後落實到企業，企業要算細賬，打了之後利潤變化多少，被你打了之後又會損失多少。只有發動貿易戰所得小於所損，就打不起來，這個對我們貿易研究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挑戰。我們有強大的政府可以精準打擊，從貿易戰武器的有效性來講美國是打不過我們的，他是好多利益集團左右所以我覺得以戰止戰是有可能的。

三、「三個防止」

一是防止在戰術上輕視退讓。貿易戰本身不是為了報復美國，而是為了以戰止戰。二是防止在戰略上情緒化的過度反應，看不到中美具有廣泛的合作基礎和共同利益。這是很清楚的事情，它把富士康打一下，那它蘋果手機成本就上升，所以有共同利益所在。三是防止偏離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大局。我們許多改革措施是由開放所促成，但是如果因為中美的貿易之爭使得我們原來已經既定的開放進行不下去了，就得不償失了。比如說我們金融行業的開放。另外比如說汽車行業，憑什麼進口車那麼高的稅，為什麼在中國買車就要付那麼高的稅，而且我們汽車行業為什麼每個省都有汽車製造廠，全球都不是這樣，美國大概三大汽車公司，我們每個省都有汽車廠。為什麼這個行業不能開放改革，不能因為說美國讓你開放汽車市場，讓我開放我就不開放，或者不敢開放，我們該開放還是要開放。不能因為貿易爭端就不敢發展。貿易戰本身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通過貿易戰本身來學習，尤其對外開放的方面，使得我們的效率更高。

四、「四個主要任務」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哪四個主要任務？

第一個推動中國高科技產業的迅速發展。以人工智慧為例，我們從數據上來看，在2015年之後三年左右時間，中國的人工智慧行業發展非常快，有些很好的企業比如是華為，比如說BAT，都是一些特別好的企業。這些企業真正在全球成為領先企業也就是最近三到四年的時間。這個對我們學者來講是一個很令人驚奇的事情，因為從總的技術發展水平上，中國還是落後的，為什麼中國在人工智慧行業裡面有這麼大的發展。我覺得有三個原因：第一個是規模優勢，我們一般認為，產業結構的條件是由比較優勢所決定的，這是國際貿易的看法，但是很有可能創新不是一個比較優勢所形成的，很有可能創新是由絕對優勢形成的，中國超大的規模形成了在人工智慧這個行業發展裡面的絕對優勢，絕對的規模優勢。我舉個例子，比如說人臉識別，新加坡人就搞不起來，因為識別需要有大量的樣本，新加坡樣本太少了，但是中國樣本很大，動不動就是一個多億的樣本，那你不就快了嘛。所以就是說規模本身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構成了優勢。第二個是相對靈活和自由的市場。第三個在計算機行業的技術積累，比如說華為應用技術上走在世界前列。有這樣三個優勢本身使得我們的這個科技行業迅速發展是有實力的，也是有底氣的。

第二個主要任務是需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重構。要建立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洲合作方式或者合作體，比如說亞投行就是很成功的嘗試。

第三個主要任務是要推動中國開放的新戰略。這個更加緊迫，中國的開放新戰略和過去開放戰略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開放新戰略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過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我們過去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出去，這個我覺得主要是通過一帶一路來實現，我們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第二個是在技術上的產業升級，這是直接和美歐發達國家相對抗，所以必然遭受到發達國家的打壓。你想實現你的產業升級，同時又受到發達國家打壓，怎麼辦呢？有一種辦法就是構建超大的市場規模，中國大概十三四個億人口，亞洲規模更大，這個市場規模足夠大了，所以在亞洲地區建立起深度的開放共同體，是實現中國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手段，這是第二個我想說的。第三個想說的是我們還是要有信心，美國和我們打貿易戰是不是中國沒法開放了？當然不是，因為你從數據上來看，最近幾年中國對外貿易增長最快的地區是亞洲地區，所以維持亞洲地區差不多就夠了。另外是貿易替代效應，自從中國宣布對美國的農產品徵收稅以後，很多國家心裡很高興，俄羅斯很高興，巴西很高興，其他一些國家很高興，尤其是大豆，如果對美國大豆進行徵稅，南美很多國家會很高興，所以實際上是貿易替代的策略。所以對美國進行貿易戰，並不代表中國就推不動進一步的開放了。

第四個主要任務是推動國際貨幣新體系的重構。從這次貿易戰的兩大問題來看，第一個是所謂強制技術轉讓，第二個是國際貿易不平衡。這些問題有很多討論，有很多學者指出來，有國際貿易體系的原因。我們自己是不是有問題？我覺得我們自己的貨幣體系也是有問題的，我們的匯率體系有很大的問題。對於中國的貨幣體系、中國的國際金融體系應該怎麼改，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我這兒是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從現在來看，中美之間的競爭關係越來越強烈，在競爭關係如此強烈之下，你還綁定美元這個有點說不通。人民幣和美元綁定什麼意思？這兩個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就綁定了，美元的國際地位有相當程度是由中國來支持的，全球貨幣為什麼對美元有信心？因為美元是綁定人民幣的，對中美兩國經濟有信心當然就對美元有信心。那你跟我打貿易戰，我幹嗎還要支持你的國際地位？這是第一個。第二，一旦打貿易戰之後，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所以維護中國國際金融體系不發生危機，是特別特別重要的底線。怎麼去維護中國國際金融體系不出現危機，大家想想811匯改，半年用了八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如果是固定匯率就要守著它，就要維護超高的外匯儲備。第三，我們需要很謹慎的推行資本市場開放。我個人認為資本市場不宜過快開放。如果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很快，一兩個星期，你的資產貶值就可能超過25%，這個我們必須去防範。我認為銀行業、FDI都可以開放，但是短期金融資本市場開放是需要非常的謹慎。同時，需要推動國際貨幣新體系的重構。

五、「五項措施」

第一，我們需要很認真的糾正特朗普行政當局對輿論的錯誤導向，比如說強制技術轉讓、中美貿易不平衡是混淆視聽。這是企業的商業行為，我們已經做了討論，我們需要很認真進行討論，不僅在中國討論，還要在美國討論。需要爭取民意。

第二，用鏡像策略以戰止戰，制定對美貿易報復清單，用博弈論的說法是變成可信的承諾。

第三，我們還是要去支持WTO的框架。雖然是中美之間貿易戰，但是我們還是要在WTO的框架下團結美國的大多數人民，這個是有基礎的，中美之間有非常多的利益，我們要友好相處，大家一起去研究貿易問題，共同反對貿易戰，對世界大部分國家而言，反對貿易戰才是目的。

第四，對於受到貿易戰影響的中國企業需要進行政策性保護，需要減少企業損失。比如說一些高科技行業，比如說鋼鐵生產廠商，這個我們都需要通過一些產業政策進行保護，這是避免減少企業損失。

第五，我認為可以適度退讓，尤其是在有利於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原則下，做適度退讓。我們本來就準備開放汽車市場，本來就準備開放金融市場。大國之間的貿易衝突不是什麼面子問題，如果本來就是我們要開放的，有些方面可以做適度的退讓。但是在根本問題上，比如什麼叫公平的競爭，比如怎麼樣促進中國的高科技行業發展，這個我們沒有讓步的餘地，只能去面對。

謝謝大家。

作者簡介：鞠建東於1963年出生於南通如皋，鞠建東15歲考入南京大學數學系，22歲考入清華攻讀經濟學碩士，27歲赴美留學直至成為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的終身教授。現在為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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