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中文電影世界最銳利的觀察者
「Dreams of love and hope shall never die.」是已故台灣導演楊德昌的墓志銘，這位華語電影史上屈指可數的「大師」級導演，在生命的終點終於與人世和解，留下了這句「愛和希望的夢想永遠不會消亡」。
01.楊德昌的光陰故事
「老師、父母總以為電影、漫畫是無聊的閑事，我到今天還是不能贊同這種看法。因為這和打麻將之類的消遣最不同的是，這些行為里永遠都存在著一個夢，一種嚮往，一種對另一個更美好世界的存在的信心、期待、依據。」——楊德昌
楊德昌生於1947年的廣東梅縣，1歲起就遷居台灣，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再次返回台灣時已經34歲了。
回台灣的第二年，35歲的楊德昌就作為新銳導演執導了四段式影片《光陰的故事》的其中一段，該片上映後反響熱烈，挑剔的影評人毫不留情地給四位導演排名，結果在所有影評人的排名中，楊德昌都位居第一。
說到這裡，大多數觀眾對於楊德昌這個名字也許仍不熟悉，但提起兩部他的代表作就足以消除疑惑——《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和《一一》。
前者獲得第44屆金馬獎最佳影片獎，後者被BBC評選為21世紀全球最偉大的100部電影之一，整個華語電影世界只有五部電影入榜。
楊德昌常跟朋友說一句話：「這個世界上好的事情跟壞的事情常常是一起發生的。」2007年，楊德昌導演獲得金馬獎終身成就獎，同年，他在與病魔纏鬥了七年後病逝於美國。
楊德昌導演一生只導過七又四分之一部電影，但每一部都在台灣影史上佔據著一席之地。
和他同時代的台灣導演柯一正評價他：「我覺得楊德昌是影響台灣電影最大的一個人，從他開始，很多人開始思考，我為什麼不找到我真正想拍的東西，然後用我自己的方式拍出來。」
作品數量如此之少，質量和評價卻如此之高的導演，除楊德昌外，全中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
而他從美國帶回來的那一雙看透台灣社會結構的眼睛，那永遠閃爍在他電影畫面里的理性光芒，在華語電影中也絕無僅有。
楊德昌的自畫像
02.走進楊德昌的電影世界
楊德昌的幸運或許是他遇到了台灣電影最好的時代，就像周杰倫遇到了華語樂壇最好的時代。但又很難說清，究竟是他們遇到了那個年代，還是因為他們，那才成為了最好的年代。
台灣新電影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從左至右第三位是楊德昌
楊德昌導演的電影，被稱為「台灣社會的手術刀」，他總是以最銳利的眼光深刻剖析台灣的都市生活，揭開台北最刺痛的傷疤。
他生活在那個急劇變化的時代，觀察著那個正在異化的社會，他有強烈的憤怒和對理想社會的堅守需要傾訴，電影，就是他傾訴的方式。
楊德昌是用電影描述現代都市最精準的一個人，他的作品都是在講當下的台北，尖銳地指出人情和社會的倒退，並且準備預言未來。
很多觀眾覺得他對台灣絕情，但其實他最愛台灣，冷漠疏離的鏡頭下是深沉的人文關懷。是最沉重的愛使他不得不探求這片土地的真相，不得不表達他對台灣退化的失落，甚至企圖用電影去改變些什麼。
我們無法衡量他的作品是否推動了社會改造，但他所創造的電影敘事和結構方式，卻一定深刻地影響了整個中文電影行業。
好的電影能讓每個觀眾都能在電影里看到自己，楊德昌的電影無疑就是這樣的電影。
他不用很多事件和衝突去堆疊情節，他也從不包裝他的故事，因此這些故事就像每個人都正在經歷著的生活一般真實。
但楊德昌的電影卻有這種神奇的魔力：讓你願意坐下來安靜地看完這幾個小時他為你創造的人生百態。
電影《一一》中楊德昌就借胖子之口說出了這樣的話：「電影的發明使我們的人生延長了三倍。 因為我們在裡面獲得了至少兩倍不同的人生經驗。」
楊德昌還是一位典型的自傳式導演。
他的電影色彩，從《恐怖分子》的理性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冷酷，再到《獨立時代》的精準，最後到《一一》的寬容，楊德昌用電影當做他特殊的書寫符號，向世界表達了他的思想，也記錄了他的思考和改變。
楊德昌導演是誠實的觀察者，他對社會的觀察隨著年齡和閱歷而改變，他並不試圖確立某一種「思想」，也沒有興趣搜集標籤，對他來說憤怒就是憤怒，原諒就是原諒，他從不逞強，只尋求最純粹、最精確的鏡頭與台詞，他享受的是針尖取一點刺痛的抒情方式。
所以他的每一部電影都是一次自我解剖式的表達，那七又四分之一部電影連起來，就拼湊出了他完整生命歷程里對社會百態的思考。
當楊德昌導演終於願意與世界和解，人們都期待著這個堅硬的男人能在晚年創作出一部溫暖的作品時，他卻告別了這片他曾寄予過太多悲戚與深情的土地，他的身影永遠停留在了《一一》中小男孩洋洋清澈卻帶著一絲悲傷的笑容里。
地球上不僅失去了一顆誠實的心靈，更是失去了一整個理性的世界。
03.「只喜歡電影，不喜歡人」
從第一部電影《光陰的故事》到最後一部《一一》，楊德昌導演的電影里一直有一個羞澀的小男孩，始終用充滿好奇的眼神注視著世界的光怪陸離，其實那個小孩就是他自己。
永不熄滅的赤子之心給了他最誠摯的表達，也給了他孩童般喜怒無常的脾性。
桃園電影節為楊德昌逝世十周年做了一個系列訪談《十年，再見楊德昌》，採訪了數位楊德昌生前的好友，十年過去，所有好友仍不避諱地直言：「楊德昌的脾氣實在太差了。」
楊德昌的臭脾氣在圈內人盡皆知，就連吳念真導演的兒子都說「我覺得楊伯伯只喜歡電影，不喜歡人」。
只要楊德昌導演在劇組，全劇組的人沒一個人敢坐著，不然肯定被罵，有時動作慢了也會被罵，偶爾甚至會毫無理由的發火，而且永遠是中英文混雜著各種髒話的破口大罵。
正如早期與全公司決裂的喬布斯和被全劇組稱為法西斯的卡梅隆，天才所具有的強烈前瞻性讓他們永生處在等待別人的痛苦中。
他們想完成的太多，想表達的慾望太強烈，而身邊卻沒有一個人能跟得上他的步伐，因此他們的憤怒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是天賦靈感的副產品。這是欣賞他的人所持的浪漫主義說法，而那些無法理解的人，則無論如何都不願意與他合作，覺得太折磨人。
不過就像吳念真說的：「因為他（楊德昌）是不凡的人，所以只能讓我們這些凡人去遷就他、忍耐他。」
上帝只負責送給人間一個天才，而不負責讓這個天才完美無瑕，或許楊德昌導演就是註定要享受「天才特權」的人吧。
04.十年感情，一片空白
楊德昌的一生毀譽參半，負面評價大多來自於他的感情生活。熱愛八卦的媒體不喜歡他那些沉重無聊的電影，只關心他和蔡琴的婚姻。
蔡琴和楊德昌相識於1984年，兩人因拍攝電影《青梅竹馬》而結緣，當時楊德昌瘋狂追求蔡琴，而蔡琴也十分欣賞他的才華。
他們的婚姻持續了十年，這十年里蔡琴全心全意地為家庭付出，而楊德昌卻沒能給她一個完整的家庭，對蔡琴來說，丈夫給她的寂寞大過快樂。
這段感情最後以楊德昌愛上鋼琴家彭凱立、蔡琴無奈放手成全告終。離婚後楊德昌只用了八個字總結：十年感情，一片空白。
蔡琴對此的回答是：「於我來說，也不全是空白，我有我全部的付出。」
我非常敬佩蔡琴的寬容和忍耐，但我並不贊成對楊德昌鋪天蓋地的謾罵。
畢竟感情是世上最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當事人尚且一知半解，旁觀者又有什麼資格說三道四呢。
斯人已逝，看客們不如就放他們自由吧。
05.華語電影世界最後的大師
楊德昌作為丈夫是否稱職我們難以評價，但他作為導演，對華語影壇的深遠影響卻是不能被模糊的焦點。
到現在為止，楊德昌去世十一年了，信息爆炸的網路上卻難以找到一部完整回顧他一生的紀錄片，只有各種紀念活動中寥寥的採訪片段。
就像楊德昌的故友小野說的，人們已經不再提起楊德昌了。
媒體沒有動力去追逐一個沒有商業價值的已逝導演，觀眾也沒有閑心去品味那些慢悠悠的老電影，現在流行的是短視頻和抖音，大家關注的是一個小時一換的微博熱搜榜，頭皮屑般的信息紛紛揚揚——沒有誰再有耐心去花五年八年拍一個故事，因為來錢太慢。
如今的電影工業越來越成熟，電影像是流水線上的產品，像公式一樣在既定的節點起承轉合，多餘的心思一分也不肯花費。而創作的目的也只是為了滿足觀眾獵奇或開懷一笑的需要，不再致力於引導社會。
這個「社會」，就是我們腳下的熱土。
現在的電影人最喜歡去國外拍片鍍金，好好的一群中國人的故事，偏要讓它去異國他鄉發生，用場景切換來彌補敘事貧乏。其中也許有佳作，但大部分都是不值一提的平庸之作。
很多時候，去國外進行完全多餘的拍攝除了為增加噱頭、彌補缺失，折射出來的還有電影創作者對本土敘事的逃避。
在這個時代，出國甚至出地球都不是難事，難的是關注我們自己腳下故事的勇氣，更難的是像楊德昌導演一樣，把極其本土化的故事放給外國人看，不需要任何背景鋪墊，就足以讓他們震撼。
如今的電影工作者，物質上什麼都不缺，缺的是對本土的執著、對社會問題的追問和對整個時代的思考。沒有人文關懷，再多資金和明星堆砌出來的也只能是毫無營養的爛片。
市場當然需要商業片，但我們的商業片已經夠多了。
電影當然需要掙錢，但電影也需要找到自己的價值。
如今的技術這麼發達、交流這麼便捷，卻再也找不到一位在創作高度上能與楊德昌相提並論的導演，是時代浪費了我們，而我們也辜負了這個時代。
楊德昌導演離開我們十一年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世界失去了一個多麼深沉的記錄者和多麼可貴的思考者，想來他們也並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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