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了「洋垃圾」，我們自己的「垃圾」怎麼辦？
集中打擊洋垃圾走私，查證各類走私固體廢物11.11萬噸，從3月29日到4月2日，海關總署組織14地海關開展了第二輪「藍天2018」專項行動。
自今年1月1日起，我國全面啟動「固體廢物」進口禁令，將廢塑料、未經分揀廢紙、廢紡織原料、金屬礦渣等24類高污染固體廢物拒之門外。而這一決定，也在全球範圍內持續引發連鎖反應。
美國環境政策遊說政客
弗蘭克.布瑞爾：
中國禁令對於美國來說影響很大。中國是美國固體廢物最大消費國。不幸的是美國運往中國的廢品中很多被污染，中國政府不再願意繼續接收。
澳大利亞某回收公司業務經理 蓋斯.蘭博：
每個人都會受到影響，因為大量原本要運往中國的廢棄物，將無處安放。
中國原本是世界最大的固體廢料進口國，2016年，全世界56%固體廢料的最終目的地都是中國。而中國啟動拒收高污染固體廢棄物禁令之後，在美國、歐洲、澳大利亞，甚至在我們的鄰國韓國，大量原計劃運往中國的固體垃圾被滯留在回收站甚至居民小區，堆積如山無處可去。
美國原本要出口的垃圾無處安放。
面對日益迫近的垃圾圍城威脅，歐洲焦急討論大約300萬噸塑料垃圾要往哪裡放，而歐盟擬對塑料包裝徵稅以減少環境污染。在倫敦，某知名咖啡連鎖企業的咖啡價格也應聲而漲，開始對一次性紙杯加收費用。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劉建國：
我們也看到了這些發達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都開始陷入了一定恐慌，因為這些廢物必須得有一個妥善解決方案，原來它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產業）鏈條，我們把它打破了。
對於已經習慣將固體廢料運往中國的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的轉變，讓不少國家措手不及，而維持30年之久的全球貿易產業鏈也被打亂。
「固體廢棄物」貿易最初以走私形式在中國出現，1995年，中國頒行《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首次將洋垃圾定義為「固體廢棄物」，並納入法制管理；1996年，中國對「固體廢棄物」進口施以行政許可管理並公布進口目錄，憑許可證進口的「固體廢棄物」主要集中在廢舊塑料、廢舊紙張、廢舊橡膠製品、稀有金屬冶煉礦渣等四個大類。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劉建國：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進口固體廢物呢？就是改革開放以後，當時我們經濟要快速發展，各類生產物資其實都是嚴重短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你就有必要通過國際市場，去尋找一些能夠替代我們資源的原料。那麼恰好在這個時候，在發達國家它已經進入到了這種生產過剩，廢物大量產生的階段。
2015年中國總共進口4600萬噸固體廢料，如果加上通過走私、夾帶、瞞報等各種方式進入中國的真正「洋垃圾」，數量更為可觀。當全球固體廢棄物出口高度依賴中國之時，經過30年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卻正在面臨經濟轉型和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劉建國：
我們國家恰恰經過了這麼二十多年，三十年的發展，我們也進入到了一個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階段，實際上現在我們各類物資都不同程度面臨這種生產過剩的問題。
一部全球廢品流動史，也是世界經濟變遷史。美國去年向中國出口了1600萬噸「固體廢棄物」，作為目前全球最大的垃圾製造國，美國在一個半世紀前也是歐洲「洋垃圾」的受害者。後來隨著經濟騰飛，美國從垃圾接收者變成了輸出者。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因為資源的短缺和迫切的發展需求，就成了發達國家完美的固體廢料處理場。如今無處可去的各種固體廢棄物，讓發達國家頗感頭痛，不得不去為它們尋找新去處或新用途。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綠黨議員
梅麗恩·法魯齊：
對澳大利亞來說，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覺醒，我們不能再持續生產廢棄物然後出口，讓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讓另一個國家去面對。
垃圾的「漂流」
中國全面禁止24類固體垃圾入境，其中就包括此前曾合法的「生活來源廢塑料」。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對外宣布了英國未來25年環保戰略，計劃用25年時間徹底剷除塑料垃圾的威脅。在「環保」主題的演講背後，是英國過去曾長期依賴發展中國家來處理本國垃圾，而中國正是它最大的塑料垃圾出口地。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劉建國：
生活源的(塑料)，它的品質其實不太好控制，雜質含量是比較高的。另外就是我們國內自己產生的這些量，也已經非常大。塑料的再加工利用過程，工藝比較複雜，當中確實可能在環保方面問題還是比較多的。
為了減少對石油的依賴，三十年間，高速發展的中國曾大量進口歐美國家廢塑料作為工業原料，中國市場佔到全球廢塑料貿易的六成。一個塑料飲料瓶可能經歷一場「奇幻漂流」：從英國港口出發，隨著其它垃圾一起在天津口岸登陸，運往中國河北某處小工廠內被熔化再造成塑料顆粒，隨後運往浙江某個注塑廠製成打火機殼子或塑料盒，最後銷往全國或海外。
記者：國外的料有嗎
浙江慈溪市廢塑料商販：現在很少，這段時間那個貨櫃（集裝箱）全部不能進。
今年以來，隨著禁令實施，浙江、天津等地很多塑料加工廠關停，國內廢塑料價格一路上漲，卻仍然有幾百萬噸缺口。國外進口廢塑料的價格要比在國內回收價格貴30%-40%，但很多企業還是偏向於選擇進口廢塑料，原因是國外垃圾分類做得較好，且塑料品質比較高，而國內廢塑料雜質太多，分離成本高，因此「土垃圾」比不上海外運來的「洋垃圾」。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劉建國：
循環利用，不是無限度的。你利用一次，它的品質一定是會降低的。包括廢塑料也是一樣的，我們國內企業也是喜歡國外進口的這些廢塑料，道理是一樣的，因為它主要還是屬於相對高品質的。我們國內已經是再生了幾次的，那它的品質自然而然就要差一些。就現階段而言，國內就廢塑料來講，還是替代不了國外進口的這些廢塑料。
進口廢塑料如此搶手，自然也成為走私夾帶的重災區。很多打著「正規進口」幌子的廢塑料，並沒有達到回收標準，簡單分揀後，就被填埋。英國《每日郵報》曾發文稱，英國公眾認真分類的塑料瓶，最終很多卻進入了中國、印尼等地的垃圾填埋場。儘管英國法律規定，企業要保證出口到國外的垃圾合理利用，但英政府承認，每年運往國外的上千萬噸垃圾並不受他們控制，更不要說私下勾結的走私市場了。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劉建國：
我們監管上面，其實是有漏洞的，本身難度是比較大的，所以它進來以後，我們對它後續的監管沒有跟上，這樣就造成可能有一些廠家，打著回收利用這種廢塑料的些名義，把它進來了以後，以低成本這些方式把它處理掉，賺取中間的差價。我們現在下定決心要禁止進口，你只有徹底把這扇門關上了，可能有的問題才能夠得到根本解決。
禁令的確對出口方影響不小，但影響更大的還是進口方——國內塑料產業。2016年我國進口廢塑料700萬噸，本地回收率只有四分之一，這意味著相關企業將面臨供應短缺，可能推高廢塑料價格。因此，中國大型回收企業正紛紛將生產轉移至東南亞，而國內垃圾分類及廢塑料產能，也亟待調整升級。
廢品再生利用產業亟待升級
這裡是廣東貴嶼鎮的循環經濟產業園區，在2015年底，鎮上所有從事電子垃圾回收的拆解戶，都已經搬進了這個園區，儘管還在用著較為原始的分解手段，但廢氣廢水的無序排放，顯然已經得到較為有效的遏制。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貴嶼鎮的26個行政村逐漸形成了以各村為中心的清晰分工和拆解格局，高峰期有大約6萬人從事這一行業。數千個以家庭作坊為核心的拆解企業，每年拆解來自全球各地的電子垃圾超過百萬噸。
儘管從2002年開始，國家已經禁止電子垃圾進口，貴嶼鎮也從2005年開始對電子垃圾拆解行業進行規範整頓，關停小作坊，但已經形成規模的產業鏈，依然吸納著全國範圍內的電子垃圾湧向這裡。
拆解不同種類的電子垃圾，每噸可以得到150到500克不等的黃金，數百克左右的其它貴金屬，拆解下來晶元、電容等還可以賣給手機翻新和電器加工企業；再剩下的金屬殘餘賣給冶煉企業。正是這樣豐厚的利潤，讓貴嶼鎮在經過了十幾年的整改後，也難以真正調整自身的產業結構。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劉建國：
我們國家的情況，是世界上最現代化再生利用的企業，跟最原始的再生利用的企業並存，嚴控固體廢物的進口，並不是說要消滅這個產業，而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讓它轉型升級，發展一些技術含量比較高，附加值比較高的(企業)。
事實上，從2012年7月開始，國家就已經對正規電子垃圾拆解企業進行35—85元不等的財政補貼，但幾年的時間過去，這一行業卻沒有出現預期的良性發展。
回收廢棄家電的成本，加上承擔無害化環保處理電子垃圾的責任，正規拆解企業平均毛利率不到10%，甚至在回收渠道和價格上，也拼不過類似廣東貴嶼這樣發展了二十多年的產業鏈。而同類難題，在各個再生資源的生產鏈條中，也都或多或少存在。顯然，拒絕洋垃圾的同時，加大力度打擊國內環境違法企業，扶持技術含量高的再生資源企業，是政府必須著重考慮的問題。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劉建國：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努力，也是一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在原料端，切斷以後，就要重構全球的一個產業鏈，也促使國內這些企業，提升產業集聚度，提升技術含量，提升環境保護、污染控制的水平，然後提升產品附加值。然後能夠實現一個高質量的發展。可能把我們在全球產業鏈當中的這種層級，能夠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就在上周，生態環境部也再次強調，2019年年底前，要逐步停止進口國內資源可以替代的固體廢物，這意味著，更多種類的洋垃圾未來將被列入禁止進口的名單，而對應的國內垃圾，顯然還需要更為完善的分類、回收、分揀等流程，從而填補相應的原材料缺口。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劉建國：
在提高我們國內垃圾分類的效率、質量的一個基礎上，大量小規模的，作坊式的散亂污企業，必須該關就關掉，核心的就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就是我們發展模式的一個轉變，你也能用優質的原料，你去生產優質的產品，在生產的過程當中，最大限度去保護我們的自然資源跟生態環境。
來源／央視新聞周刊-岩松說
整理／廣東省環境衛生協會微信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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