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第一外交官，毛主席都十分的敬佩他，且看顧維鈞的傳奇一生

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漢族，江蘇省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1919年巴黎和會上拒絕簽字，就山東的主權問題據理力爭，以出色的辯論才能闡述中國對山東有不容爭辯的主權，為維護中華民族的權益作出了貢獻。1945年6月，出席舊金山會議，參加《聯合國憲章》起草工作並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1967年，定居紐約開始退休生活。1985年逝世，享年98歲。

20世紀30年代，一家英國報紙的專欄作家曾提到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認為「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著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

從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間，顧維鈞擔任過無數的外交職務，駐美大使、駐法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外交總長、海牙國際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長達十三卷，600萬字的巨著《顧維鈞回憶錄》。

顧維鈞是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本身傳記，便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堅毅果敢地為中國人民服務。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國偉大的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之一，改變中國屈辱的對外關係、維護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尊嚴是他投身外交界時抱定的目標，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這位愛國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養和愛國熱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他的一生是中國人民服務的一生，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贏得了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華和為人。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認為顧維鈞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半個。

1912年，顧維鈞在哥倫比亞獲法學博士學位後歸國，先是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後來進入外交部任職，1914年晉陞為外交部參事。他的才華在工作中日漸顯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德法俄相繼投入歐洲戰場，無暇東顧，也使日本獲得了擴大在華勢力的天時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對德宣戰，11月，日軍佔領青島，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對德戰事結束後，日本並沒有如先前所說的從中國撤軍，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顧維鈞也正是在這時，第一次正式接觸了有關山東問題的對外交涉。

因為害怕其他國家干預，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時有一個附加條件：不許把中日交涉的有關內容泄露出去。然而，顧維鈞感到此時的中國需要外來的支持。於是，他沒有徵求袁世凱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給了英美。於是，其它國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對日本構成了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看到對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於中國，開始有意地讓顧維鈞繼續透露消息。這一做法最終證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於顧維鈞有著留學美國的背景，了解美國歷史、政治和文化，又在這次外交中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氣和才能，其後不久，袁世凱任命顧維鈞為駐美公使。

顧維鈞雕像

那一年，顧維鈞才27歲，那時的他還有著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稱。這位年輕英俊的外交官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也是華盛頓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外國使節。

1916年11月，簽署中美《芝加哥銀行借款合同》。顧維鈞在這裡說：「袁世凱逝世，黎元洪匆匆接任，全國處於混亂中，北京必須弄到一筆錢以維持行政開支。財政總長陳錦濤博士急於舉借外債，以獲得財政支援。」中美成立了第四筆貸款，即11月16日美國芝加哥大陸商業信託儲蓄銀行（大陸商業托拉斯銀行。ContinentalandCommercialTrustandSavingsBankofChicago）同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在華盛頓簽訂的五百萬美元借款，名義上作為發展交通和實業之用，實際上是維持北京政府行政開支的緊急需要。這家銀行還得到了再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優先權。此協議不帶任何附加條件。

雄辯巴黎，聲名遠揚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的表現

經過一番周折，確定由顧維鈞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會議作出決定，有關山東問題，由中國代表次日進行陳述，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受命於危難，就山東問題作了一次縝密細緻、暢快淋漓的精彩發言，從歷史、經濟、文化各方面說明了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在他的雄辯面前，日本代表完全處於劣勢。各國首腦紛紛向他表示祝賀，顧維鈞在國內外一舉成名。 這次雄辯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說。形勢對中國本來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變化陡生。因分贓不均。義大利在爭吵中退出了和會。日本藉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仿義大利。為了自己的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益，先後向日本妥協，並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這一事件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火種。

妙語應答，立場堅定

顧維鈞巴黎聲明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國在巴黎討論中國山東問題。戰敗後德國將退出山東，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卻要求無條件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中國代表顧維鈞聽了，站起身面對其他四周代表問道：「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 牧野先生你說對嗎？」 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 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是東方的聖地。 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China can not miss

英國瑪利王太后與顧維鈞合影后立者為顧公子

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巴黎和會的三巨頭聽完顧維鈞擲地有聲的聲明，一齊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稱他為中國的「青年外交家」。

斷然拒簽，名留史冊

面對如此現實，代表團心灰意冷，名存實亡，有的代表離開了巴黎，團長陸征祥住進了醫院。和會最後一段時間裡，顧維鈞獨自擔當起了為中國作最後努力的職責，一直堅持到和約簽訂前的最後一刻。然而，不管顧維鈞如何努力，都沒有結果，中國的正當要求一再被拒絕。保留簽字不允，附在約後不允，約外聲明又不允，只能無條件接受。如此情況下，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只有拒簽，表明中國的立場。他把這一想法彙報給陸征祥，陸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見。於是，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簽約儀式的同時，顧維鈞乘坐著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說：「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像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像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歷史中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最後沒有退讓。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以後，中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

巴黎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最終在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解決。經過36次談判，中日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日本無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強佔的山東權益。在這次會議上負責山東問題並最終虎口奪食的，是33歲的顧維鈞。

1922年2月4日，顧維鈞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附約》，其中規定：日軍撤出山東省，膠州灣德國租借地和青島海關的主權歸還中國，膠濟鐵路由中國贖回。儘管這個條約尚有不足，它仍然是中國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決議，至此得到了重要修正。中國收回了山東主權和膠濟鐵路利權。

1924年1月，任孫寶琦內閣外交總長。1924年5月31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和蘇聯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也叫《中蘇協定》。 主要內容：一、廢除中俄間一切不平等條約；二、蘇聯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租界、租地；三、蘇聯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四、蘇聯取消帝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五、中東鐵路同意由中國贖回。六、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中國在外蒙古有完全的主權。

外交角力 顧維鈞主持廢除中比條約

1926年11月，顧維鈞發表終止中國與比利時條約宣言。1926年上半年。中國和比利時的條約到下半年就要到期了。1926年《中比通商條約》已滿60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比利時駐華公使，表明中國政府決定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締結新條約。比利時政府沒有辦法拒絕簽訂一個新的條約。他希望在新條約簽訂之前，舊條約繼續有效，希望來拖延新條約的簽訂。繼續享有舊條約。比利時政府顯然並無談判締結一個新條約的誠意。中比修約陷入僵局。

這時候顧維鈞是擔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他認為不能讓比利時這樣無限制的拖延下去。如果在舊條約廢除之前，你還要享有新條約，那麼可以，我們定一個期限。比如說三個月六個月，不簽訂的話，你原有的特權就全部作廢。

但是比利時拒不接受中國的提議，宣布終止談判，將爭議提交海牙國際法庭。面對中比修約的僵局，顧維鈞認為中國不能屈服於比利時的無理立場，除終止中比舊約外，別無選擇。北京政府就在1926年的10月份，在顧維鈞的主持下，自主地宣布了終止中比條約的聲明。

北京政府毫不退讓的立場迫使比利時政府重新回到談判桌，但是北洋政府時局動蕩，中比談判斷斷續續。直到1931年1月15日，比利時才正式將天津租界交還中國。

擺平《中比條約》是中國政府首次不怕西方締約國強硬反對主動出擊，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清末民初幾十年，凡是中外談判交涉的爭執，總是中國吃虧收場。但是以巴黎和會開始，以顧維鈞為代表的一批職業外交官步步艱辛地轉守為攻，極力爭取民族利益。這批職業外交官是中國最早開眼看世界的群體，他們通過各種形式到國外接受專門教育。在軍閥混戰、派系紛爭的特殊政局下，外交家在國內外威望崇高，超然於各政治派別，往往能被各路諸侯所接受。

1942年12月，顧維鈞參與中英新約談判，對條約簽訂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1月11日，中國和英國在重慶簽訂《中英新約》。新約宣布廢除英國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1944年9月，顧維鈞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頓巴登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的會議，這個會議提出了戰後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顧維鈞採取一些比較務實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經討論的方案，在這個基礎上，再提出補充的方案，比較好的處理了中國的地位問題。顧維鈞的靈活應對保障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中國提出的三點補充意見後來都在舊金山會議中寫入了《聯合國憲章》。

1945年4－6月，顧維鈞任中國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大會代表，並代理代表團長。1945年6月26日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中國正式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1945年12月，顧維鈞任中國出席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代表。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顧維鈞退休後先打算做三件事：療養度假，以消除長期緊張工作帶來的疲勞；寫作和研究；開設事務所，提供法律諮詢，解決生計問題。後在1985年逝世，享年9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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