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楨 深情回望1978

深情

回望

1978

廈門大學歷史系 楊國楨

1978年，神州大地發生歷史性的大轉折：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徹底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開啟全面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這一年是現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帶來全國30年的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科學文化的全面繁榮、人民生活的極大改善。這一年，也是我個人生活和命運的轉折點，借改革開放的東風起航，我成為改革開放30年的親歷者和受惠者。

學術積累的噴發之年

1977年，鄧小平同志恢復黨政軍領導職務後,撥亂反正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展開，學術文化界開始重現新機。國慶節前後,我收到人民出版社的來信，告知該社恢復出版學術著作，拙稿《林則徐傳》被列入出版計劃，約我及早安排時間修改交稿。大概是在1975年，時任人民出版社政治部主任的范用同志來廈大，得知我在「文革」前窮搜史料和苦心思索，寫了一本30萬字的《林則徐傳》書稿，幾經劫難還完整地保存下來，他很感動，回京後提議列入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選題。礙於當時「左」的政治標準(林則徐雖是民族英雄，但屬於帝王將相、地主階級，不宜立傳)，出版社建議我改寫成一本字數10萬的通俗讀物。我感謝他們獎掖後進的苦心，但這一變動有違我原來寫作的初衷，沒有從命。粉碎「四人幫」後才一年，就迎來了出版學術著作的契機，怎不令我激動萬分呢？從這年冬天開始，我在教學工作之餘，全心投入，挑燈夜戰，爭取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

1978年,我38歲。說來慚愧，大學畢業當助教17年了，子女尚小，工資十多年不變，生活清苦。為了節省，我用沒有格子的白紙來寫作。人民出版社知道後，及時地寄來稿紙，並預付1000元的稿費(相當於當時一年半的工資)，解了我燃眉之急。「追尋事實，記載歷史」的使命感，使我多年潛修的學術積累噴發出來，用了半年多的時間，把改了又改的舊稿重新修訂一遍；又冒著酷暑炎夏，汗流浹背，一字一字地把這部36萬多字的書稿抄清。手掌抄腫了，中指結起了老繭，心情卻十分舒暢，消瘦的臉上充滿了陽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人民出版社審稿完畢，表示滿意，提出修改意見。我於次年春後奉命上京，住進人民出版社，修改定稿。當時一位知名的老編輯告訴我，「你是跨過人民出版社學術門檻的第一個年輕人」，鼓勵有加，語重心長，令我對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心存感動和感激。

《林則徐傳》出版後，受到鄭天挺、姚薇元、丁名楠、戴逸等前輩名家的激賞和讀者的歡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均有評價。王震將軍在休養期間讀了這本書，於1981年11月3日在鼓浪嶼賓館召見了我，詢問林則徐在新疆的事迹，回京後又在《紅旗》1982年第1期上發表《學習中國近代史，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提到了這本書。1984年，他陪同鄧小平同志視察廈門經濟特區，我有幸出現在歡迎的行列。這一切，都給了我巨大的鼓舞，堅定了我攀登學術高峰的信心和勇氣。20世紀80年代，我以這本書為起點，陸續出版了《陳嘉庚傳》（合著，獲全國愛國主義通俗歷史讀物優秀獎）、《林則徐書簡》、《西遊記游草》(點校)、《陳嘉庚》、《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獲首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林則徐論考》等書，走進了學術的殿堂。1996年以來，為維護中國海洋發展的主權利益、經濟利益、安全利益、發展利益，我又與時俱進，主編出版了《海洋與中國叢書》(獲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和《海洋中國與世界叢書》共20冊。

30年來，我把所做的一切，看作是對1978年的感恩。個人的成長和國家的走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沒有1978年的恩惠哪有後來的學術之樹常青呢?

改革開放的受惠之年

1978年，我和廣大高校中青年教師一樣，被評定為講師，改善了生活和住房條件。講師只是中級職稱，如果不是多年折騰，早該解決了。用現在的話說，這是「遲到的公正」。但在當年，這是落實尊重人才、尊重知識的政策，貫徹鄧小平「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具體舉措，使我們都有獲過得解放，「撥開雲霧見青天」的感覺。

這一年，教育部批准成立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我調入該所工作，參與籌辦全國第一家經濟史專業雜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1年11月，廈門大學中國古代史和專門史(經濟史)兩個專業，經國務院批准公布為全國第一批博士點。我走入廈門大學歷史學科發展的快車道，努力拚搏，趁勢而上，打破論資排輩，脫穎而出。1985年，我從講師破格晉陞教授。1986年7月，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批准，我成為當時全國文科最年輕的博土生導師。從此，我牢記前輩與師長的囑咐，擔起承前啟後的重託，走上為國家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崗位。20年間，我指導培養的博士，大多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成為獨當一面的學術骨幹，14人晉陞教授、研究員，其中11人擔任博士生導師。我還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多次參與審核全國博士學位授權學科專業點與重點學科、複審全國優秀博士論文，評審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和重大科研課題，親歷和見證了中國學位制度及高校科研體制改革和完善的進程。

對外開放開啟了中外學術文化交流的大門，我是學術邊緣地區先得風氣者。1979年5月，我得到第一次和外國學者接觸的機會，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出席美國明史學家訪華團的交流報告會。1985—1986年，我首次走出國門，應邀到日本京都大學三個月、美國斯坦福大學一年訪問研究，順訪加拿大、墨西哥，感受國際學術潮流，進修提高自己。1988年，我作為主持人，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台灣「中研院」民族所合作開展閩台社會文化的比較研究。1992年6月，我率中國大陸第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專家訪問團，到台灣學術交流。以後我又到英國牛津大學研究，順訪荷蘭、比利時、新加坡；先後受聘台灣「中央」大學、政治大學客座教授，多次往返海峽兩岸。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視野更加廣闊，認識了不同文化觀念的接觸、理解與融合對中國和平發展的深遠意義。

我的成長和進步，與改革開放同行，得到黨和政府的肯定。198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我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福建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1992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被評為福建省首批優秀專家；1994年，經人事部審批為全國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沒有1978年改革開放奠基事業和生活的新起點，這一切都將無從談起。

回報國家的起運之年

1978年，鄧小平同志出任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修改政協章程，為新時期社會各界參政議政、報效國家和社會提供了廣闊的舞台。這一年，我擔任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學術秘書，1984年出任副所長，1987年升任所長併當選廈門市思明區人大代表。1988年，我擔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我步入人民大會堂，感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氛圍以及與委員們議論國家大事，激揚文字、仗義執言的風範，還被推舉為大會選舉的監票員，接受了有序參與政治的洗禮。二次會議期間，我追隨老委員提出「必須加強保護在我國的世界文化遺產」的提案，被評為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優秀提案。

從此，我連續擔任了4屆共20年的全國政協委員，秉持「提出關乎國家利益的議題，需要智慧。在人們尚未關注之時發現並提出議題，需要勇氣。超前的思考不能立即進入國家的議事日程，需要耐心。孜孜以求不輕言放棄，留下記錄，就是勝利」的參政議政理念，不論進退，昂首前行。每年全程出席大會，撰寫提案和大會發言材料，參加視察活動，還先後參加了對福建、廣東、海南水利建設，內蒙古、四川、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基礎教育，山西老工業基地改造，山東海洋經濟，海南生態文明村，浙江、湖南、新疆文化建設的考察調研，建言獻策。我參加最後一次全國政協會議時提出的「儘快整合海洋管理資源，統一海洋執行機制」的提案，被評為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優秀提案。

有機會參與人民政協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社會經歷。在這過程中，我有過「說了也白說」的無奈，也分享了幾經波折、終於得到重視的喜悅。20年結緣北京，在全國政協的大家庭里過生日，成為了我永恆的美好記憶。追本溯源，沒有1978年人民政協恢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斷完善和發展，也就沒有我的政治生命。告別政協之際，我收穫了信任和快樂，參與的兩項提案——停建廈門PX項目、建立海滄保稅港——都得到實現。

1978年是一座劃時代的里程碑，改寫了中國的歷史，也改寫了我的人生。感謝鄧小平，感謝改革開放，是我揮之不去的「1978年情結」。回望1978年，我心潮澎湃，終生難忘。

(本文經作者修訂後授權發布。原載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人民政協報社編《親歷改革開放30年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139—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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