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歷史 | 上官儀沒有起草廢后詔書

文史 04-17

原標題：隋唐歷史 | 上官儀沒有起草廢后詔書

我行在洛陽橋的南橋頭，尋覓隋唐天津橋的舊日盛景，想到了上官儀做宰相後所作的《入朝洛堤步月》：

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

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

真是個才子！我給了個點贊。

上官儀貞觀初年進士及第，歷任弘文館直學士、秘書郎、太子中舍人……宰相。在文學方面，上官儀還開創了「綺錯婉媚」的上官體詩風。

上官儀雖然有才，卻「頗恃才任勢」。

品味上官儀這首詩，也能微微覺察到他的得意忘形。劉餗《隋唐嘉話》載，儀「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至天津橋頭下馬，即興吟詠之，同僚皆稱「音韻清亮」，「望之猶神仙焉」。評價雖然畢恭畢敬，但透漏著醋意，隱隱有那麼點羨慕嫉妒恨。

麟德元年十二月（665年1月）丙戌（十三日），因宦官王伏勝與梁王李忠謀反，另一位宰相許敬宗彈劾上官儀與李忠通謀，遂下獄而死。（《資治通鑒?唐紀十七》）

自古以來，驕傲自大幾乎是有才人的通病。上官儀可惜了！

熟料，後世史家在上官儀之死上做起了文章。

《新唐書》說，上官儀由於為唐高宗起草廢后詔書，得罪了武則天，武則天便指使許敬宗誣陷上官儀參與了李忠謀反案，下獄處死。

《新唐書》把上官儀為高宗起草廢后詔書寫得繪聲繪色：

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後，後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後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

讀史讓我得出一個經驗：越是精彩，就越有假。這段話出自《大唐新語卷二?極諫》：

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為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為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龜鼎焉。

《大唐新語》是一部筆記小說集，撰者劉肅之生卒年、籍貫、字型大小均不詳。但他在《大唐新語序》中稱：「時元和丁亥(807年)歲，有事於圜丘之月序，登仕郎守江州潯陽縣（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主簿劉肅撰。」表明作者是唐憲宗時代的一個基層「公務員」，而且其時距離上官儀之死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這樣一個人編纂的小說集參考一下可以，但絕對不能進入正史。作者在序中說到了自己的寫作目的和取材原則：「聖唐御宇，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輒為纂述。備書微婉，恐貽床屋之尤;全採風謠，懼招流俗之說。」作者表白，由於懼怕讀者批評自己的書荒誕不經，對於風謠的態度不是「全采」，而是部分地采。也就是說，連作者都認可，他這本書並不是很嚴肅的史料，有許多內容是捕風捉影的「八卦」。但讓人疑惑不解的是，《舊唐書》都不敢抄的「八卦」，《新唐書》卻敢抄，不知道史家的嚴肅性哪去了？而且《新唐書》還刪去了《舊唐書》關於上官儀「頗恃才任勢，故為當代所嫉」的話。這就叫人對所謂的廢后詔書一事起疑。

要說《大唐新語》八卦的東西多了，光本書提到的就有多處。關鍵是作者的立場讓人覺得他只能八卦唐高宗和武則天。在《大唐新語後總論》中，作者稱：「貞觀、開元，述作為盛，蓋光於前代矣。」在這裡作者只稱頌貞觀、開元，卻把高宗、武則天超過半個世紀的大家述作一言以蔽之地從中間「掐去」了。難道是這個時代沒有詩文大家和傳世名作嗎？非也。是作家的目光、選擇，或者說是「心」出了問題。立場決定感情、決定筆桿。歌頌誰，暴露誰，沒有人會「一碗水端平」。社會上為什麼會有風謠？有自己造自己謠的嗎？謠言的矛頭指向從來都是對著自己不喜歡或者說特別反對的人。由劉肅的喜惡傾向就能知道，所謂的廢后風波就是風謠。

《大唐新語》這段話明顯的錯誤有三：一是「高宗舉動，必為掣肘」，系危言聳聽。按照《唐會要卷三》：「顯慶五年（660年）十月已後，上苦風眩，表奏時令皇后詳決，自此參與朝政。」武則天開始參政的時間，到上官儀之死的麟德元年十二月，也不過才過去了四年多，憑什麼武則天就能蓋過高宗，一手遮天了？二是所謂的「為則天行厭勝之術」之說很不靠譜。與廢后詔書一樣，這件事在《舊唐書》里沒有記載。當時武則天貴為皇后，已經沒有了厭勝的對象。有人說她是要咒唐高宗死，這顯然不可能。以當時武則天的權威來看，還沒到一言九鼎、號令天下，對高宗取而代之的地步！如果她真要厭勝高宗，又反過來證明她被高宗壓製得無可奈何，所謂的「專威福，帝不能堪」就是假話。之前王皇后由於搞厭勝已經弄得身敗名裂，武則天怎會傻到步王皇后的後塵？三是那句「此並上官儀教我」，一看就是小說家語。

更重要的是道士郭行真當時並不在長安。

郭行真何許人也？泰山樹有一通與郭行真有關的「雙束碑」。碑上刻有唐代題記多條，第一條云：

「顯慶六年二月廿二日，敕使東嶽先生郭行真，弟子陳蘭茂、杜知古、馬知止，奉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並造塑像一軀，二真人夾侍。」這說明郭行真在顯慶末年曾是朝廷的紅人。

清朝王昶《金石萃編卷五十三》於此條題記後考謂：

「郭行真稱東嶽先生者，道士而主東嶽也，未有賜號，而謂之先生。」唐總章元年（668年）釋道世（？～683年）所著《法苑珠林卷五十五?妖惑亂眾第四》把郭行真的出身、經歷乃至最後的下場說得很清楚：

又至龍朔三年（663年），西華觀道士郭行真，家業卑賤，素是寒門，亦薄解章醮，濫承供奉。敕令投龍尋山採藥。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奸謀極甚。並共京城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法。聖上鑒照，知偽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承。敕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釁逆相仍；左道鄙俗，斯辱頻興矣。敕道士朝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真器識無取，道藝缺然。為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當為皇太子弘療患得損。錄其功效，叨授以榮班。緣前驅使，妄作威福。兼以交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財物。遣營功德，隱盜尤多。朱紫莫分，而偽敷至教；菽麥詎辨，而潛讀禁書。徒知仆妾是求，庄宅為務。雖靈溪千仞，何能盪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練其瑕心。擢髮未數其愆，刊竹寧書其罪, 論斯咎釁，宜從伏法,以其參跡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愛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西北）,仍即發遣，令長綱領送。至彼官司檢校，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磑、車牛馬等，並宜沒官。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

上述引證材料簡言之，就是郭行真由於倒行逆施，已經於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流放愛州了。請注意這個時間，早於上官儀之死的麟德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整整1年。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郭行真不可能於大半年時間在長安和愛州間走個來回。再說，流放郭行真是高宗和武則天的鄭重決定，「不得令出縣境」，他怎麼可能再在短時間內重回京城潛入宮中，且重新獲得武則天的信任？由此可知，這就是唐人編造的段子，與信史風馬牛不相及。

對比《新唐書》和《大唐新語》這兩段文字，雖然相似度很高，但關鍵節點還是有所不同。《大唐新語》的「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為則天行厭勝之術」，被《新唐書》改成了「又引道士行厭勝」，隱去了郭行真的具體名字。人物被模糊化處理，就讓你很難找到真相。《新唐書》在非武上可算費盡了心機。

但是《資治通鑒?唐紀十七》寫到這件事時依然亮出了郭行真的大名：「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這說明《資治通鑒》的作者雖然看到了《大唐新語》的這段話，但沒有體會到《新唐書》對郭行真的大名隱而不書的「良苦用心」，就又寫上去了，以致「泄露天機」。

連續的幾件事都不靠譜，只能得出結論，所謂的廢武后風波是空穴來風。

沒有廢武后風波，《新唐書》斷言的「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後，而帝拱手矣」，就更是無稽之談。

除了這個造謠的「廢武后風波」，在《舊唐書》和《新唐書》中再找不出來唐高宗與武則天明顯矛盾的事情。這說明唐高宗與武則天近三十年的夫妻關係非常和諧，是一對模範夫妻。唐高宗是歷史上第一個承認女人有執政能力並實實在在把朝政交給女人處理的人。這在那個男尊女卑的社會裡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是一個對歷史的突破。高宗曾經提出要武則天代他全面處理朝政，但有大臣反對，他就只好在他生病的時候由武則天出面處理。本來，唐高宗可以把朝政交給太子，但他更認可、更放心的是武則天。這就是他被宋儒矮化、妖魔化的原因。

每個人的能力都不可能是天生就有的，我更傾向於是唐高宗教會了武則天治國，而不是武則天一上來就駕馭了唐高宗。高宗時代領土達到全唐乃至所有漢族政權的巔峰，人民安居樂業的事實，證明高宗不是庸才。雖然高宗最後確實死在了武則天的懷抱里，但這既是高宗的遺憾，也是高宗的幸運。夫妻雙雙做皇帝，中國獨一，世界無二！

怎樣評價唐高宗是一個問題。高宗與武則天其實是並蒂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