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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地位來之不易 吾輩當珍惜

近日,加拿大第16任總理Joe Clark攜夫人Maureen McTeer來華訪問。期間,Maureen McTeer夫人於4月10日下午與中國的草根NGO代表們在加拿大大使館簡短座談,分享《環境污染與人類健康》專題報告,並對我國的環保現狀進行了了解。

座談會前,中國發展簡報就女性權益的相關話題對Maureen McTeer夫人進行了專訪。

Maureen McTeer 夫人出生於1952年,於 1976 年獲法律學位,後在謝菲爾德大學獲得了生物技術、法律和道德方面的碩士學位,成為了一名專註於公共健康方面的律師。1973年,與Joe Clark結婚之前,Maureen McTeer就在Clark的辦公室工作。1976年,當Clark成為加拿大進步保守黨領袖時,Maureen McTeer做了一件在當時驚世駭俗的事情——保留自己的姓氏,不冠夫姓,並且繼續自己的事業。一直以來,她致力於女性權益的保護。同時,她也是醫學法專家,曾經是皇家生殖和遺傳技術委員會成員。Maureen McTeer熱愛運動,和運動員Abby Hoffman是Esso女子冰球錦標賽的組織者之一, Maureen McTeer 獎盃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2017年10月,好萊塢金牌製作人哈維(Harvey Weinstein)被媒體爆出性侵醜聞,一時間輿論大嘩。隨後在社交媒體上一場#Metoo的運動逐漸興起,最終在全球引發了名為「Metoo」的反性騷擾運動。對於這一現象您怎麼看?

剛開始大家接觸到這樣故事的時候都非常驚訝,驚訝於這些故事的深度和影響力。一開始是從美國的娛樂圈開始的,後來才有了滾雪球效應。因為是美國女影星爆出這樣的故事,於是受到人們的關注,當然這其中還有很多的公關活動和宣傳。那現在的問題是,接下來我們應該怎麼走。我們現在需要關注的是,這件事是否僅僅只是社交媒體上的熱點而已,只是供大家來說一說自己的悲慘經歷;或者,我們真的能引導一次比較深入的變革,能夠成功引導政策的改變、社會態度的轉變以及整體對女性氛圍的改變。

這樣一種性騷擾的男權主義下關係的發展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了。對於像我們這樣在女權領域已經從業非常多年的人來說,聽到這樣的故事並不感到很驚訝,讓我們感到驚訝的反而是公眾們聽到這些故事時表現出來的驚訝。通過一系列這樣的故事也讓我們警醒地看到這樣一個現實,不管是什麼樣的女性,即使非常有錢、有名氣,也很有可能成為這樣男女關係中的受害者。

但如果這個故事起源於一位移民的女性受到了僱主們不公平的待遇,在媒體上公布自己的遭遇的話,我相信影響力肯定沒有這麼大。所以,我們只能再等待一段時間,看熱度稍減的時候,這究竟只是一個熱點的故事,還是真的可以帶來社會的變革。

最近,受ME TOO的影響,一位北大女學生20年前因教授性侵而自殺的事件出現在公眾視野里,高校性侵問題成為公共討論的熱點話題。您能介紹下加拿大高校在防性侵方面有什麼可借鑒的經驗嗎?

目前,在加拿大興起了一場值得我們關注的社會運動。以往以來,在加拿大高校是嚴令禁止師生談戀愛的,而現在的這場運動是想推倒這項禁令。很多女性組織聲稱,大學是將女學生看成了孩子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女性,如果是一個真正的女性的話,是可以和教授發生性關係的。其實,這樣的現象讓我們非常擔憂。

在社會進步的同時,我們多年來恪守的標準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我們發現原來的保護性的法律、保護性的態度還有保護者在當前已經不再被需要了。以往我們認為教授應該就是保護學生的,這樣的歷史態度在當代是可能需要被去除的。

但其實這令我們非常擔憂。因為在30年前,那些女性組織為了制定這一系列標準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她們認為要保護好女性的安全就應該寫下非常明確的規則,這些規則是可以寫在法律中的,是可以在法庭中明確使用的,是可以使大眾明確理解的。而現在很多的個人和組織說,這樣的做法是所謂父系時代的做法,我們不再需要這樣所謂規則的保護了。女性是強大的,她們不再需要這樣歷史性、規範性的保障。這樣的說法令我們非常擔憂。

上世紀70年代末我還在法學院讀書的時候,我們當時就興起了非常多的組織,包括女性和法律組織、法學院的基金會,我們建議在憲法中增加公平性的條款,當時我們之所以這麼努力就是想給女性設置一系列完善的規則,比如說,保障人權,保障女性資產的安全,保障兒童的監護權,就是為了給女性在家庭、工作、教育當中提供更好的機會和公平的待遇。我們當時就已經將這些法律明確地制定好了,我們以為這樣的規則會永遠地保障女性,而現在我們已經不這麼確定了。那些當時參與了這些運動的人已經退休了,那些退了休的人又要重新站起來,聲明我們需要這樣的規則來保護女性。

我們注意到今年1月,在BBC任職已30年的BBC中國區編輯郭艾莉(Carrie Gracie)發表辭職公開信,控訴BBC存在嚴重違反「男女同酬」的問題。加拿大在「男女同酬」方面有怎樣的實踐呢?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明確這樣一個事實:無論做什麼樣的工作,尤其是高薪的行業,女性的薪酬都是整體低於男性的。歷史上的原因是,大家都說女性跟男性不同,男性通常是一家之主,要支持一家人,所以男性的收入應該更高一些。這樣的解釋在當今社會已經不再適用了。因為女性往往也是支撐家庭的那個很重要的人。我以前在法學院念書的時候,我就說過同樣是畢業,如果可以讓女生以更低的分數畢業的話,那好,我們可以接受以後在工作的時候收入更低一些。但是現實狀況並不是這樣,我們看到在工作層面中,非常明顯的,男女薪酬是有很大差別的。

關於同工同酬,加拿大在這方面的保護已經有60年了。但是,男女薪酬之間的差距這60年來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我們就來分析為什麼同樣的工作女性會比男性收入更低。但是,我們發現這樣薪酬的差距正好顯示出了男女性在社會階層方面他們所享有的地位的差距。正是因為他們認為女性沒有男性重要,所以女性被分配的工作沒有男性重要,因此女性獲得的收入也不如男性。

所以,我們開始制定「新的定義」,為如何在工作中給予薪酬制定「新的定義」。我們稱之為一種「新的方式」——以同樣的薪酬來回報同樣的工作。比如,在學校裡面的清潔工通常都是一位男性,在前台接待的通常都是一位女性,我們認為這兩種工作的價值是一致的。所以,這兩種工作的薪酬也應該一致。我們為此制定了非常詳細的評估標準。通過評估體系,我們就可以給女性的教師或者男性教師制定非常詳細的標準,比如說擁有同等的學歷和工作經歷的話,就可以通過這樣的標準很明確地得出同工同酬的結論。

再回到剛才那個例子,清潔工和前台接待員,在加拿大,某一個前台的職位是需要雙語的話,也就說明這個職員需要更高的教育、更多的工作經歷或者是語言的技能,這樣看的話,比起一個只需要做清潔的清潔工來說,他的工作價值就會更高,所以他的薪酬也應該更高。在以往還沒有這些具體的標準的時候,我們只是任意地判定說這個清潔工應該比前台掙更多的工資,這都是非常任意的一個決定。而現在我們有了這樣一系列的標準,我們就可以通過這些標準評判出一個人需要什麼樣的學歷、什麼樣的技能,因此,他的薪酬應該更高。

當然,我們要花時間來適應這樣巨大變革。可能遇到一些阻力,有些人可能不希望看到這樣「新的方式」。想起來,當出現這樣「新的定義」時還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案例,現在感覺很滑稽。比如剛才所說的清潔工的案例,他們當時就試圖將自己的名字改成「清潔工程師」,以此來提升自己的薪酬。但是,我們都知道工程師肯定是要比清潔工需要更多的教育背景。而這些人就說我們現在是清潔工程師,我們需要很多的培訓、專業的技能才能擔當這樣的工作。所以,有一段時間在整個加拿大社會我們似乎也是容忍這樣的態度的。因為大家當時還認為,女性收入稍微低一點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現在這樣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現實依然是女性比男性掙得少,男性每掙1美元,女性只能得到80美分。而且,有些公司他們甚至有十分明確的政策,男性不應該告訴女性職工他們的收入是多少,一旦被女性發現的話,這些男性就不能升職了。那相當於男性和女性在一個公司里成為了競爭者。可喜的是,現在我們看到年青一代男女之間更願意相互合作而不是競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3月1日起實施,距今已滿兩周年。作為我國第一部反對家庭暴力的專門法律,反家暴法的出台被業界普遍認為在反家暴工作法制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但在實踐過程中,反家暴法也面臨著一些現實困境。在加拿大,反對家庭暴力方面的工作是怎樣開展的?

從全球來講,家庭暴力都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出現這樣問題的根源也非常多,我們往往看到的是女性和幼童是受害者。在加拿大,我們通過各種方式來應對這個問題。我們的女警員會有特殊的培訓,通常會讓女警員去接觸受害者。對受害者提出問題或者是去搜集證據。比如說是家庭暴力的話,會拍一些照片,有性侵存在的話,會對受害者做一些醫學的檢查來獲取證據,因為家庭暴力通常發生在私下的場合,取證並不是那麼容易。

而對於醫院的醫生和護士,他們也有義務去上報家暴的病例。他們一旦懷疑病人是家暴的受害者,尤其是女性和兒童身上有淤傷或者傷痕,就有義務去上報這樣的案例,特別是孩子。不幸的是,很多女性和孩子是沒有太多選擇的,我們還能為她們提供一個安全的庇護所讓他們遠離施暴者。當然這樣的方案還只是臨時性的方案,我們還需要針對施暴者,比如說施暴的丈夫和父親,如果他們被指控有家庭暴力的話,不僅要把他們送進監獄,同時也會讓他們去看心理醫生,讓他們了解怎樣控制自己的情緒。

這個問題是非常複雜,涉及多種文化多個層次,我們需要多種解決方案來應對這個問題,但是根本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去保障女性和孩子的權益,讓他們不受丈夫和父親的侵害。當然,我說的是在傳統婚姻關係中,在加拿大我們是允許同性婚姻的。家庭暴力也可能發生在同性婚姻中,今天我們的關注點還是在傳統的婚姻關係中。

從成長經歷來看,從小您的父親就會教您打曲棍球,甚至在這項運動中您也頗有造詣。那麼,運動能給您帶來什麼呢?或者說您在運動中有怎樣的獲得?

我覺得就像音樂一樣,體育就像一件非常強大的工具,可以讓很多人團結在一起,為同一個目標努力。當然,我指的不是那種兩隊之間的競賽,兩隊之間相互爭鋒的氛圍。就像是幾周之前剛剛結束的冬奧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在非常激烈的比賽中,也有這種國際間的合作的比賽精神,我相信觀看這種比賽的年輕人一定能獲得非常多的正能量。

毫無疑問,無論你選擇了任何一項體育運動,只要你做得好的話,都是對於自信非常好的提升,也有助於讓你變成一個更加自律的人。而且,如果是在團隊的運動中,也會教會我們如何與別人一起合作,怎樣通過合作得到更好的結果。而且,在加拿大有超過50%的兒童是超重甚至是有肥胖症的,所以說在保證營養和良好的生活方式之外,體育應該是保障兒童能夠健康成長的最有力的方式。

回想起來,在我小時候女性是不允許玩曲棍球的,所以當時覺得自己生不逢時。而現在的女生,年輕的一代,一出生就可以玩曲棍球,我經常在想,如果我出生在現代,我打得最夠好的話,是可以參加奧運會的。這樣的可能性是讓所有的女性為之振奮的。當曲棍球剛剛在加拿大興起時,這個產業是需要一些公眾人物從財力和精神上的支持的,所以我當時就給曲棍球比賽捐贈了獎盃,也是為了鼓勵女性能多參與曲棍球比賽。我當時就想現在的女運動員是多麼幸運。而年輕一代把這些都當成理所當然的事實了,他們根本不敢相信其實在不久之前女性還是不能玩曲棍球的。而現在呢,沒有限制,大家可以盡量地參與,而且應該鼓勵更多的女性來參與。所以我經常跟她們說,你們要保持一顆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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