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告密文化」是蘇共歷史上的特色

告密制度是獨裁統治下的產物，無論在社會還是黨內，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際關係，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線，這樣的社會不會是和諧社會，更不會是社會主義社會。

告密合法化為「報告」

在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問題。

告密有兩種。一種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潛伏黨內的沙皇政府密探，最著名的一個名叫羅曼馬林諾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入工人運動，曾任工人委員會委員、五金工會理事會書記，1910年被招募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爾什維克布拉格代表會議上當選中央委員，後又被選為國家杜馬代表。他的告密活動給布爾什維克黨造成嚴重損失。布哈林曾經覺察到馬林諾夫斯基的姦細行為，但列寧不相信，反而指責布哈林輕信流言蜚語，政治上不堅定。十月革命後馬林諾夫斯基回到俄國，姦細身份敗露，被判處槍決。這是向敵人告密的典型例子，這種人賣身投靠，已經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投敵叛變。

另一種告密是十月革命勝利後出現的新現象，即向組織密告周圍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機關介入黨內鬥爭，當權者用格伯烏（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方式解決黨內意見分歧時，告密者往往成為安全機關的密探。這些人的動機不一，有的是出於愛國愛黨，有的是為了邀功請賞向上爬，有的是為了打倒對手，有的是為自保。

上世紀20年代，黨內鬥爭逐漸激化。列寧生前，黨內出現分歧還可以通過爭論這種正常的方式解決。列寧患病和退出政壇之後，黨內鬥爭開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寧支持的托洛茨基，與「三駕馬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間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分歧。

1923年秋，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引發銷售危機，國內出現工潮。黨內對解決經濟問題以至黨內民主問題等發生不同意見。

1923年9月俄共召開中央全會，內務人民委員兼格伯烏首腦捷爾任斯基在會上做報告。他提請全會參加者注意，黨內生活的停滯、黨內存在非法派別集團、任命製取代選舉制等已成為一種危險，瓦解黨對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這些事實證明黨內狀況不良。為監視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格伯烏早就安排其黨員以及了解情況的非黨人士充當線人，監視並密報他們的活動。鑒於工潮和黨內存在派別活動，他建議責成所有共產黨員向格伯烏報告黨內的非法派別集團。

十月革命後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肅反委員會（全名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契卡），它很快獲得了非常權力，即逮捕和不經法庭審判直接處死的生殺大權。這種情況一直延至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初期。隨著國內戰爭的結束，正常經濟活動的恢復，契卡的工作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列寧決定改組契卡，削減其權力。1922年初契卡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格伯烏），屬內務人民委員部管轄，任務是鎮壓公開的反革命暴亂，從事反間諜工作，保衛鐵路和水路交通線，保衛國家邊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權，但已無處決權，案件必須移交法院審理判刑。這是把蘇維埃國家納入法制軌道的一項重要措施。

但是這一次，捷爾任斯基卻要求把對敵鬥爭的方法用於黨內鬥爭，要求在黨內建立告密制度，這引發托洛茨基的強烈抗議，他堅決反對安全機關介入黨內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也反對這種做法，他說：「這隻會帶來害處。這會被理解為變本加厲的警察制度。我們必須急速轉向黨內民主。」

在1925年年底召開的聯共（布）第14次代表大會圍繞告密問題展開了小小的爭論，有人公開支持告密，有人提出異議。

斯大林、列寧和托洛茨基

聯共（布）14大召開之前，黨內出現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新反對派」，反對斯大林執行的方針政策。14大上以斯大林為首的多數派同「新反對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黨的10大曾通過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所以斯大林緊緊抓住派別活動做文章，指責「新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對「新反對派」的許多指控主要依據的是黨員列昂諾夫給中央的告密信，他在信中報告了自己同好友列寧格勒省委書記、中央委員扎盧茨基以及其他共產黨員的談話內容。

針對這種告密行為，列寧格勒黨的監察委員會主席巴卡耶夫在發言中指出，黨內不允許告密行為，他說，「我對企圖在我們黨內紮根的那種不健康的道德作風不能泰然處之。我指的是告密行為」，這種告密行為會導致黨員互不信任，相互間不能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中央委員尼古拉耶娃反對把契卡的工作方法用於黨內，她說：「什麼是契卡人員？契卡人員是反對敵人的武器……是反對階級敵人的。告密黨內同志，告密那些同志式交換意見的某些同志，這隻會瓦解我們的黨……黨內的這種制度將帶來損害，它將扼殺真正的不滿，扼殺每一個會思考的共產黨員都會出現的一系列不解的問題……不應當用這種制度去鬥爭，而應當依靠正確的黨內民主制度去鬥爭。」

然而屬斯大林多數派的許多大會代表都支持告密行為。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施基里亞托夫認為，就某個黨員想成立什麼集團向黨的高級機關告密，這是「每一個黨員的義務」。中央監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這種說法。而中央監委主席團委員古謝夫走得更遠，他聲明：「每一位黨員都應當告密。如果我們有什麼毛病的話，那不是因為告密，而是因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現政策分歧，我們不僅不得不中斷我們的友誼，而且還要走得更遠——去『告密』。」

「告密」一詞太露骨，實在不好聽，它使人想起沙皇時期專事告密的姦細。聰明的中央監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議把「告密」改為「報告」。這場爭論的結果是通過「報告」的形式把「告密」行為合法化！國家安全部門被用於黨內鬥爭，共產黨員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的鬥爭方式，變成了黨員之間相互告密的行為。

1927年底出現糧食和工業品嚴重短缺，商店排長隊，工人舉行集會和群眾大會要求改善糧食供應。與此同時也出現糧食收購危機，有一億多普特糧食收不上來，斯大林採取了「非常措施」，動用刑法對待有糧不交的農民。「非常措施」是一種掠奪農民的手段，使農民同蘇維埃政權的關係惡化。圍繞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態化，黨內再次出現嚴重分歧。以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書記、《真理報》主編布哈林，人民委員會主席李可夫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托姆斯基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為另一方，雙方展開激烈的爭論和鬥爭。

《真理報》是控制輿論的重要工具，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實際上是同斯大林爭論。

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緊緊盯住《真理報》不放。恰好《真理報》編輯部的一名叫Ｂ·Ｃ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給莫洛托夫寫·了封告密信，稱布哈林學派的ＢＨ阿斯特羅··夫、ＡＨ斯列普可夫、ＥＢ策特林及布哈····林的其他擁護者從事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派別活動。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換編委會和編輯部中布哈林擁護者的根據。在新任命的副主編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編輯人員使得仍任主編的布哈林不再能決定報紙的方針了。這是斯大林在黨內鬥爭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個例證。

主張告密告的人，後來往往死於他人的告密

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發表《大轉變的一年》。年底，斯大林舉行五十大壽慶典，慶祝自己擊敗了所有對手，獲得黨內鬥爭的勝利，慶祝斯大林體制的誕生。這是斯大林真正執掌政權的開始，此前幾年雖然是斯大林在主導，但他一直遇到「左」「右」反對派的夾擊，還不能自行其是。

進入1930年代，斯大林大權在握，開始清洗先前的政敵或曾反對過自己的人，這就開始了「大清洗」，從黨外到黨內，從中央到基層，在國內形成一種人人自危的局面。國內出現所謂「耳語者」。耳語者有兩個含義，一是有話不敢在大庭廣眾中說的人，他們只能在絕對可信的人們之間悄悄耳語。一種是指以耳語的形式，即悄悄打小報告的人，告密者。在告密成風的氛圍下人們普遍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覺，即便像赫魯曉夫這樣的高官，也不知道早上去上班，晚上是否回得了家。那時審訊判刑所需要的證據不是物證，而是口供。告密的材料可以作為判罪的法律根據。這樣人們為了自保往往先下手為強，用密告他人來保自家的安全。斯大林大清洗的兩千萬人中，因被人告密而遭罪喪生者不在少數。有一種現象也屬於告密範疇，這就是通過嚴刑逼供，迫使「犯人」捏造事實，揭發他人，然後據此給他人定罪。例如拉狄克在被捕前曾向布哈林求救，布哈林幫他說過好話。拉狄克最後還是被捕了，在刑訊逼供下他反過來咬布哈林，他提供的材料成為給布哈林定罪的證據之一。這種情況在斯大林治下屢見不鮮。在1920年代主張告密的人，在1930年代往往也死於他人的告密！

俄國大作家索爾仁尼琴是告密的受害者。蘇德戰爭爆發後，1942年他以炮兵中尉的身份奔赴前線，戰績出色，榮獲二級衛國戰爭勳章和紅星勳章。1945年索爾仁尼琴在給朋友的私人信件中批評了斯大林和極權制度，被朋友告密，從前線押回後方，以「進行反蘇宣傳罪」被判處8年勞改，親歷了古拉格的苦難生活。他在《古拉格群島》中講了一個小夥子的故事。此人原為安全部門人員，喜歡畫畫，連政治學慣用的筆記本的封面也畫上畫。一次他畫了一頭豬，旁邊有人問，會畫斯大林不？會。馬上又畫了一個斯大林。後來有人告發，筆記本被送上去檢查，他因此而獲刑。

順便說一下，赫魯曉夫時期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我在蘇聯上學時大學生中經常流傳關於赫魯曉夫的政治笑話，例如赫魯曉夫提出肉奶麵包生產趕上和超過美國的口號，養豬是措施之一，政治笑話就拿他的姓開玩笑，把它變成豬的哼哼聲「赫魯……赫魯……」這時講政治笑話已經沒有什麼風險了，此後民間流傳的政治笑話就越來越多。

斯大林也沒有安全感

斯大林生前製造的最後一個案件是醫生謀殺案。此案的起因就是一個女醫生的告密。1948年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病故，女醫生莉迪亞·季馬舒克三次寫信密告醫生用不當的治療導致日丹諾夫死亡。頭兩次密告沒有被受理，第三次引起斯大林的興趣，於是藉此製造了所謂醫生謀殺案，9名醫生被捕。此案大有擴大之勢，很可能成為新的鎮壓高潮，只是由於斯大林在1953年3月初去世，遂得以中止。據稱告密者是安全部門的密探或者線人，她因密告有功於1953年1月20日獲得列寧獎章，但好景不長，當年4月4日又被剝奪。在這裡告密已經不是個人的道德問題，已演變成嚴重的政治問題，成為政治鎮壓的一種可以利用的手段。不過那時好像並沒有把告密當回事，季馬舒克雖然被剝奪了列寧獎章，但對其工作並沒有什麼影響，1954年還獲得了「勞動紅旗勳章」！

在蘇聯，告密制度幾乎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索爾仁尼琴寫道：如果缺乏經驗又沒有經過充分思考，很難判斷告密活動在我國滲透到何種程度，把我們包圍到什麼程度……在我們這裡，在我們的住宅里，在我們的院子里，在我們的修錶店里，在我們的學校里，在我們的編輯部里，在我們的車間里，在我們的設計室里，甚至在我們的民警局裡，誰是坐探？是很難判斷的，但是為了安全起見，還是要注意判斷為好。他感嘆道：「坐探是趕不走，辭不退的。你趕走，他們又會招募新人！」

甚至在古拉格集中營里也是告密成風。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有專門一章談在犯人中招募告密者，在那裡告密者被叫作「斯圖卡奇」或者「塞克索特」。當局需要招募告密者，以了解什麼人打算逃跑，什麼人繼續堅持「反動立場」，什麼人心懷不滿在背後罵管理員或者長官，等等。

告密的內容，一種是確有其事，但大都是私下的言談、私人通信的內容——在那時期誰敢公開反對斯大林、蘇維埃政權啊！第二種是捕風捉影、憑空捏造的，告密者意圖藉此整倒被告密對象，或者邀功請賞。第三種是在當局需要的情況下藉助各種手段炮製出所需的告密內容，以實施鎮壓。

告密行為往往經過意識形態的包裝，所以是冠冕堂皇的，告密者既能心安理得，還能得到好處。索爾仁尼琴寫道：「我國的空氣本身就促使人們去當『密工』。國家高於個人、告密者不是告密，而是對被告密者的幫助，如此等等不都是這種因素嗎？

告密制度是獨裁統治下的產物，無論在社會還是黨內，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際關係，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線，這樣的社會不會是和諧社會，更不會是社會主義社會。一個政權不是靠人民基於信任給予的支持，而是靠告密來壓制人們的不滿和反抗，依靠恐怖手段維持統治，這樣的政權不可能長治久安，並且當權者本身也不會有安全感，要不然斯大林為什麼在垂暮之年還要製造一個醫生謀殺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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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異凡。本文如有侵權，請聯繫本公號刪除。原載於《同舟共進》，轉載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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