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保護總統的同性戀英雄和他的隱私案

今天開始聊新聞價值和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隱私侵犯的豁免。相關內容可以參照往期：

（左邊身著風衣男子為Sipple，紅圈女子是刺殺總統的女刺客Sara Jane Moore）

SIPPLE V. CHRONICLEPUBLISHINGCO.

201 Cal. Rptr. 665 (Cal. Ct. App. 1984)

（根據判決書整理）Caldecott法官：1975年9月22日，薩拉·簡·摩爾在福特總統訪問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時試圖暗殺福特總統。原告奧利弗·w·西普爾(以下簡稱上訴人或西普爾)在舊金山聯合廣場的人群中抓住或者是擊打摩爾的手臂，後者當時正要開槍射擊總統。雖然沒有人能確定西普爾是否真的拯救了總統的生命，但暗殺企圖沒有成功，西普爾被認為是不顧自己安危的英雄，並在這次企圖暗殺發生後在全國範圍內受到廣泛宣傳。

在許多關於這一事件的文章中有一篇專欄文章，由赫伯·卡昂撰寫，1975年9月24日由《舊金山紀事報》發表。該條部分內容如下: 「奧利弗·比爾·西普爾是當時的英雄之一，他在薩拉·簡·摩爾的槍開火時抓住了薩拉·簡·摩爾的手臂，從而挽救了總統的生命。他喜愛的金門大道紅燈籠酒吧是午夜之星。Helping Hands領袖雷·布羅舍斯（舊金山同性戀大遊行的創始人之一）和同性戀政治家哈維·米爾克自稱是西普爾的親密朋友，他們稱自己為「proud」，或許這將有助於打破這種刻板印象。西普爾是牛奶公司主管競選活動中的一員。

此後，《洛杉磯時報》和許多國外報紙發表的文章提到了主要來源(即《舊金山紀事報》上發表的故事)，既提到了西普爾表現出的英雄行為，也提到了他是舊金山同性戀群體的一名傑出成員。其中一些文章推測，福特總統未能及時感謝西普爾的英勇行為是西普爾性取向的結果。

...西普爾對報紙提起訴訟。申訴依據的是侵犯隱私權的理論，其實質是被告未經授權和同意，披露原告的個人和私人性取向為同性戀的信息，從而公布了原告生活中的隱私；上述出版物對原告極為無禮，因為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第一次了解到他的同性戀傾向；由於披露了私人事實，原告被他的家人遺棄，暴露在蔑視和嘲笑之中，給他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尷尬和屈辱。原告最後指控被告的行為構成惡意和壓迫（Martin: 根據加州法律的解釋malice and oppression is despicable conduct is carried on by the defendant with a willful and conscious disregard of the rights or safety of others or despicable conduct that subjects a person to cruel and unjust hardship in conscious disregard of that person"s rights.）要求補償和懲罰性賠償。

上訴人對上訴的主要論點是，初審法院作出有利於被告的即決判決是有偏見的。更確切地說，上訴人辯稱，侵犯隱私權的個別因素(即公開披露私人事務、公開披露的冒犯性和新聞價值作為侵權責任的例外)所構成的事實認定，不能通過簡易程序（summary procedure）來解決或裁決。

在討論上訴人關於案情的論點之前，我們首先闡述了有關案件的法律原則。已經很好地確定，基於侵犯隱私的侵權行為的訴訟緣由有三個要素。第一，披露私人事實必須是公開披露。第二，披露的事實必須是私人事實，而不是公開事實。第三，公開的事情必須是一個冒犯和反對一個理性的普通人的敏感問題。然而，人們同樣認識到，由於憲法規定的保護新聞自由的最高任務，即使是侵犯個人隱私的侵權行為，如果公布的私人事實是真實的且有新聞價值的，也可以免除責任（Martin：構成要件部分可以參照往期「披露真實信息會侵犯隱私嗎？」）...

從上述原則來看，本案的簡易程序判決必須以兩個理由來予以支持。首先，正如適當考慮簡易程序目的的記錄上說的，文章所披露的事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私人事實。第二，記錄也從表面上表明，有爭議的出版物具有新聞價值，因此構成了保護性屏障，使其免於因侵犯隱私而承擔責任...

關於第一個理由，案件解釋說，對於已經公開或以前已成為"公共領域"一部分的事項，不能被認定為隱私。此外，同樣強調的是，當被告僅進一步公布已公開的關於原告的信息時，或當進一步公布涉及原告對公眾開放的事項時，不承擔任何責任。（Martin：關於進一步公開信息是否構成侵權可參考往期：問題III private matters是否可分？）

法官審理的案件屬於上述規則範圍。無可爭議的事實表明，在有關報紙文章發表之前，紐約、達拉斯、休斯頓、聖地亞哥、洛杉磯和舊金山等多個城市的數百人已經知道上訴人的同性戀取向和參與同性戀社區活動的情況。因此，上訴人的證詞表明，在企圖暗殺之前，上訴人在舊金山著名的同性戀社區"Tenderloin"和"Castro"里待了很長時間（Martin：Castro是全美第一個同性戀社區，以LGBT文化著名）；他經常去舊金山和其他城市的同性戀酒吧和其他同性戀聚會；他幾次參加同性戀遊行；他支持麥克·卡林吉競選「皇帝」的活動，還參加了「皇帝」的加冕典禮，並坐在卡林吉的桌子上；他與另一位著名同性戀哈維·米爾克的友誼在同性戀報紙上廣為人知；在本案所涉及的文章發表之前，他的同性戀協會和名字已經在同性戀雜誌上披露(如《數據男孩》、《太平洋海岸時報》、《男性快報》等)上報道。Martin：有點搞不懂為什麼是Data Boy？)。事實上，上訴人相當坦率地承認，他並沒有隱瞞自己是同性戀，如果有人問，他會坦率地承認自己是同性戀。簡而言之，由於上訴人的性取向已經處於公共領域，而且有關文章只不過是為了進一步宣傳上訴人對公眾已經開放的事實，因此，侵權行為的一個關鍵要素缺失，使其容易受到簡易程序的處理...

談到第二個理由——新聞價值，本法院承認一項廣泛的特權，掩蓋了所有有新聞價值事項的真實公布。...過往案例和權力部分進一步解釋說，對新聞價值最重要檢驗是此事是否符合正當的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又必須根據社會習俗來確定。正如在Virgil v. Time, Inc.,一案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決定何謂合法公眾利益時，必須考慮到社會的風俗習慣；歸根到底，什麼是「適當」，這成為一個社區道德問題。當披露信息不再是提供公眾有權獲得的信息，變成了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病態地、聳人聽聞地窺探私人生活時，就需要劃清界線——一個理性的、有體面標準的公眾成員會說他並不關心這些私人生活。

在法官席案中，公布上訴人的同性戀取向已經為許多社區的許多人所廣泛知曉，即使在公布時，這種做法也不至於冒犯到社區的正派觀念。此外，甚至更重要的是，記錄表明，這些出版物不是出於對上訴人私生活的病態和聳人聽聞的窺探，而是出於合法的政治考慮，即消除同性戀者膽小、軟弱和不關心他人的虛假公眾輿論，並提出同樣重要的政治問題，即美國總統是否對同性戀等少數群體持歧視態度或偏見...

上訴人辯稱，通過挽救總統的生命，他並不打算成為公眾人物，這一點很容易得到答覆。在闡述非自願公眾人物（involuntary public figures）時，侵權法重述（二）第625D條評論F部分闡述如下:

還有其他個人沒有尋求宣傳或同意宣傳的，但通過自己的行為或其他方式已成為公共利益的合法主體。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已經成為「新聞」

There are other individuals who have not sought publicity or consented to it, but through their own conduct or otherwise have become a legitimate subject of public interest. They have, in other words, become 『news.』

（舉槍刺殺福特總統的女刺客Sara Jane Moore，後被判處終審監禁，於2007年12月31日釋放，服刑32年。美國歷史上只有兩位刺殺總統的女刺客。都是刺殺福特總統，都是在加州，並且前後相隔只有19天。另外一位刺客Lynette Alice也獲終身監禁，於2009年8月14日釋放，服刑34年）

稍微說兩句：

1. 法院駁回了西普爾的申訴，部分原因是西普爾的同性戀行為和參與同性戀社區的行為在許多地方都有數百人知曉。但是西普爾的觀點是，他想對某些人——即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保密他的同性戀行為。這就存在著一種情形，個人對於自我信息的控制力往往只會有「開放」和「閉合」兩種狀況，即一旦公開信息，對於信息的傳播範圍就會「失控」，例如西普爾他在與LGBT群體中需要透露自己的性取向，但他並不希望這些信息被他家人知曉。昨天我們討論的Y.G. v. Jewish Hospital案里，一對夫婦在做了體外受精懷孕後參加了醫院的派對，引來一家電視攝影組來拍攝，以及Multimedia WMAZ, Inc. v. Kubach案中，艾滋病患者將信息透露給朋友、醫生和一個60人的艾滋病支助小組，兩個法院都認為當事人依舊享有隱私權。既然法官們對於如何確定「何種程度的publicity"屬於自願將隱私置於公眾領域之下存在難以確定的界限，那麼公民應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參照規範自己的行為呢？

2.新聞價值test內容太多，下期再展開聊。

英雄的悲慘命運

西普爾於1989年1月去世，他獨自一人住在一間凌亂的公寓里，床邊放著半加侖的波旁威士忌酒。在他去世近一個月後，洛杉磯時報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詳細描述了他去世的悲慘情況，並詳細描述了他的生活。西普爾曾在越戰中兩次受傷，靠退伍軍人的傷殘撫恤金過活日子，儘管他沒什麼收入來源，並且健康狀況不佳，但朋友們仍然記得他是一個慷慨大方的人，樂於捐款給慈善機構或幫助被遺棄的人。

洛杉磯泰晤士報的文章還強調了在媒體曝光他之後，他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文章引用了西普爾兄弟喬治·西普爾的話: 「（關於）他的私生活（的信息）本不該回到底特律」(他的家鄉)。父母對兒子性取向的揭露感到震驚；洛杉磯泰晤士報說: 「西普爾和父親之間的隔閡太深了，1979年他母親去世時，父親明確表示不歡迎他。後來，西普爾留在舊金山，沒有參加他母親的葬禮。

喬治·西普爾在打掃他兄弟的公寓間隙時說，他的很高興自己的兄弟給他留下了一個印記，記得他曾經說過一句話：「（在我去世很久以後）有人會拿起一本書，看到是奧利弗·西普爾救了福特總統的命」。

洛杉磯泰晤士報報道，西普爾去世的公寓里掛著一封裱好的信——這是一封衷心感謝的信，Jerry Ford簽署了這封信，感謝西普爾迅速、無所畏懼地採取了無私行動，避免了對總統和民眾的危險。而這封信早在西普爾在舊金山阻止刺殺三天後發出了。

（西普爾在金門國家公墓里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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