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金融風險「灰犀牛」背後的真問題

為應對後危機時期面臨的「三期疊加」壓力，中國政府致力於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破解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束縛。

資料圖：灰犀牛 （圖源：網路）

自2018年以來，重新活躍起來的外部風險因素為中國的金融風險監管帶來了新挑戰。境外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從1月下旬開始高位回調。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為過去數年來的高估值、低波動特徵不可持續。伴隨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逐漸恢復動能，投資者開始對通脹和利率的上行風險更加警惕。境內股票市場已經感受到國際市場之間的聯動效應。自4月以來，不斷加強的中美貿易摩擦構成了新的風險源。受此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投資者的神經再次緊繃起來。此外，局部上的國際政治與軍事衝突持續發酵。對於這些新的外部衝擊，過去人們習慣於採用象徵意外風險的黑天鵝作比擬。然而，當前的事實並不意外。它們都積聚已深，更似意料之中的灰犀牛。

在2007美國次貸危機與2008年間全球金融海嘯發生之後的十年之際，上述國際性風險因素的活躍並非偶然。在風險現象的背後，不難發現持久而深刻的淵源。例如，國際金融市場的直接風險源就突出表現為國際資本市場運行與各國貨幣金融政策調整之間的衝突。源頭上的火種在上一輪危機發生之後的救市行動中就已經被埋下。當前國際股票市場上堆積的泡沫得成於過去主要國家中央銀行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和大規模擴張的資產負債表，也將有可能敗於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收緊和「縮表」。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轉向一直是金融市場關注的焦點。這個緩慢而謹慎的轉向在2013年啟動之初引起了被稱為「消減恐慌」的全球金融市場動蕩。一度泛濫的國際資本從此由新興市場向發達國家大規模迴流。跨境資本流動導致了大分化格局：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了匯率貶值和股票市場低迷，發達經濟體則匯率升值和股票市場延續長期牛市。但是，無論是先前的超低利率還是後來的國際資本流入，對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的支持都是有限的，又埋下了金融市場泡沫風險的種子。

近些年來，境外社會矛盾加劇和逆全球化行事就折射出經濟與金融領域舊疾難愈的困擾。顯然，這些困擾已經給經濟、貨幣與金融政策的正常化帶來了嚴重阻滯。美國的問題較為典型。一方面，傳統的正常化已經不足以支持重建製造業或促進位造業回歸；另一方面，有力的財政擴張又面臨政府債務約束。有時，為實現正常化甚至還需要新的扭曲操作。例如，曾經致力於重建美國金融秩序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又面臨被廢黜的境地。然而，美國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聯結已經不夠緊密，仍然有太多的資金流向金融市場。因此，放鬆金融管制與抑制資產泡沫變得難以兩全。為緩解內部矛盾，有意向外部轉移成本的政治傾向也活躍起來。正是這樣的土壤，催生了中美之間以及其他國際性的貿易摩擦。

面對上述困境，一些發達國家也許需要參考一下中國經驗。為應對後危機時期面臨的「三期疊加」（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壓力，中國政府致力於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破解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束縛，並從2015年底推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關結構性改革的呼籲在國際上一直不絕於耳，但是真正付之於實踐者不多。在金融領域，中國高度重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發展定位，並以此為指導原則一邊促進金融結構調整，一邊防範金融風險。中國的金融監管從2106年開始著手「抑制資產泡沫，防範金融風險」。此後乃至未來一段時期，「嚴監管、防風險」都是中國金融監管領域的主題詞。嚴監管體現於建立具有明晰約束性的新規則體系，加強現場檢查與執法力度；防風險工作立足於全面排查風險點，強調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這些目標清晰、務實可行的金融監管理論與實踐已經開始發揮作用。

最後，中國的金融風險監管也需要充分考慮新的外部風險衝擊。這些外部風險因素並非偶然性的黑天鵝，而是早已啟動至如今才衝過來的灰犀牛。它們體現了過去十餘年來積蓄下來的各類經濟體內部的結構性矛盾、政策正常化與金融運行之間的現實衝突，以及國際之間的矛盾轉移。因此，防風險的任務必將增加對外部因素的應對。透過近期中國在中美貿易摩擦和擴大金融開放中展現的自信來看，堅守既定的政策路線就可以從容應對。

（袁增霆，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論壇智庫作者）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