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和鄭振鐸對左翼文學「左」傾思想之修正——以《文學》《文學季刊》的創辦為例
黃藝紅｜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
本文原載於《漢語言文學研究》2017年第4期
成立初期的左聯因受「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 要求盟員寫標語、撒傳單, 走上街頭參與革命運動。激進的鬥爭方式導致盟員的身份暴露, 左聯出版的機關刊物也因為鮮明的政治立場, 不斷遭到查封, 這些都給左聯帶來近乎毀滅的打擊。為爭取左翼文學的生存空間, 茅盾與鄭振鐸合力創辦左聯刊物《文學》, 並使《文學季刊》成為與《文學》性質相同、稿源相通的姊妹刊物, 這對壯大左翼文學、團結非左翼作家、溝通1930年代的南北文壇, 起到積極的作用。
1930年代上海成為中國文學的中心，北方文壇比之於上海文壇的熱鬧更顯沉寂。此時, 在上海剛剛成立的左聯受到「左」傾路線的影響, 作為共產黨的外圍文化組織, 它要求盟員直面鬥爭, 從事具體的革命工作:如示威遊行、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參加飛行集會、發動同盟罷工等, 這使得盟員的身份暴露, 難以保存實力, 導致開展工作愈發困難。在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之下, 左聯的機關刊物接連被查封, 盟員遭到捕殺, 左翼文化運動陷入困境。為謀求生存空間, 在「文化圍剿」中突圍, 左聯必須轉變「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作風, 打開大門與北方文壇取得聯繫, 釋放誠意。此時, 身處上海的左聯作家茅盾, 定居北平與左翼文人關係密切的鄭振鐸, 便發揮了特殊作用。
一
辦刊物、求團結
———茅盾對左翼文學「左」傾路線的反思
成立初期的左聯受關門主義的「左」傾思想影響, 以左翼作家的聯合戰線自居, 但又僅止於強調作家的左翼立場, 忽視「聯合戰線」的擴大。最普遍的做法是:採取階級分析方法來區分文學的性質和作家的成分, 嚴格與一切「不革命」的作家劃清界限。這導致左翼文學生存空間狹小, 關上左聯對外敞開的大門。茅盾認為, 自1931年11月起情況開始好轉, 左聯基本擺脫「左」的桎梏, 迎來它蓬勃發展、四面出擊的階段。他分析促成這個轉變的, 是魯迅和瞿秋白。魯迅與瞿秋白, 一個是當時公認的左聯「主帥」, 一個被認為是共產黨派來指導左聯工作的代表, 他們的合作, 使得在王明「左」傾路線統治全黨的情況下, 以上海為中心的左翼文藝運動仍取得不小的成就。茅盾指出, 是魯迅與瞿秋白的「親密合作」造就了「奇特的現象」;而事實上, 茅盾與鄭振鐸的合作, 對溝通南北文壇、壯大左翼力量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絲毫不遜於魯迅和瞿秋白二人。
茅、鄭的合作, 應該說最早始於1921年, 二人籌備發起文學研究會, 共同主編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文學周報》之時期;到1923年, 鄭振鐸接替茅盾主編《小說月報》 (茅盾對《小說月報》的影響, 仍通過鄭振鐸得以體現) , 積極提倡寫實主義的文學創作;1925年「五卅」運動以後, 茅、鄭曾一起創辦《公理日報》, 揭露英、日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暴行;1933年起, 憑藉著親密無間的合作經驗, 在上海的茅盾和在北平的鄭振鐸, 集二人之力, 架起南北文壇之間的橋樑:上海《文學》和北平《文學季刊》《水星》等雜誌的面世, 對消除南北文壇的畛域之見, 擴大左翼文化的影響, 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選擇以辦刊的方式為左翼文學爭取生存空間, 團結除「民族主義」文學以外的非左翼文學, 這與茅盾的左翼文學實踐及其長期擔任左聯的領導職務有關。對左翼文學存在的「左」傾思想, 茅盾的反思幾乎是左翼文學陣營中持續時間最長的。早在1927年, 茅盾就寫下《從牯嶺到東京》一文, 對以創造社、太陽社為代表的革命文學隊伍之「左」傾盲動主義表示過懷疑。他闡述了「小資產階級」不是革命的敵人這一觀點, 還表達了對「標語口號文學」的擔憂。他認為, 對於左翼文藝的宣傳不能空有革命熱情, 而忽略文藝的本質。1930年, 左聯的成立宣告左翼文學陣營的組織化, 但這並不意味著左翼陣營的左傾幼稚病得到完全清算, 在成立初期, 左聯各項工作的開展仍以參加不切實際的「左」傾鬥爭為要。到1931年, 左聯刊物《北斗》的創刊, 成功打開南北文壇互動交流的局面, 這與魯迅、茅盾、馮雪峰等人反思左聯內部的「左」傾錯誤、爭取左翼文學生存空間是分不開的。
當然, 左聯的自我糾偏是長期而反覆的過程, 其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並未得到有效清理, 《北斗》後來越辦越「紅」, 終被查封, 就再次關上與非左翼作家對話的大門。《北斗》被禁之後, 左聯刊物都處於地下發行狀態, 基本上是內部傳閱, 很難對外產生影響。1933年3月, 鄭振鐸從北平到上海與茅盾會面, 他們提出目下缺少「一個『自己』的而又能長期辦下去的文藝刊物……作家們, 尤其是青年作家們, 寫出了作品苦無發表的地方」。早先魯迅、茅盾等人創辦《北斗》的初衷, 就是為了辦一個以刊登文學創作為主的左翼刊物, 茅盾、鄭振鐸所說的———沒有一個「自己的」「長期的」刊物, 指的就是左聯辦文學刊物的現狀。而他們提到青年作家寫出作品無處發表的困境, 更多的是出於左聯負責人和文壇老作家對青年左翼作家的關心。
為再次打開局面, 茅盾主動向鄭振鐸說明必須辦刊:「內容以創作為主, 提倡現實主義, 也重視評論和翻譯。觀點是左傾的, 但作者隊伍可以廣泛, 容納各方面的人, 對外還要有一層保護色。」此次會面促成了《文學》的創辦。《文學》編輯先後由傅東華、黃源、王統照等人擔任, 但作為實際上的主編, 茅盾的編輯思想一直影響著《文學》。這份統戰文壇的左翼巨刊, 因其既有衝破封鎖打開文壇局面的魄力, 又有把南北各派作家聚合在一起的能力, 成為1930年代生存期最長、影響力最大的文學期刊 (1933-1937) 。進一步說, 1931年下半年和1933年下半年, 茅盾兩次擔任左聯行政書記,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動《北斗》和《文學》出刊。而茅盾在1932至1933年間創作《春蠶》《林家鋪子》《子夜》等作品, 就是因為左聯正從「左」傾路線中解脫出來, 創作應成為工作的重點, 身為左聯的領導核心成員, 茅盾率先要求自己以紮實的作品指導左翼作家創作, 將左翼文藝運動引向正軌。
至1936年, 茅盾撰文批判「兩個口號」的論爭, 嚴厲指出在論爭中出現的關門而內戰、「內戰之後擠出幾個再關門」的宗派主義做法。談到左聯解散, 茅盾認可《蕭三致左聯信》中指出的, 左聯存在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他提到:「雖然從一九三二年起, 『左聯』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轉變, 基本上克服了初期的左傾盲動的做法, 採取了合法鬥爭的手段, 在文藝的各條戰線上打開了局面, 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在『左聯』內部的宗派主義, 鬧不團結, 『唯我最正確』『非我族類, 群起而誅之』的現象, 以及把『左聯』辦成個政黨的做法, 依舊存在。」
1946年, 茅盾寫出《也是漫談而已》, 這是為批評馮雪峰《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一文而作, 也是他在1949年之前對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經驗、教訓, 對「左」傾思想長期反覆出現等問題, 做出的全面總結和清算。馮文指出, 1928至1936年間的左翼思想和文藝運動, 雖存在著文藝與政治「機械的結合」, 出現理論和創作上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 但都屬於統一戰線的範疇, 只是由於工作方式的轉變不及時, 才導致中間派作家未被吸收到統一戰線中來。馮雪峰此說, 可能是因為全面抗戰已獲得勝利, 接下來又要面臨國共相爭的局面, 因此, 有必要加強與左翼統一戰線相關的理論建設, 但這就將左聯由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導致的工作失誤, 全部納入到統一戰線之中。這樣的觀點自然招致茅盾反對, 左聯從成立伊始到後來的發展壯大, 茅盾是親歷者, 甚至是重大事件的主要決策者, 他幾乎是最有資格寫文章批判馮雪峰觀點的人。左聯成立初期排斥文學研究會成員的做法, 就表明左聯並不是從1928年起就屬於統一戰線的組織。要說統一戰線的形成, 並不在朝夕之間, 而是由魯迅、茅盾、馮雪峰、鄭振鐸等人日積月累的努力一點點爭取而來。左聯在1932年前後逐漸轉變「左」傾作風, 建立統一戰線的意識由此才慢慢確立起來。從上文提到的, 在茅盾主導下改變左聯刊物的編輯方針, 就能窺見一二。馮雪峰在文中說, 左聯六年間沒有吸引中間派作家加入到統一戰線, 還說清算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是在左聯解散後, 成立統一戰線才開始的, 這就無怪乎茅盾要撰文批駁了。
當然, 茅盾自己也承認, 對於「左」傾錯誤的危害, 「我也不是一下子就認識清楚的, 開始多半是直覺的不贊成, 在理論上徹底弄清楚還在兩三年之後;相反, 當時的極左思潮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 使我受害不淺」。但是, 為糾正左聯政治工作和文藝活動的極「左」傾向, 茅盾幾乎將其主要的精力都放到建設左翼文學中來, 他通過辦刊的方式培養左翼作家, 並盡最大可能聚合廣大的非左翼作家, 使他們願意與左翼作家對話交流、包容互動, 並最終站到同一戰線, 其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二
南北兩地「起勁干」
———《文學》等刊物的重要推手鄭振鐸
鄭振鐸可謂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活躍、最熱心、精力最旺盛的文學活動家之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時, 他就是推進白話文的健將, 既是《小說月報》的主編, 又是文學研究會的中堅分子;從1931年9月起, 鄭振鐸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合聘教授, 擔任中國小說史、戲曲史及文學史諸課程的教學工作, 其間, 他悉心研究中國文學, 出版《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著作;他還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和《魯迅全集》的出版工作, 其編輯出版的大部頭叢書「世界文庫」, 在當時的文壇產生過巨大影響。
鄭振鐸待人誠懇熱情, 對工作充滿熱忱, 他致力於培養青年作家, 又「善與人同」。無論是在左聯成立後團結非左翼人士, 大力協助茅盾開展左翼文化運動, 還是在左聯解散和籌備文藝家協會的過程中, 都能看到鄭振鐸四處奔走的身影。茅盾邀請鄭振鐸辦《文學》的時候, 對他說, 目下缺少一個自己的刊物, 可見茅盾把鄭振鐸當作左翼陣營的自己人來看待。筆者在翻閱舊刊時發現, 當時的國民黨刊物《社會新聞》甚至刊文說:「鄭與茅盾等極友好, 故其思想由古典主義一躍而為布爾什維克主義。」可見兩人交誼之匪淺。但據陳福康的研究, 早在「五四」時期, 鄭振鐸就已接觸了社會主義思想, 與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皆有來往。沒有參加左聯, 並不等同於不具有左翼傾向, 也不意味著不能將其認定為左翼作家或要求進步的作家, 關於這一點, 從來就沒有也不應該有涇渭分明的界限。綜觀鄭振鐸在現代時期的文學活動, 他始終追求進步, 堅持民族大義, 立場鮮明, 「雖然沒有參加左聯, 但卻是十分自覺地作為一個左翼文藝戰士在鬥爭著」。他對左聯革命活動的積极參与, 對左翼文化工作的熱情實踐, 並不亞於任何一個左聯作家。
《文學》的創辦, 有鄭振鐸的功勞;《文學》屢次遇到危機, 也主要由茅盾與鄭振鐸共同商討應對。比如在第1卷第2期《文學》中, 傅東華曾以伍實的筆名發表《休士在中國》一文, 其中提到:「蕭翁是名流, 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 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 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的機會得聚首於一堂。休士呢, 不但不是完美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種名流, 且還加上一層膚色的顧忌。」傅東華撰寫此文的本意, 是為美國黑人作家休士的中國行未得到如蕭伯納來華同樣的重視而打抱不平, 但正是這幾句話引起魯迅的憤怒。他認為自己身為《文學》的同人之一, 卻被「無端虛構劣跡, 大加奚落」。雖然在事後, 編委會向魯迅承認稿件失檢, 傅東華專門刊文致歉, 茅盾特地登門解釋, 魯迅還是辭去《文學》編委一職, 一年時間不為《文學》寫稿。後來, 正是茅盾約同鄭振鐸一起拜訪魯迅, 經溝通之後, 終於打破僵局, 魯迅答應再次為《文學》寫稿。
1934年初, 國民黨的書報審查機構對《文學》的「新年號」嚴格審查, 在大抽大砍的干涉之下, 《文學》第2卷第1期脫期半個多月才得以面世。魯迅在與鄭振鐸的信中談到了他的憂慮:「《文學》二卷一號, 上海也尚未見, 聽說又不準停刊, 大約那辦法是在利用舊招牌, 而換其內容, 所以第一著是檢查, 抽換。不過這辦法, 讀者之被欺騙是不久的, 刊物當然要慢慢的死下去。」為順利度過書報審查帶來的危機, 茅盾特地去信邀請鄭振鐸南下商議對策, 他們想出了連出四期專號的巧妙辦法加以應對, 即後來的《翻譯專號》《創作專號》《弱小民族專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
而《中國文學研究專號》 (第2卷第6期) 正是由在北平的鄭振鐸負責組稿。卷首的《文學論壇》以「中國文學研究者向那裡去?———中國文學的遺產問題———論文字的簡繁———向翻印古書者提議」的形式發論, 此部分文字全由鄭振鐸執筆。該期專號刊有魏建功《中國純文學的姿態與中國語言文字》、劉復《呂氏春秋古樂篇昔黃節解》、郭紹虞《中國詩歌之雙聲疊韻》、吳文祺《論文字的繁簡》、朱自清《論「逼真」與「如畫」》、俞平伯《左傳遇》、龍榆生《蘇門四學士詞》、趙景深《宋元戲文與黃鐘賺》、顧頡剛《灤州影戲考》、高滔《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學》等37篇涉及中國文學研究的論文, 可謂大氣磅礴。在「五四」落潮之後, 如此大格局的論述幾乎絕無僅有。連魯迅也對這一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讚許不已:「本月《文學》已見, 內容極充實, 有許多是可以藉此明白中國人的思想根柢的。」
在短時間內, 能向北平的知名學者廣泛邀約, 並最終刊錄如此高水準的文學研究論文, 這與鄭振鐸當時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合聘教授有關。撰稿人與鄭振鐸基本上是熟悉的同事和師生關係, 加上鄭振鐸平素又「善與人同」, 約稿自然就具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便利了。而鄭振鐸自身長期專註於中國文學研究, 這就使得他選擇稿件, 具有敏銳的學術眼光。可以說編輯一期如此高質量、高規格的《中國文學研究專號》, 非鄭振鐸而不能做到。當然, 由此也可以看出, 鄭振鐸立足北平, 對於左聯團結北方文壇, 增進南北文壇之間的聯繫, 起到多麼關鍵的作用。1935年1月9日, 魯迅在回復鄭振鐸的信中, 對鄭振鐸有意離開燕京大學表示其遺憾之情:「先生如離開北平, 亦大可惜, 因北平究為文化舊都, 繼古開今之事, 尚大有可為者在也。」為讓鄭振鐸繼續在北平工作, 發揮其作用, 魯迅還特地致信許壽裳, 推薦鄭振鐸到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工作, 惜未成, 這都是後話了。
茅盾後來寫道, 鄭振鐸雖然對於某一形勢或決策未必全部徹底明了, 但只要開誠布公對他說明, 這樣的決定對國家民族有什麼好處, 「他就會欣然樂從, 鼓起精神, 來干委託他乾的工作」, 「這在當時, 是要有點犧牲精神的, 萬一不濟, 小則坐牢, 大則會丟了性命」, 「可是他還是起勁地幹了」。這個評價是不謬的, 對於鄭振鐸的「起勁干」, 筆者查閱當時報刊, 看到不少與此相關的評價:「鄭振鐸主編文學季刊, 兼主編文學月刊兼主編水星月刊。」「舊人中, 比較起來, 最活動的當然是鄭振鐸了, 南北兩《文學》都有他的名字。」此處提及的, 就是鄭振鐸為推動南北文壇的交流與合作, 創辦《文學》, 通過靳以溝通《文學季刊》及其副刊《水星》的編輯部和作家群。
據《文學季刊》的編輯靳以回憶, 《文學季刊》在創辦之初, 就以鄭振鐸為橋樑, 與《文學》月刊建立起互通有無的緊密聯繫。胡風《張天翼論》一文, 因為在上海的書報審查處通不過, 由當時任《文學》編輯的黃源轉寄北平的靳以, 最後發表在《文學季刊》。還有巴金的小說《電》, 原投《文學》, 並已預告發表, 因被審查官禁止發表, 只好署名歐陽鏡蓉, 改題為《龍眼花開的時候》發表於《文學季刊》。所以說, 《文學季刊》與《文學》乃至與左聯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就連卞之琳回憶鄭振鐸在南來北往之間, 為推動左翼文學與非左翼文學的交流付出的努力, 也表示出這樣的疑惑:「這裡是否有一條政治路線的引導 (按:暗指有左翼背景) , 鄭振鐸也許明白。」1958年, 鄭振鐸也在一次講話中回憶:「創辦《文學季刊》和『左聯』有些聯繫。」若結合《文學季刊》的創刊背景, 再比較這兩份雜誌的作家隊伍, 就能發現二者之間有極大的重合:如魯迅、茅盾、鄭振鐸、靳以、老舍、張天翼、吳組緗、朱自清、卞之琳、蹇先艾、冰心、豐子愷、麗尼、王任叔、凌叔華、蘆焚、臧克家、李廣田、巴金、歐陽山、陳白塵、魯彥、沈從文、林庚、何其芳、艾蕪、蔣牧良等人都在這兩份雜誌上出現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北平的《文學季刊》與上海的《文學》是旨趣相投、攜手並進的姊妹刊物。
在朱自清1933年的日記中, 記錄下鄭振鐸為推廣《文學》和《文學季刊》, 常以其個人名義宴請北方文壇作家:
4月22日晚在東興樓, 應振鐸及劉廷芳之招。席間有陳受頤、許地山、魏建功、嚴既澄、頡剛、紹虞、平伯、楊丙辰等。……鐸兄請客係為文學雜誌事, 余允作一文。
9月15日晚振鐸宴客, 為季刊, 晤李巴金, 殊年輕, 不似其特寫。冰心亦在座, 瘦極。歸時與林庚等多人同行。
10月3日晚飯在振鐸處, 商文學季刊事。
11月18日晚赴鄭振鐸宴, 仍《文學季刊》編輯。吳晗擬就歷史書中帶小說性質材料加以搜討, 又擬作《馮夢龍傳》。
12月29日晚赴振鐸宴, 為《文季》也。振告我東華君將在《文學》中肅清左翼, 如此則《文學》失其續辦之理由矣。
由此可見, 為促進南北文壇交流和北方學界內部的融洽, 鄭振鐸可謂勞心勞力, 他待人並不因作家的政治派別和文學觀念之不同而有別, 這也決定了《文學》與《文學季刊》重團結而少紛爭、兼容並蓄的編輯方針。
《水星》常被認為是京派刊物。但因為「《文學季刊》先這樣辦了, 也就給它的附屬月刊 (按:指《水星》) 定了調子」。《水星》編輯部從一開始就與《文學》《文學季刊》的作家群保持著較好的文人交誼, 又因為它並不鮮明的政治色彩, 成功地團結了北平的學院派文人:「向北平正直而較少明顯派系色彩的學院文人伸了手。」這三份雜誌的編輯與創作, 都主動尋求與非左翼作家的對話, 不但培養出一批左翼新人作家, 對擴大左翼文學的影響力、消除南北文壇的畛域、推動1930年代文學的繁榮也起到重要作用。
三
「左翼文學的修正派」:
茅盾與鄭振鐸合力擴大左翼戰線
在茅盾大力推動和鄭振鐸奮力配合之下, 上海的《文學》、北平的《文學季刊》等刊物成為北方學界與南方文壇聯繫的橋樑。他們所做的工作, 卻並不為左聯內部全然了解。就連當時的國民黨右派都意識到茅盾為糾「左」做出的努力:「作為左翼文學的修正派而毅然起來修正所謂左翼文學的幼稚病的, 有一個茅盾先生。」文章評價這是「茅盾的大『矛盾』」, 譏諷他是既要左翼, 而同時又要糾正鬥爭的「新興的第三種人」。右派文人把茅盾說成是「新興的第三種人」, 顯然是用「第三種人」的罪名分裂左翼團體, 但他們將茅盾看作是「左翼文學的修正派」, 這其實倒是一個很恰當的概念, 甚至可以把這當作是對茅盾糾「左」工作的肯定。綜合鄭振鐸在1930年代的文學思想及其與茅盾合力發展左翼文學的行為來看, 同樣也可以把他列為「左翼文學的修正派」。但鄭振鐸這個左翼作家, 因為沒有加入左聯, 多數時候只被看作是追求民主的中間派。他的特殊身份, 以及他為左聯做的工作, 並不為其他左聯成員所理解和認可。
北方左聯盟員孫席珍在提到北方左聯工作的轉變時說:「教條主義和關門主義總是互相聯繫的, 這表現在對某些人估計不足, 爭取中間分子不力, 比如說當時有好幾位具有民主進步傾向的前輩作家朱自清、鄭振鐸、郭紹虞等在平任教, 我們就很少主動去跟他們接近、聯繫;說是應該留幾位有名的中間人物作為緩衝, 是一種策略, 其實也不過是文過飾非之詞。」這裡對中間分子的劃定, 就包括鄭振鐸, 只因他沒有加入左聯, 就忽視他為加強南北文壇的溝通與合作, 為糾正左翼陣營「左」的傾向所做出的努力。就連魯迅也把鄭振鐸排除在左聯人員之外, 他在回復王志之的信件中, 對其提及北平左聯組織文藝茶話會, 鄭振鐸、朱自清皆出席一事, 只說「鄭朱皆合作, 甚好」。
左聯解散後, 周揚等左聯成員發起成立中國文藝家協會。為能最大程度地爭取作家加入, 聯繫作家的工作由茅盾、鄭振鐸和傅東華出面。出於對左聯未發布聲明即自動解散的行為之不滿, 魯迅堅決不肯加入這個新協會。在他看來, 左聯內部成員之間存在的派系爭鬥如不能肅清, 即使組織了統一戰線, 作家們不見得就真能站在同一營壘之中。他在給曹靖華的信中抱怨道:「這裡在弄作家協會, 先前的友和敵, 都站在同一陣圖裡了, 內幕如何, 不得而知, 指揮的或雲是茅與鄭, 其積極, 乃為救《文學》也。」「此間蓮姊家已散, 劃為傅、鄭所主持的大家族, 實則藉此支持《文學》而已, 毛姑似亦在內。舊人頗有往者, 對我大肆攻擊, 以為意在破壞。但他們形勢亦不佳。」蓮姊指左聯, 毛姑指茅盾, 這說明魯迅對茅盾、鄭振鐸所做工作的不理解, 甚至因為他已身處左聯內部宗派鬥爭的漩渦中, 無法跳脫鬥爭的思維來理解茅、鄭二人之行為。茅、鄭為消除左聯內部宗派鬥爭的不良影響, 為爭取非左翼作家的支持, 多年熱情奔走、殫精竭慮, 《文學》獲得的成績就是茅、鄭等左翼同人合力造就的。茅、鄭的努力當然並不僅只為保住《文學》而已, 更是為維持左翼陣營的團結一致。
茅盾與鄭振鐸所做的工作在當時不被理解, 在後來與左聯相關的研究中, 學界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魯迅的「主帥」作用與瞿秋白的「如虎添翼」之功, 茅、鄭的合作對左翼文化運動起到的積極作用, 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顯然是有失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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