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里的市井四奇人
常說真詩在民間，作者在這回要說的是真人在民間。四奇人是《外史》這座大山的礦，礦是山的主題，它藏在山裡面，小說不能說教，必須讓情緒打動人，讓人物的命運所包含的那個意思打動人。作者寫完四奇人悲涼也悖論的發問：「難道自今以後，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作者寫不動了，他的「驚奇」和「興趣」都使完了。結穴於「琴棋書畫」，藝術是最後的「托兒」，因為藝術是最需要性情也最能保全性情的行當的了。藝術也是種能耐，沒有能耐，季遐年能那樣罵施家人么？王太如果下棋輸了別人會邀請他喝酒么，他能夠得以那樣拒絕他們么？沒有能耐就沒有實力，就討不回尊嚴。作者知道光是率性沒有能耐本事是吃不開的要吃癟的，沒有本事的率性只是撒嬌而已。男人撒嬌丑不忍睹。
回目上標「添四客」，其實是五客，最後的於老者「清閑自在」，在「城市山林」過著桃花源的日子，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領著兒子「灌園保真素」，這是作者晚年部分生活的寫照，也是他最後的烏托之邦，因為事實上他沒有那麼多畝數的地，只是他的最後一個「願意」。也可以說是作者的「願景」，因為作者曾經是有過那麼多畝地的，而且作者的意願在清閑自在，不在地有多少畝，所以只能說是作者的願意。全篇結束於荊元的琴把於老者彈哭了，作者的心曲是悲涼的，他在告別這個世界。要用「告別」的眼神心思看這最後一回。季遐年是冀（希望）遐年，是「思來」，蓋寬則是「述往」。蓋寬對待銀錢的態度是杜少卿一夥的，作者頗有借蓋寬凄涼的窮苦生活的來龍去脈給自己結帳的意思，又借著他們去憑弔泰伯祠對賢人的千秋大業做了最後的拜祭，可與《桃花扇·餘韻》參觀對讀。下面是最出情緒的段落之一：
蓋寬道：「你老人家七十多歲年紀，不知見過多少事，而今不比當年了。像我也會畫兩筆畫，要在當時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裡愁沒碗飯吃！不想而今就艱難到這步田地！」那鄰居道：「你不說我也忘了，這麗花台左近有個泰伯祠，是當年句容一個遲先生蓋造的，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好不熱鬧！我才二十多歲，擠了來看，把帽子都被人擠掉了。而今可憐那祠也沒有照顧，房子都倒掉了。我們吃完了茶，同你到那裡看看。」 說著，又吃了一賣牛首豆腐乾，交了茶錢走出來，從崗子上踱到雨花台左首，望見泰伯祠的大殿，屋山頭倒了半邊。來到門前，五六個小孩子在那裡踢球，兩扇大門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兩人走進去，三四個鄉間的老婦人在那丹墀里挑薺菜，大殿上隔子都沒了。又到後邊，五間樓直桶桶的，樓板都沒有一片。兩個人前後走了一交，蓋寬嘆息道：「這樣名勝的所在，而今破敗至此，就沒有一個人來修理。多少有錢的，拿著整千的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那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鄰居老爹道：「當年遲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都是古老樣範的，收在這樓底下幾張大櫃里，而今連櫃也不見了！」蓋寬道，「這些古事，提起來令人傷感，我們不如回去罷！」兩人慢慢走了出來。
洵棲堂手作/ 姜志平
斜陽古道上「古道人」對「這些古事」的傷感，是把於老者彈哭的那一曲高山流水的真意之所在。蓋寬把店鋪弄塌的方式和過程與景蘭江相似，然而不作時文只作詩的景蘭江追慕的是時尚，不是古道，所以在《幽榜》上位次不高。劉咸圻的《小說裁論》中有幾句至為老到的評語：「說四客以為闋音，四客各明一義：季忘勢、王率性，蓋齊得喪，荊蹈平常，四者合則大賢矣。」權勢及勢力見識使全民精神普遍沙化，能夠「忘勢」的人格就是中流砥柱、沙漠綠洲了。率性之謂道，王太的率性就是喜歡下棋就下棋，不為來日計，贏了棋已經快活了何必再和你們去喝酒！最難的是「齊得喪」，莊子標榜的齊物論落實到人格上的相當稀少，得失計較是最活埋人的，蓋寬對銀錢能夠齊得喪、失去家產不改襟懷，對於泰伯祠的凋敝和賢人的流散還是傷感的。荊元的平常心倒是戰勝困難和歧視的精神力量。吳敬梓用小說形象表達了抵抗「非存在」（如功名富貴）威脅而堅持人之自我保存自我肯定的努力。這種自我肯定而不是假名士那種自我標榜達到了這樣一種深度：擁有了自己的實際本質，從而擁有了靈魂所具有的力量。「琴棋書畫」與「功名富貴」是講求內在生活與追求外在輝煌的兩條不同的道路。向外轉的假名士像西方學者批判的那些與商品邏輯同流合污的後現代「知識分子」：總是在追求最大化的明星轟動效應，內心並無一定之見，既沒有思想資源，也談不上堅守如一的信仰，他們實際上是社會噪音的製造者。吳敬梓式的見識高貴而意態沉著的精神貴族氣質，像沒有污染的空氣一樣日見稀薄了。愛因斯坦說的－－我們之所以需要古典文學就說為了知道除了現行的活法之外，還有別的活法，從而對治流行的俗氣－－其實就是在呼籲這種精神貴族氣質。這種精神氣質的要害在於「知恥」、敢於放棄，尤其要放棄加入「主流」（主流往往就是末流），放棄「功名富貴」。說四奇人是「礦」就在於他們是作者最後的「堅持」，是作者價值觀的人格載體。人格，人格，一失人格，萬劫難復。四奇人就是人格的格調，四奇人可以是一個人-----有人格的人。當然也須有能耐，最沒有能耐的是蓋寬，他走人到坐館當私塾先生的隊伍里去了。也讓我們長出一口氣：餓不死了。
作者認為人這個類的基本境遇便是「多歧路」「無憑據」「知何處」（《序詞》第一回），所有的路都是讓人趟的，也都是捉弄人的。一切都是個匆匆而過，一切都是個不了了之。而且人物一茬一茬地換屆，但事兒還是那些，所有的老問題因不了了之反而都存在，而且流行的成了主流的、主流的成了流行的，唯有恪守古道才可能守住自己的性情。士種不但相對古代在退化，就是書中人物也以遞進的趨勢在退化，賢人一代不如一代，假名士一鱉不如一鱉。人如過河之鯽，那河床卻是不動的。《外史》時間跨度很長：百年，非但不是一日長於百年，反而是百年恍如一日。橫跨數省的地理幅面也沒有拓寬生存空間：任何地方的人都背著權與錢這兩塊枷板。鄉下人還是那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那樣的老例。他們那萬變不離其宗的把戲把他們變成了被遊戲的東西，環顧神州大地，「花壇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見蕭索。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卻是也沒有一個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昏、喪、祭，鄉紳堂里，坐著幾個席頭，無非講的是些升、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主，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那知市井中間，又出了幾個奇人。」這四個小奇人是續大奇人杜少卿的香火的，是杜少卿活法的最後的迴光返照。不但蓋寬直接象，就是季遐年所像的虞華軒，也是少卿的影子，他們的風格與少卿頗為相似，都隱括了作者的經歷和性情。再重複一遍，他們是像「古今第一奇人」的四個小奇人。他們「奇」，就「奇」在為自己活著，不為帝王、八股活著，他們對於權和錢「無欲則剛」，爭取到了人格的獨立；季遐年迎著臉大罵施御史的孫子：「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慕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只有不仰人鼻息、才能挺直了腰板。
在《儒林外史》中，市井四奇人作為壓軸人物，出現在「虞博士那輩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然而作者的人文理想並沒有泯滅，於一塌糊塗的淪陷之中，讓四奇人橫放特出，他們既是奇人「薪盡」之「火傳」，又有著「別一世界」的風度。 在他們身上體現了作者對知識分子生活道路的設想。作者深知，原為四民之首，能提攜萬物的「士」，淪落為虛妄的漂流者，甚至墮落而為借宦途以攫取功名利祿的名教罪人，除了政治風氣不良，理想的隕落：「僅此一條榮身之路」的腐蝕這些原因外，主要的是知識分子在經濟、精神上不獨立，不可避免的寄生性、依附性強有力地扭曲著他們的本性。不能僅單純地寄希望於精神境界的提高，他們要恢複本性，還必須爭取不依靠別人獨立謀生。貌似自律的道德從來都是一層皮，貼在利益和需要之上。晚年過著「灌園葆貞素」生活的吳敬梓，已經悟透了個中道理，借四個奇人表現出來，以此為社會提供一種健康的心理。
季遐年，既以寫字為生，又以寫字自娛，耿介嵌崎。王太，是個著棋高手；卻安於當賣火紙筒子的小販。開茶館的蓋寬，詩畫自娛，由小康墮入貧困，就安於貧困，也不像景蘭江那樣去附庸風雅，「獃氣」依然不改，猶自對生活保持超然的審美態度。「末一尤恬淡，居三山街，曰荊元。能彈琴賦詩，縫紉之暇，往往以此自遣」(魯迅《史略》)。他們與那些本是商人市儈硬要去邀取高名的自欺欺人之徒正相反對，也與那些文人無文的枯木朽株成反照。作者有深意地進行著錯位處理。互反性構成法為小說增添了戲劇化的場景：雅得太俗的景蘭江、支劍峰之流留下了笑柄，「文」到高翰林、魯編修卻愚昧懵懂；而「不是想做雅人」的季遐年、荊元等則顯示了倜儻的個性、多才多藝的風采，高雅脫俗，安貧樂道，所以稱得上是「奇人」。作者塑造充滿雅人氣質的「四客」，著眼於他們夙有「君子」之風的一面。他們能自食其力，便在那個「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的社會裡，取得了獨立自足的人生形式，過著「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侯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的快活生活，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文化異化」「精神異變」的事實上的克服：告別了奴性人格。僅此一點，對短暫的人生來說，就是很令人欣慰的了。
洵棲堂畫作/姜志平
比敬梓稍前，蒲松齡先生朗聲宣布：「自食其力不為貪，販花為業不為俗!」《聊齋·黃英》作為一篇反映作者生活情趣的小說，宣揚著知識分子既要自食其力、發家致富，又要有文人的雅興、情趣和教養的生活觀念。除了「聊為我家彭澤解嘲」希望發家致富外，高潔、清盈的黃氏姊弟與四奇人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兩位偉大的作家共同表達了自食其力、「自以為快」這樣一種美學化的人生哲學，對經濟因素的關切---也是對「處境」的發問。作者在長篇中屢屢說及「一碗現成飯」。人，是境遇中的的存活物，所有的高調都得服從這個前提，所以必須有能耐，這才是底線。但是如果像匡超人那樣吃飽了還「貪嗔痴」就是「蛇井」中踩著別人往上爬的蛇了。作者多麼想把「蛇井」炸開，炸成一個平等慈的世界啊。全書在荊元的「凄清宛轉」的「變徵之音」中收束，不但透露了作者的淑世深悲，也寫出了奇人只能爭取到內心平靜、實際上無路可走的悲涼心境。
一代文人的厄運到四奇人這裡依然撥動它悲涼的顫聲。這顫聲是對失落了家園的張望!他們與開篇的王冕遙相呼應。王冕兩次半夜逃走，最後回家，家園已然「蠨蛸滿室，蓬蒿滿徑」，如同大祭後被「塵封」的泰伯祠。四客的「前途」也是令人「凄然淚下」的。作者借王冕「隱括全文」、「添四客述往思來」，這個布局像浸透了汁水似的浸透了長篇的目標感、悲劇感。隱士、賢人、奇人都不可能改變那個利欲熏心的無恥的社會。這份悲涼是作者的創作心境，也是全書臧否人物內在的價值標準，更是《外史》的喜劇深刻別緻的原因。這部喜劇巨著深層的支配性的底色是悲劇。這悲劇情緒的意蘊是由文人的淪落、奇人的窮途哭返織成的。
作者系：現代陽明書院創始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著有《孔學儒術》《王陽明傳》《儒林外史及中國士文化》《影視藝術哲學》《水滸智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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