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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紅軍們為長征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二萬五千里長征,關鍵在於行,其他可以說都是圍繞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樣,還要面對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吃飯、穿衣、睡覺等等。這些女性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呢?

紅軍女戰士的「行」

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女性,準備時間並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來不及做什麼準備就匆匆出發了。

她們每人帶15斤的東西,其中包括5斤糧食。所有的東西被打成一個背包,外加一個挎包,裡邊裝著幾件換洗的衣服和簡單的日用品,每個人的腰帶上還掛了一個搪瓷缸,走起路來叮噹作響。

與男紅軍相比,她們隨身帶的東西並不算多,但她們的行軍速度慢,依然達不到要求,本來對女性隨軍就有偏見的男性,對她們拖後腿頗有微詞也就不難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們,她們所在的幹部修養連幾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殘。最初的長征途中,她們享受到了別人享受不到的禮遇:規定好的行軍序列不允許任何人插隊,但卻可以為幹部修養連一路綠燈,就連中央領導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們行注目禮。

女紅軍的行軍隊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過了遵義之後,就不再因為行軍速度的問題受人詬病了,人們更關注的是,她們如何在惡劣條件下生存下去。

鄧六金長徵到貴州時患了痢疾,兩天不到就走不動路了。領導勸她留在老鄉家養病,她堅決地說:「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隊伍里!」

當時有「八塊錢」之說:實在走不動的傷員,按規定給八塊光洋寄養在當地老百姓家裡,後果往往是被殺被抓,或因傷病得不到治療而死。因此,女紅軍的行軍口號樸素而簡單:「不掉隊,不帶花,不當俘虜,不得八塊錢。」曾給康克清當過警衛員的女兵羅坤年僅13歲,她帶11個紅小鬼外出宣傳,回來時部隊已北上。這十幾個女孩子組織起來追趕,沿途靠乞討生活,又躲過野獸襲擊和人販子,戰勝了疾病、飢餓,歷時三個多月,終於追上部隊。

藏族女戰士姜秀英的腳趾頭被凍壞了,為了跟上行軍隊伍,她從老鄉家借來斧頭,毅然把潰爛的腳趾頭砍掉。

在行軍途中,紅軍女戰士的衣食住行幾乎都是原始標準。陰雨天被淋得像落湯雞,在嚴重缺水地區臉上又常蒙著一層灰塵。惡劣條件使得她們的性別意識淡化。最頭痛的是來例假。當時在敵人尾追下部隊不停地趕路,儘管腹部絞痛、兩腿發抖,但捂著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時,三五個人擠在一起,還要躺在潮濕的土地上。女紅軍危秀英居然練出了站著睡覺的本事。

在四方面軍擔任婦女運輸連連長的王澤南,是一位裹著小腳走的女性。在過雪山的時候,她曾唱過這樣一首歌來鼓勵其他紅軍戰士:「裹腳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緊又不松。到了山頂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後,她硬是憑著「三寸金蓮」征服了千山萬水。

「牛糞里刨食」——紅軍女戰士的「食」

長征之初,吃的問題並不突出。出發時大家都帶足了乾糧,在人煙稠密區獲得食物也比較方便。1935年初,紅軍在貴州猴場過陽曆新年的時候,紅軍女戰士們還燉了一大鍋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頓。在晚飯後的篝火晚會上,還有從當地雜貨店裡買來的花生、瓜子享用。

但女性在過草地的時候,無一例外地領略到自然環境的嚴酷。女戰士汪榮華回憶道:「深秋來臨,寒風凜冽,我們身著單衣,在無垠的沼澤地里行軍,兩腳泡在又臭又冷的水裡,糧食越來越少,不幾天,我們就把剛進草地時帶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塊雞蛋大的鹽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臉都吃腫了。最後連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來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燒掉,用水煮著吃。」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為「美味佳肴」?樂觀開朗的女性編了一首歌來傳唱:「牛皮鞋底六寸長,草地中間好乾糧;開水煮來別有味,野火燒後分外香。兩寸拿來熬野菜,兩寸拿來做清湯;一菜一湯好花樣,留下兩寸戰友嘗。」

為了生存,她們甚至從牛糞堆里揀糧食吃。女戰士鍾月林、錢希鈞和謝飛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著苦澀野菜,細心的謝飛發現樓下牛糞堆上夾雜著一些沒有消化掉的麥粒。起初她們還有點嫌臟,但飢餓的滋味更可怕。她們顧不上牛糞上還爬著蛆蟲,開始揀麥粒,很快就揀了兩三斤。她們把麥粒拿到河邊仔細洗乾淨,然後放到鍋里去炒,金黃的麥粒就變成美味的食品。過草地的時候,一位男性紅軍指揮員曾經提出要用半塊香皂來換謝飛手中的一把熟麥粒,謝飛沒有換,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她們幾乎什麼都吃過,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樹皮、草根、皮帶、皮帽。有一次,李伯釗把劉少奇采來的野煙葉子當成蘿蔔纓子,吃掉後差點中毒。

唯一不覺行軍之苦的是康克清。她身體強壯,背著三四條槍行軍,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在延安曾對史沫特萊說:「同那麼多可愛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軍和出門散步差不多。」

夜宿女房東屋裡鬧誤會

長征的女性一個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頭上長滿了虱子。彭德懷曾開玩笑:「無虱不成軍,沒有虱子的不算長征幹部!」無論男女,無論職務高低,宿營時都有一項「功課」,就是捉虱子,誰也不笑話誰。徐特立還編過「捉虱舞」,親自表演。

女性的長髮是肯定不能留的,因為在作戰時要防止被敵軍認出是女的,也因為衛生問題。女性營養不良,第二性徵沒有了,住宿到女房東屋裡,還會鬧出誤會,曾經發生過女紅軍寬衣解帶,讓當地婦女「驗明正身」的事情。一些乾脆剪成光頭。她們平時戴著帽子,休息時一些調皮的男戰士偷偷將她們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歡迎尼姑革命」,女性惱怒和尷尬的神情,變成男性開心的笑料。

紅軍女戰士的愛情

參加長征的紅軍戰士,大都在24歲以下。男戰士血氣方剛,女戰士風華正茂,他(她)們正面臨性和愛的問題,更何況中國當時還有早婚早育的習慣。

由於環境艱苦、營養不良,女性的生理受到嚴重的影響,很多人甚至連月經也停了。但女性渴望愛和被愛的天性是壓抑不住的。

在艱苦的長征途中,夫妻之間仍設法保持著深厚的關愛之情。

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患肺結核不停地咳血,周恩來百忙之中常看望她,反覆叮囑保重。過草地前,周恩來高燒昏迷不醒,鄧穎超則抱病守護,用冰塊做局部冷敷以降低體溫。

周恩來和鄧穎超朱德和妻子康克清在長征中始終在一起,康克清不僅在生活上照顧朱德,而且還成了貼身「警衛」。

任弼時與陳琮英是指腹為婚的「娃娃親」,在長征中也相互鼓勵走完了全程。任弼時患重病,沒有人抬擔架,由一個戰士背著他行軍;陳琮英就跟在後面用雙手抬著他的腳,翻過一座又一座高山。

自井岡山以來,夫妻就有一條「星期六晚上見面」的規定,在長征中仍然有效。因此,多數女性平時見不到丈夫,一到宿營地,已婚的女性便開始焦急尋找丈夫,哪怕只有幾分鐘的見面都是莫大幸福。女戰士張任弼時和陳琮英在延安窯洞前合影吉蘭親眼看見丈夫犧牲在路邊,手裡還攥著一顆尚未拉弦的手榴彈。她哭得昏死過去,醒來後又把丈夫最愛用的牙刷放進他的衣帶,洗去其臉上的泥污,掩埋了屍體繼續趕路。

長征途中,身材嬌小的劉英拒絕了張聞天的求愛。她當時認為,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沒有兩性那種感情。他們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在一起生活,有時甚至在同一張床上睡覺。大家都不脫衣服。長徵到了瓦窯堡,穩定下來之後,兩人才結了婚,共同經歷了各種政治運動的風風雨雨。

汪榮華與劉伯承在長征中相識,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結束長征的前夕,兩人舉行了儉樸的婚禮。只有一隻眼睛的「軍神」1972年雙目失明,1973年喪失思維能力,1975年喪失生活自理能力,但卻活到1986年95歲高齡。50多年的坎坷曲折,沒有妻子的體貼關懷,是很難想像的。

1935年10月,周東屏在陝北永坪鎮嫁給了她精心護理多日的徐海東。沒有聘禮,但許多領導人參加了他們的婚禮。婚後,徐海東卧病在床30餘年,周東屏也守護了30多年。

悲壯的生育故事

長征出發前,中央紅軍做了嚴格規定:路上誰也不準帶孩子,不論職務多高。

這體現了決策者的一個基本判斷:此次西征轉移的時間,不會比懷孕生育的周期更長。所有參加長征的母親都把孩子留在了根據地。

始料不及的是,一些生命已經在母體中孕育。十月懷胎,瓜熟蒂落,而長征的終點卻還遙不可及。

在紅軍渡過赤水河後的一個雨夜,賀子珍在路邊的茅屋裡臨盆。警衛員用平時洗臉兼盛飯用的臉盆給嬰兒洗了身子,據說第二天用來打飯時,盆沿兒還沾著血跡。孩子寄養在老鄉家的時候,帶隊的董必武特意留下了30塊大洋、兩塊煙土和一封親筆信說明情況。

同樣在過赤水河之時,陳慧清也分娩了。由於難產,她疼得在地上直打滾,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用罵丈夫的方法減輕痛苦。長征過雲南的時候,鄧發曾讓她留在當地百姓家,她沒有答應:這裡沒有群眾基礎,語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著死亡。

產婦的宮縮和追敵的槍聲一陣緊似一陣,董必武派人告訴斷後的紅五軍團董振堂:女紅軍正在生孩子,請他務必頂住。董振堂命令一個團的戰士勇猛阻擊,頂了兩個多小時,直到生完孩子才撤下來。有的指揮員不理解:為了一個嬰兒,犧牲這麼多戰士值得嗎?董振堂說:「我們革命打仗,不就是為了孩子的未來嗎?」

賀子珍和陳慧清接近預產期的時候,李貞和甘泗淇正在任弼時的主持下,舉行著簡樸而又熱烈的婚禮。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1.7萬餘人從桑植出發開始長征。

李貞身為六軍團組織部長,此時已懷孕3個月。組織上動員她留在根據地,她哭著要求隨隊,表示爬也要跟上紅軍,保證不增加部隊麻煩。果然,配給她的勤務兵被她派到前線,馬匹送給了傷病員,帳篷則與其他戰友共用。

1936年7月中旬,部隊進入茫茫草地,草地沒有凈水,也沒有給養。過度勞累加上營養不良,使懷孕7個月的李貞早產。產婦沒有營養補充,沒有奶水是必然的。小生命含著乾癟的乳頭餓得哇哇直哭。熱心的戰友們送來了破衣服做尿布,送來了他們自己也捨不得吃的青稞面,但這無法解決根本問題。還沒走出草地,這個可憐的小生命便夭折了。孩子夭折、產後虛脫、疾患侵襲,重重打擊使李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艱苦生活嚴重摧殘了她的身心,這位後來新中國第一位被授軍銜的女將軍一生沒有留下孩子。李貞雖然因為長征失去了生育能力,與甘泗淇沒有一個親生子女,但卻收養了20多位烈士的遺孤,被賀龍稱讚為「兩個模範幹部,一對革命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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