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敘利亞戰爭中的美國真正戰略意圖

原標題：透視敘利亞戰爭中的美國真正戰略意圖

自美、英、法聯手打擊敘利亞以來，持續長達七年的敘利亞戰爭再次成為世界輿論焦點。在目前國內外各種媒體的論調中，鮮有把這場戰爭推遠了看，用歷史的長鏡頭去深刻觀察和思考這場戰爭的發起者——作為當今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美國的真正戰略意圖。

本文認為，自海灣戰爭開始，直到敘利亞戰爭，發生在中東的一系列戰爭，在本質上都屬於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宗教戰爭以及基督教文明內部爭奪世界主導權的戰略安排。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海灣戰爭發生時，幾乎全世界人民都認為，確立了世界單極霸權地位的美國，通過對中東強國伊拉克的打擊，主要目的是確立其在中東的戰略利益尤其是石油美元利益；這種認識直到美國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並成功顛覆薩達姆政權後，大多數國際政治觀察家依然秉持這種觀點。

到了二十紀初，美國以打擊「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恐怖主義政權為借口，發動了長達十四年的阿富汗戰爭，世界上多數政治家都把這場戰爭定性為一場民主國家對邪惡力量的「正義之戰」。事實上，這場戰爭的結果是，美國人擊斃了恐怖分子頭目本拉登，並在阿富汗留下了一支武裝到牙齒的強大軍事力量後，並沒有發揮任何救阿富汗人民於水火的實質作用。

2011年，美國率領北約有關國家，再次將戰火燒到了北非伊斯蘭國家利比亞，並成功支持利比亞反政府武裝擊斃了「獨裁者」卡扎菲，造成了「後卡扎菲時代」利比亞群雄割據，各種地方勢力崛起的混亂局面。此後不斷對歐洲國家造成威脅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就是這場戰爭的直接「成果」。據聯合國2015年10月初發布的報告估計，約有300萬利比亞人受到衝突影響，占其總人口的1/2。來自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地的難民，共同催生了目前歐洲最大規模的難民潮。

就在美國將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個具有戰略意義的伊斯蘭國家牢牢掌控在手中後，在中東地區再次發生了「阿拉伯之春」——突尼西亞、埃及、葉門、巴林、敘利亞等國相繼發生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和反政府起義，突尼西亞、埃及、葉門等國家政權被成功顛覆，在這次被染上各種顏色的「革命運動」中，美國和其西方盟友在背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關鍵作用。更重要的是，一些國際評估結果顯示，經過這次「革命運動」，這些伊斯蘭國家的基礎設施損失高達9000億美元，同時造成超過140萬人死亡，1500多萬人淪為難民。當這場「顏色革命」在大多數國家「達成既定目標」時，美國再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成為「民主的旗幟」和「正義的榜樣」。

接著就是敘利亞內戰。這場戰爭原本是以顏色革命為出發點。按照美國的軍事實力，美軍其實完全具備顛覆阿薩德政權的強大實力。但是讓全世界大跌眼鏡的是，美國彷彿是對俄羅斯和伊朗等國的介入「投鼠忌器」而沒有對敘利亞實施直接軍事打擊，而是通過「代理人戰爭」——扶持敘利亞反政府武裝和庫爾德族勢力而簡接參與「反抗」敘利亞獨裁政府的統治。結果是在七年後的今天，敘利亞仍然陷入無休止的內戰。

那麼，美國人意欲何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強大的看似無所不能的美軍為何始終「錨在」中東地區作戰？美國的目標真的是該地區豐富的石油能源嗎？抑或是該地區處於亞歐非三大洲、印度洋和大西洋的的交匯地區，戰略位置極其重要的原因呢？

本文認為，上述兩點固然是美國戰略選項中的重要方面，但也只能作為美國真正戰略目標的「假面具」，隱藏在這個面具後面的，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延綿了數千年的古老而沉重的話題：爭奪世界文明主導權之戰。正因為中東地區是伊斯蘭文明的發源地和世界恐怖主義的策源地，正因為近代以來伊斯蘭文明在人口生產上的大範圍擴張以及恐怖主義的泛濫成災，進一步威脅到了基督教文明在世界上的主體地位，所以美國才對這個地區進行了長期的、不惜一切代價的「戰略措置」。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歷史的鏡頭推遠一些，我們便可以看到，自12世紀歐洲基督教國家發起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征後，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一度相對和平相處了700年。直到十九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基督教文明體系下的殖民主義在全世界盛行，兩大世界性文明體系再次發生了根本利益上的衝突。一方面，以美、英、法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體系國家在先進科技文化的支撐下，通過在全世界殖民以掠奪資源和財富，他們佔有著世界上最好的土地，享受著最豐富的物質和精神產品，長期擁有著全球話語體系的主導權；而伊斯蘭文明體系國家的人民，因為長期生活在傳統地理意義上的荒漠和偏遠地區，再加上思想觀念的相對落後，致使近代以來伊斯蘭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長期處於落後局面，即便一些擠身於西方國家的伊斯蘭民眾，也在政治和經濟上處於低人一等的地位。一些伊斯蘭激進分子開始懷念穆罕默德和奧斯曼帝國時期的無尚榮光，於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在伊斯蘭世界興起了「泛伊斯蘭主義思潮」，許多伊斯蘭宗教人士主張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共同擁戴一個「哈里發」，建立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大帝國，以抗禦西方殖民主義的進攻，並主張進行經濟自強和宗教社會改革，實現「伊斯蘭教復興」。「泛伊斯蘭主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斯蘭國家人民反對西方侵略、要求社會進步的願望，但不幸被一些極端主義者所利用，並包裝發展成了20世紀以來人所共知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就是今天危害全人類的「精神毒瘤」——「恐怖主義」的理論基石。於是，以「911事件」為出發點，人類歷史上一種新的戰爭形式「反恐戰爭」隨之出現。而實際上，正是隨著恐怖活動的不斷泛濫成災，整個西方主流輿論開始對伊斯蘭文明本身產生了反感和排斥；同樣的，深受恐怖主義危害的美、英、法、德等西方基督教文明國家民眾，也對伊斯蘭文明產生了敵對心理。在這樣的大形勢下，依靠民主選舉上台的西方國家領導人不得不「順應民意」而採取了對伊斯蘭國家更加強硬的政策——這樣的歷史和現實大背景，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上個世紀90年代年代開始，發起新的「十字軍東征」的根本原因。

回顧了這段歷史，再回到敘利亞戰爭，就能夠清楚看到美國的真正戰略目標：

其一，通過包括這次敘利亞戰爭在內的一系列中東地區戰爭，美國成功削弱了伊斯蘭世界曾經比較富裕和強大的地區領袖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而且也成功牽制了地區內另外兩個伊斯蘭大國土耳其和伊朗精力。正是通過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和敘利亞戰爭，美國人開始暗自扶持中東地區的第四大民族：擁有3000萬人的庫爾德族。在美國支持下，庫爾德族試圖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四國交界地區建立起「庫爾德斯坦國」。如果這一企圖實現，則美國的中東戰略企圖將再下一城：通過分裂上述四國，擾亂中東局勢，使伊斯蘭世界陷入永無止境的戰亂之中，從而實現由美國主導的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在全世界的永久主導地位。另外，美國還通過對伊斯蘭文明中的遜尼派國家、中東地區最富裕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的武裝，一方面大發戰爭財，一方面通過沙烏地阿拉伯打擊伊斯蘭原教旨色彩濃厚的胡塞武裝，並進一步使中東的局限入一片混亂。

其二，通過長達七年的敘利亞戰爭，美國同時達成另一個戰略目標：成功瓦解了歐洲的強大和統一基礎。美國的這一戰略目標，同樣基於歐洲在戰後的不斷發展和趨向統一，以及因此而給美國的全球霸權提出的新挑戰——在本質上，這是基督教文明內部爭奪世界主導權的挑戰。戰後，隨著德、英、法等歐洲核心國家的潛心發展，加上歐洲在傳統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和心理文化上的優越性，戰後歐洲進入了新的「復興」時期，尤其是在德國的推動下，歐洲各國的一體化進程在2010年前後開始展現出「統一的曙光」，尤其是作為歐洲統一基礎的貨幣歐元的不斷走強，使習慣於用印刷美元形式掠奪全世界財富的美國金融家們感受到了強烈威脅：在2018年最近全球外儲統計中，美元佔比連續三季度下降至63.5%，歐元佔比則升至20%。在外行看來，這個數字看似毫無意義，但對於自二戰後，一直以美元主宰全世界的美國金融界的內行們看來，如果任由美元這一不斷走弱的趨勢延續下去，很可能在國際貨幣體系造成「多骨諾牌」效應，激發世界各國大量儲存歐元而放棄對美元的信賴。於是，借口恐怖主義和顛覆獨裁政府，美國在距歐洲最近的敘利亞挑起事端，使敘利亞長期陷入內戰，並使敘利亞的數百萬難民如潮水般地湧向歐洲，其中影響最大的自然是歐洲的事實領袖德國，一度接受了將近50萬敘利亞難民，這還不包括「阿拉伯之春」後擁入歐洲的中東北非難民。另外，伴隨著敘利亞長期陷入內戰，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出現了諸多不良後果：英國的公投脫歐，歐洲多國受到恐怖主義襲擊，等等——也許只有更具理性的德國人看出了美國的「司馬昭之心」，所以沒有參與這次聯合對敘作戰行動。

當然，在基督教文明內部爭奪世界主導權的戰略博弈中，通過打擊親俄的敘利亞政府，羞辱、牽制和削弱俄羅斯，成為是美國另外一個戰略目標：作為一直以來飽受曾被普京「助選」指責的特朗普政府，更是樂於讓國內民眾見到他對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毫不留情。

通過上述三個主要戰略目標，我們再次見證了歷史上美國每一次發動戰爭，往往都會基於多個方面的戰略考量——對此，我們不得不由衷佩服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戰略博弈的嫻熟運用——這當然得益於美國建國以後在歷次成功戰略實踐中所積累的豐富經驗，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以蘭德公司為代表的充滿活力的戰略決策諮詢機構的成功建策——這無疑是中國戰略高層及其決策機構必須深刻學習和認真領會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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