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悟空變形記：從齊天大聖到至尊寶
先讀
上世紀80年代作為「行者」的孫悟空仍然保有英雄主義情結，一路披荊斬棘，降妖除魔。但進入90年代，英雄降格，個體化進程加快，每個人都需要獨自去面對複雜的社會現實。因此矛盾、衝突、叛逆逐漸成為90年代文化的特徵，孫悟空的形象也由齊天大聖變成了至尊寶。
檢書076
撰文曹金羽（檢書作者）
孫悟空是很多人年少時的大英雄，「齊天大聖孫悟空，身如玄鐵，火眼金睛，長生不老還有七十二變，一個筋斗雲啊就是十萬八千里」。他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我們熟悉他的一招一式，熟悉他的每一個故事，大鬧天空、三打白骨精，取經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難彷彿我們也一同經受，甚至可以說孫悟空已然成為我們文化心理的有機組成部分。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對孫悟空的理解，而一代人也有屬於一代人的孫悟空。他的每一次現身，幾乎都能召喚出一種共同的情感，投射出時代的經驗和現實。在古典小說《西遊記》的封建時代，他傳遞的是儒釋道三教合一及其內在的張力，是市井生活傳奇想像；在晚清及近代中國，他表露的是遭遇現代性時的焦慮，關乎民族的自信心。「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這是革命時代的豪情壯志；「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這是新時期的探索與堅持。對於受《大話西遊》、《悟空傳》等影響的年輕人來說，孫悟空又帶上了幾分英雄主義的沒落和成長的殘酷，他們要在孫悟空與至尊寶之間艱難選擇，徘徊在「踏碎凌霄，放肆桀驁」與「他好像一條狗」之間。
孫悟空有七十二變，法力無邊，而他的形象在歷史的時空中同樣變動不居。小說、電影、動畫、戲劇等不同文本呈現了孫悟空不同的形象，從吳承恩的《西遊記》到86版電視劇《西遊記》，再到《大話西遊》《悟空傳》，孫悟空變化多端的形象背後蘊含著豐富的文化政治意涵。
《英雄變格：孫悟空與現代中國的自我超越》一書正是從這裡出發，以時間為線索書寫了孫悟空形象的演變，將其與時代的「情感結構」接合，藉此去思考百餘年來中國的歷史處境與現實機遇。作者在書中劃分了五個重要的時段，並挑出其中主導的文本類型進行分析，分別是晚清到20世紀40年代的「滑稽小說」，50到70年代帶有革命色彩的「猴戲」，80年代電視劇版《西遊記》、90年代以《大話西遊》和《悟空傳》為主的青年亞文化，最後是新世紀以來 「全球化」語境中的電影，每個時段孫悟空的形象有所不同，但都被接合進時代的政治文化結構之中，以自身之變揭示現代中國之變。
《英雄變格：孫悟空與現代中國的自我超越》
白惠元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年版
遭遇現代：孫悟空游上海
晚清時代，市面上流行一種「翻新小說」，它們大多取自中國古典小說，並在前面冠以「新」字，《新西遊記》《新水滸》《新三國》《新石頭記》等，其內容光怪陸離、五花八門，如賈寶玉乘坐飛艇、唐僧墮入煙館、諸葛亮進行立憲改革等，因此又被稱作「滑稽小說」。
孫悟空在現代中國的亮相同樣採用了這樣的敘事模式，他突然闖入上海，直面十里繁華，卻做出了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如他初次乘坐電車時，竟將其誤認作玉皇大帝的輦車，因而行跪拜之禮；在戲院看戲，正好遇上了「猴戲」，在看與被看之間顯得尷尬焦慮。更好玩的是，他誤打誤撞闖入了上海美術館，險些將裸體畫女郎認做盤絲洞里的妖精。
這樣一種「舊人物/新時空」的並置背後是「傳統與現代」的並置，中國與西方的並置，孫悟空在上海見到大都會種種奇觀時的滑稽茫然，折射出的是國人面對西方物質文明時的心態，混雜著誘惑與恐懼、新奇與迷茫。這是中國人遭遇西方現代性時的體驗，此時的孫悟空「為晚清中國提供了一雙凝視物質現代性的眼睛」，他在傳統的基礎上想像現代性，又在現代性中反觀自身。新與舊、傳統與現代雜揉在孫悟空的形象上，而這正是晚清時代的徵候。
吳澤泉在《曖昧的現代性追求》一書中，用「曖昧」一詞形容此類翻新小說的特色，它呈現了一個新世界，但又受之於舊世界的制約，正如「激進派聲稱要徹底顛覆傳統，但他們的身後，卻分明拖著一條長長的傳統的尾巴；保守派拚命要捍衛國粹，但他們所謂的國粹，早已是用西方觀念重新詮釋過的國粹。因此，暖味的現代性追求不單是對翻新小說的一種診斷，更是對晚清文學乃至晚清文化的一種診斷」。它最終所關心的是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進程中，我們如何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主體性。
金猴奮起，英雄歸來：從民族話語到階級話語
如果說初遇現代的孫悟空代表了一種「曖昧」，那當革命的事業愈演愈烈，他英雄主義的一面勢必會得到重建。抗日戰爭爆發後，民族救亡的呼聲壓倒了現代性的啟蒙，孫悟空的形象披上了民族主義的面目，他不再浪滯於大都會的十里繁華，而是承擔起了危機之下民族動員的功能。孫悟空再次成了降妖除魔、堅持戰鬥的孫大聖。
作家張恨水從1939年起曾在重慶大後方的《新民報》上連載《八十一夢》，他寫過一篇《我是孫悟空》，在裡面希望我們能有孫大聖的神力，拔一根毫毛，變出飛機大炮，將日本鬼子打得粉碎。另一個小說《雲山霧沼》更是通過幻想徒弟幾人在奧運會上取得佳績以獲得在國際上的地位，從而在淪陷危機之下獲得一種民族自信心。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孫悟空的形象始終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反抗帝國主義，在國際上為中國尋找合法性並表達出一種「走向世界」的民族渴望。
日本關於西遊主題的繪畫
新中國成立之後，尤其是50到70年代，民族問題讓位於階級問題。在這一背景之下，孫悟空的形象也不得不接受改造，被賦予更多的政治意涵。
猴戲的改造便是典型的例子，1951年為準備中國京劇院出國公演，翁偶虹、李少春在傳統戲《安天會》的基礎上改編了一出《鬧天宮》，後周總理指示將《鬧天宮》擴大篇幅，重新編排為《大鬧天宮》，要突出孫悟空的反抗性，寫出天宮玉帝的陰謀，寫出孫悟空以樸素的才華打敗了舞文弄墨的天喜星君。
《大鬧天宮》動畫版
1957年浙江紹劇團排演《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引起轟動，毛澤東、郭沫若等前來觀劇並紛紛寫下七律唱和詩：
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郭沫若
人民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
咒念金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
教育及時堪讚賞，豬猶智慧勝愚曹。
和郭沫若同志
毛澤東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兩首唱和詩中，辨別善惡，區分敵我，成為孫悟空的重要任務。上世紀50年代正是冷戰對峙時代，國際上中美爭霸，強勢推行帝國主義，國內則是面臨蘇聯修正主義滲透，因此歡呼孫大聖，只是因為妖霧捲土重來，必須依靠「火眼金睛」才能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保駕護航。
行路難：取經孫大聖，歸來至尊寶
進入七八十年代，孫悟空再次變形。在經歷過諸多挫折後，改革開放開啟了一段新的探索歷程。取經的艱難歷程與孫悟空作為「行者」的形象得到強調。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便是86版電視劇《西遊記》的開播。這部電視劇可謂盛況空前，開播便獲得了89.4%的收視成績，此後重播次數達三千次以上，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
白惠元在書中尤為強調這部電視劇對「行者」群像的塑造——在這些鏡頭中，全景、自然光、仰拍成為核心要素，調度方式是四人一馬呈直線排列，從右向左行進。更重要的是，「行者」群像常常出現在險峻的地勢之上，諸如陡坡、懸崖、瀑布等，創作者試圖用地勢之險反襯出路途之艱。在雄壯的自然風景之中，「行者」群像顯得尤其渺小，但是，仰拍角度卻又模擬出一種英雄崇拜式的注目禮。在實景拍攝的自然風光與英雄主義情結之間，「行路難」成為一個寓言性的主題，它不經意間揭示出80年代中國的複雜文化心理。
86版《西遊記》
改革開放，經濟大潮，人文反思，希冀與夢想混雜在一起，摸著石頭過河，人人都在心中追問路在何方？電視劇的片尾曲頗為恰切地傳達出了時代的情感，「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場場酸甜苦辣，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當現代化浪潮真的來臨時，孫悟空以「行者」的形象傳達出了一種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信心與堅持。
如果說80年代意味著探索，那90年代以後情況變得更複雜些，市場經濟體系逐漸完善，文化領域各種新思潮湧入，文學、電影、音樂等發展迅猛。光怪陸離的社會現實也給青年人帶來了更多的迷惘與苦悶。80年代作為「行者」的孫悟空身上仍然保有英雄主義情結，一路披荊斬棘，降妖除魔。但進入90年代，英雄降格，個體化進程加快，每個人都需要獨自去面對複雜的社會現實。因此矛盾、衝突、叛逆逐漸成為90年代文化的特徵，孫悟空的形象也由齊天大聖變成了至尊寶。
至尊寶
與齊天大聖相比，至尊寶只是一個普通人。他拒絕崇高，不願意承受「取經」這樣的大任，只想快快樂樂地做一個山賊，守住自己的愛情，但時代又不允許他這麼放縱自己，所以奪走晶晶、奪走紫霞，至尊寶只能被命運推著走。片尾的台詞——"那個人樣子好怪。" "我也看到了,他好像一條狗。"——背後訴說的是英雄主義的沒落。
他忽然覺得很累了。
方寸山那個孱弱而充滿希望的小猴子，真的是他？
而現在，他具備著令人恐懼的力量，卻更感到自己的無力。
為什麼要讓一個已無力作為的人去看他少年時的理想？
另一個孫悟空的聲音還在呼喊：「你們殺不死我！打不敗我！」
他又能戰勝什麼？他除了毀滅什麼也做不了了。
新時期《悟空傳》中的這段話寫出了一個有些焦慮與羈絆的形象，孫大聖「鬧天宮」的豪情與叛逆遭遇了英雄末路的悲情，任你神通廣大，天地依舊這樣，最後逃不過宿命。作者沒有點明的是，這樣一種情感，其實離不開中國社會的個體化浪潮。我們從集體與英雄主義的時代走出，個體的自主性不斷提高，但這也意味著個體需要獨自面對複雜的社會狀況，勞動力市場的轉變、職業的流動、持續增長的風險、親密關係的轉型等等。這一切對個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人們更加註重個性和自力更生。因此孫悟空成了我們每個人的象徵，西遊到最後是每個人對自我的磨練。
2015年《大聖歸來》獲得成功之後，公共的討論聲中再次充滿了「英雄」的話題，「大聖此去欲何？踏南天碎凌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這一句豪情壯志很容易點起人們胸中的熱血。不過，這腔熱血中還有另一個聲音，很多討論將孫悟空與好萊塢的超級英雄做對比，用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結去解釋《大聖歸來》的成功。
《大聖歸來》海報，宣傳語：一個需要英雄的時代。
抖落掉八九十年代的探索者、沒落者的形象，在全球化的時代里，孫悟空再次以大聖的形象歸來，這背後必然會與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產生關聯，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能夠借著孫悟空的形象完成自身的文化表達呢？作者在書中也提到了如《西遊·降魔篇》《西遊·伏妖篇》等影視作品對孫悟空形象的「怪獸化」，表露出對技術、資本崇拜下「娛樂至死」的焦慮。事實上，越是在全球化的時代里，我們越應該保持一種文化自覺，即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有一個「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他的意義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響及發展的方向」，正是在文化自覺的意義上，只有追溯孫悟空形象演變的歷史，才能更好地完成他的文化表達。
（文/曹金羽；編輯/鬍子華；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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