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稿酬史話
魏晉時的稿酬
與西漢的揚雄嚴辭拒絕「富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見《論衡·佚文》）的要求截然不同，魏晉之際的陳壽則主動推銷自己的文章。據《晉書·陳壽傳》記載：「或雲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如果這則記載屬實，說明陳壽有著非常強烈的文章經濟意識。因為他是先找銷路後作文章，交換的目的非常明確，且抱著「優稿優酬」的原則。古時候的一斛為十斗，一斗為十升。當時一升約合今天205毫升。千斛米堆在一起，體積為20.5立方米，數量可謂驚人。這筆買賣雖然最後沒有做成，但從陳壽開價如此之高，胃口如此之大，不排除他在別人那裡曾成功推銷過自己的作品。從現有文獻記載來看，魏晉時期的陳壽堪稱中國歷史上主動明碼標價賣文章的第一人。
晉代的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捃采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晉武帝「即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為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為筆管，此遼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拾遺記》卷9《晉時事》）。這是通過著述獲得實物賞賜的例子。
文章之外，書法作品也可賺取報酬。例如，王羲之是我國東晉時期的著名書法家，有「書聖」之譽。他生性愛鵝，認為養鵝不僅可以陶冶情操，還能從鵝的某些體態姿勢上領悟到書法執筆、運筆的道理。據《晉書》記載：「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王羲之以一副《道德經》換得道士一群鵝，物物交換，各取所需。還有一次，王羲之「又嘗在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晉書·王羲之傳》）。王羲之為了幫助老姥，在其扇面上各題五字，百錢一把仍供不應求。用現在的話講，王羲之用自己的藝術創作提高了扇子的附加值。
魏晉之際，由於碑文浮誇不實，且耗金甚多，官方開始禁止為人撰寫碑銘。咸寧四年（278），晉武帝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宋書·禮二》）。義熙中，裴松之也曾上表力陳墓碑之弊，受到官方的重視。因此，傳世魏晉文獻中關於碑刻的記載非常罕見。
南北朝時的稿酬
到了南北朝時期，南朝由於晉代碑禁的影響，碑刻仍然不多。相比之下，北朝碑刻則日漸增多。北齊天統中，袁聿修出任信州刺史，頗有政聲，「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斂縑布數百匹，托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德。敕許之。」（《北齊書·袁聿修傳》）。這裡李德林作文的收入當是稿酬已確鑿無疑。惟其受請為文須報皇上恩准，又說明當時收受文酬尚未成大氣候。
南朝關於書酬的記載見於《南史》。據《南史·王智深傳》載：「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豫章王明確告訴王智深趕緊去撰寫《宋紀》，等到書成之後就可以「祿」濟貧。這裡的「祿」自然就是寫書的報酬了。南梁的周興嗣編《千字文》，也得到了皇帝的恩賞。據《尚書故實》記載：「《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又據《南史·丘巨源傳》載：「元徽初，桂陽王休范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齊高帝自啟，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丘巨源因有文才，在中書省撰「符檄」，本指望撰成之後能有封賞，結果卻大失所望，上書「自陳」也無果。顯然，這種依靠封賞的稿酬是沒有實質保障的，全憑帝王心情一時的好壞而定。
（李明傑著《中國古代圖書著作權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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