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人為啥想逃回北上廣？魯迅老鄉生了痔瘡，還得搭車去上海

魯迅有個老鄉叫劉大白，是著名詩人，在復旦大學教書。北洋時期，復旦的老師買不到便宜的福利房，也沒有像樣的教職工宿舍，劉大白只好跟同事去校外拼租一個小單間，每月房租12塊大洋。當時上海黃包車夫平均月收入只有九塊大洋，紗廠工人的平均月薪只有16塊大洋，工薪階層辛辛苦苦一個月，掙的錢勉強夠租一小間房子，還得是拼租，這說明上海的房租是很高的。

劉大白也覺得上海房租高，恰好他的朋友蔣夢麟請他到浙江大學任教，於是他提交辭呈，離開上海去了杭州。杭州房租也不算低，可是跟上海比，實在便宜到了姥姥家，物價又低，風景又好，劉大白隔幾天游一次西湖，然後去樓外樓喝一場大酒，小日子過得很痛快。

可是時間長了，開始感覺到住在杭州的種種不便：此地文化人偏少，劉大白談得來的朋友不多，悶得慌了，只有跟上海的哥們兒寫信；上檔次的賣場也偏少，劉大白想買一款新式的羊毛衫，遍尋杭州成衣店，都沒有，還得請上海的朋友代買；醫療條件也差，劉大白生了痔瘡，塗藥無效，需要手術，可是杭州城裡的醫院和莫干山的醫院竟然沒有一家能做這種手術的，劉大白不得不搭車去上海。

1929年，劉大白平步青雲，受邀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做官，離開杭州去了南京。假如不是因為這個，他肯定還會返回上海灘，重新到復旦大學或者上海大學任教的。原因很簡單：好一點兒的文化資源、商業資源和醫療資源都集中到上海了，上海房租雖高，畢竟生活方便；杭州房租雖低，畢竟生活不便。

上海灘是有很多優勢的，不僅生活方便，發展機遇也多。當年女作家丁玲和她的男朋友胡也頻在北京西山租農家大院，生活成本很低；後來去了上海，倆人租一間七八平米的亭子間，月租竟要八塊大洋，生活成本很高。但是這對小情侶毅然來到上海，因為他們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每月稿費只有七八塊大洋，後來到了上海，出版社多，報社也多，很輕鬆就找了一個編副刊的活兒，月收入飆升到200塊大洋，傻子才願意留在北京。

1929年，經朋友介紹，丁玲和胡也頻離開上海去了濟南，在山東省立高中教學為生，哪知還不到一年，倆人又逃回了上海—山東的言論自由度太低，寫篇政治評論就可能遭到逮捕，想來想去，還是上海比較安全。

整個民國時期，農村破產，小城動亂，故都北平死氣沉沉，優秀資源全部集中到了有限的幾個大城市，所以寧願蝸居也要留在大城市的群體，不光是文化人，還有農民工。抗戰前後，上海、天津、漢口、南京這四大都市，都生活著幾十萬農民工，他們或進廠做工，或在工地建房，或拉黃包車為生，什麼都幹不了的就上街拾荒。

他們收入很低，而大城市的房租很高，他們租不起房，更買不起房，就在背街小巷或者垃圾場上搭起窩棚。窩棚狹窄、昏暗、滋生著蚊蟲和蒼蠅，雨天污水橫流，晴天易起火災，講居住舒適度，遠不如他們在農村自建的瓦房甚至茅草房。然而農民們還是整村整鄉地奔向大城市，寧可住窩棚也不回鄉村，因為在大城市畢竟還有一口飯吃，強過留在農村忍受災荒，忍受兵火，忍受軍閥攤派的苛捐雜稅。

幾年前有個口號，叫作「逃離北上廣」，意思是北京、上海、廣州這幾個一線城市房價太高，無力買房的年輕人應該選擇到二三線城市工作。然而眾所周知，二三線城市房價雖低，薪水更低，跟大城市比起來，官僚作風嚴重，發展機會失衡，吸納人才的能力低下，高學歷的年輕人找不到對口的工作且不說，連小孩都找不到靠譜的幼兒園。所以現在又有個口號，叫作「逃回北上廣」。現在這情況，跟劉大白後悔去杭州、丁玲逃回上海灘、民國廣大農民工堅守小窩棚一樣，都是資源分布嚴重失衡造成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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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開周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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