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手冊】旅行書寫、人文地理學與摩爾人 —張承志解說的西班牙語世界
原標題：【藝術手冊】旅行書寫、人文地理學與摩爾人 —張承志解說的西班牙語世界
作家張承志曾坦言，作為西方主流知識來源地的所謂「一類國家」大都與他「緣如薄紙」，蒙古、巴勒斯坦、黑非洲或拉丁美洲這類霸權視野里的「邊緣地帶」，才能喚起他「投奔與窮究」的衝動——唯有西班牙是歐洲內部的特例。《鮮花的廢墟——安達盧斯紀行》開篇「小引」里，作者勾勒了一幅帶有個人體悟的「世界知識地圖」：
若回首國外的腳步，也許首推當屬日本。因為我畢竟在那裡兩度求學，不僅粗知語言，也對文化有所感悟，在人生艱險之際，也是在那裡實現了轉機。其次可以數到蒙古，它是我對烏珠穆沁草原一生探求的延長。此外難忘的還有南洋的馬來，它給了我重要的開眼。不用說，渴望一睹芳容的地方還多得很：土耳其和哈薩克、茅利塔尼亞和車臣尼亞，塞普勒斯和巴勒斯坦，一片神秘的黑非洲，充滿希望的南美洲。——在我的喜歡程度的名單上，最後才能排到法、德、美、加，所謂的一類國家。1
假如說，張承志早期創作中，「其高揚的精神資源發掘地，也主要以生活於內蒙草原，特別是西北黃土高原的蒙古族、回族的歷史和現實為對象」2，那麼，新世紀以來，這一「精神資源發掘地」譜系擴展到了日本、巴勒斯坦和西班牙語世界3。
張承志與古巴孩子在莫羅堡
從創作履歷來看，作家對西班牙語世界的記述在域外紀行中特別突出，不僅書寫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地區的《鮮花的廢墟》先於描摹日本的《敬重與惜別》而問世，原先在「世界知識地圖」上排名靠後的拉丁美洲也被作家提前抵達——遠赴墨西哥、秘魯與古巴的考察早於2012年「越過死海」、襄助巴勒斯坦難民的義舉。1999年末，作家首次赴西班牙，2003年1月至4月，重返伊比利亞，「遍走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的歷史舊地和各種農村。」4兩次考察的結果是問世於2005年的《鮮花的廢墟》，該書是張承志首次出版描寫外國的著作，可算作「向世界學習」的首度總結。該書出版後，作家又遠赴秘魯、墨西哥三個月，並開始嘗試學習西班牙語，了解拉丁美洲16世紀及殖民世紀的歷史，此行之後，「對安第斯山腹地、亞馬遜河叢林、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殖民地及教育、白銀、土豆、玉米等作物的傳播，有了寶貴的認識。」52008年4月至6月再赴古巴、西班牙遊學兩個月，投入精力了解古巴的殖民時代與革命時代，調查西班牙南部摩里斯科的歷史。自《鮮花的廢墟》之後，張承志對西語美洲的探究與思考已收入《白鋼琴》《西馬龍，西馬龍！》《芒比》和《人格的魅力》等散文篇什中。
從表面上看，張承志筆下的西班牙語世界似乎可歸入中國當代作家、學者的海外旅行書寫。西班牙語世界雖是這一文類的邊緣話題，但木心《西班牙的三棵樹》、田曉菲《赭城》、趙麗宏《尋找瑪雅人的足跡》、畢淑敏《美洲小宇宙》等書，也早已被讀者熟知。那麼，作家張承志解說的西語世界在這一脈絡中有何特殊意味？顯然，它超越了海外遊歷的印象式勾勒，也不僅僅是提示我們，拉美、非洲這些邊緣地區在新世紀之初隨著中國崛起，再度進入中國知識界的視野。或許張承志的例外之處在於，這位學者型作家對西語世界的注視，呈現為高學術密度的人文地理散文；作為信仰伊斯蘭的作家，他提出了觀察西班牙語世界的獨特的主體位置；他對拉美的思考是放在與亞洲及中國革命、信仰與文明的對話關係中展開的，其異域書寫帶有極強的「介入性」。
人文地理學視野下的西語世界
西語文學研究學者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Imperial Eyes: Travel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一書中指出，18世紀下半葉，歐洲開始系統地使用航海術和博物學對世界進行總體性描述，這一寫作與閱讀的總體計劃可稱作「行星計劃」。1730年可以說是歐洲人「行星意識」誕生的「元年」，這一年，笛福（Daniel Defoe）撰寫了《地道的英國紳士》（TheCompleat English Gentleman）一書，並評述說，那時的歐洲白種男人已能夠在書中週遊世界，「他可以在我們數學家的地圖、地圖集和測量數據中，使自己成為地理宇宙的主人。」6環球航行和輿圖繪製幫助歐洲催生出一種「全球主體」，笛福的文字恰恰對這一變化進行了概括。與帝國殖民代理人相互配合，歐洲的自然科學家和旅行家創造出一組突顯科學性與客觀性的文體，旨在將資產階級的全球在場進行自然化、權威化處理——普拉特將這種文體稱為「反征服」書寫7。「反征服」書寫的重要文類之一就是勃興於18世紀下半葉的博物學。
《常識的求知》封面上的手抄詩文
博物學和旅行書寫在當下中國的熱讀，透露出一種與經濟全球化相匹配的新的閱讀興趣，或者說，當代中國人正受到「行星意識」的召喚。但遺憾的是，現有的閱讀視野只能提供一種借來的「行星意識」，顯然未能跳出「帝國之眼」。正如學者程巍指出的，對亞洲腹地和中國周邊的認識，中國學者在許多領域未能覆蓋、超越西方傳教士、漢學家、軍人和探險家的足跡。8加之西方博物學和旅行書寫的自然化、權威化傾向，從內化的他人之眼觀察世界的傾向，並未引發一般讀者乃至主流研究者足夠的警覺。
張承志恰恰對旅行書寫當中的「帝國之眼」高度敏感。鑒於其考古及北方民族歷史語言研究的專業背景，他諳熟中亞、蒙古道路上那些西方探險家的姓名：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拉鐵摩爾……這些前代歐洲競爭者時常讓他感到「路盡」之恨。一方面，他渴望用自己的行走和調研與其競爭，另一方面，他也深知歐洲探險事業與殖民主義的糾葛，「諸學的奠基都與列強的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過程同步……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研究，則直接與德國奪取中國山東有關。」9為了克服道聽途說的學問，拒斥「帝國之眼」的約束和誤導，他相當自覺地開拓域外的求學之路，特別是英語之外的外國語言，構成了他發掘另類精神資源的主要手段。
張承志在禁止拍照的古巴雪茄廠留下的「繪圖筆記」
張承志的速寫：里斯本街頭的厄瓜多印第安人小樂隊
《常識的求知：張承志學術散文集》一書封面手書的四行外文——蒙文、日文、西班牙文及阿拉伯文——提示了張承志向異文化學習的線索。不消說，這四句外文不是刻意賣弄淵博的典章名句，而是從日常生活中摘錄出來「專門用來挑剔教授」的詩句、碑銘或民諺。其中那行西班牙文選自墨西哥歌手豪爾赫·內格雷特（JorgeNegrete）膾炙人口的兩句歌詞：Guadalajara en un llano, M¨|xicoen una laguna.（瓜達拉哈拉在平原，墨西哥在一個湖上）。歌詞實則來自更加古老的傳說，暗示原住民墨西卡人（Mexica,即墨西哥之名的由來）「結草為筏、筏上營屋」，終於在高原湖上築造特諾奇蒂特蘭古城的民間記憶。作家特別將其錄在卷首，是因為「簡單兩句就帶來一股新鮮空氣。它讓人好像看見了一個印第安老人帶著孩子站著，在遠遠眺望城市……它逼真地寫出的，是一種印第安人的地理感覺」10。實際上，這句引語已透露出張承志觀察西班牙語世界的某種「取道」：其一是向豐富的民間話語系統學習，「鮮活的民眾生活中藏著正確的解釋」；其二是從風景來理解人文，風景是張承志內在的「認知裝置」。
從特定的風景地點中獲取「真理與常識」的方法，被作者在《人文地理》雜誌的發刊詞中歸納為「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論」。這套方法論包含幾個重要方面。首先是明確誰才是文明的闡釋者，「高深的學科原理和教授訓練」不應成為闡釋權威的保障，真正的詮釋者是「民間、民族、山野農村的文明主人和生活者」11。針對人文社科研究者動輒將調研地點稱為「田野」，張承志指出這一修辭是令人震驚的，因為「把文化主體、人間社會視為『田野』」，折射出研究者從地位到態度的驕矜、傲慢。下鄉採風的作家、從賓館姍姍來遲的學者，都不是什麼權威的闡釋者。一個合格的觀察者應效法摩爾根，把自己視為在地文化的「養子」。甚至最後要儘力把對文明的描寫和闡釋權，交還給本地、本族、本國的著述者。第二個方面是「從常識中求知」：鮮活的民眾生活中蘊藏著關於歷史與社會的正確解釋，「對社會的真相，天下萬民，生而知之。」12為此，要衝破方言、俚語、黑話等等自設的防線，學會和底層、和百姓或沉默的普通人對話，結成學習的師友。最後期待「以民眾山河挑戰書齋學院」。13在他的願景中，這種泥巴汗水的樸素學問立足之後，「將刷新權威們舶來的體系」。第三個方面是時刻注重他者的尊嚴。從他對蘇珊·桑塔格言說的觀察中，張承志提出了「一切人，包括『他人』自己，都必須懂得他人的尊嚴、原則、分寸』」這一道德與修養的原則14；從他對遇羅克受難的重思中，張承志做出警示，「六十年代的中國教訓之一，即對人的歧視乃是一項嚴重的罪惡」，而現今，「對人的歧視並沒有隨著二十世紀的結束而收斂，反而從新世紀降臨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對弱者、對少數、對他者的權利、對貧瘠的第三世界、對不同的文明。」15假如把「他者尊嚴」的立場放入域外視野，則勢必走向一種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場，為此，他主張「對地域的歷史過程和未來判斷，實行批判的、有利於世界上大多數人利益的描述」16。
1607 年，佛蘭德地圖師洪蒂烏斯製作的《地中海航海圖》，圖中突出了歐洲人視野里的「兩海之聚」
上述人文地理視野下的方法論，無疑也體現在張承志解說西班牙語世界的文字中。不同於《赭城》的引經據典，偏重譯介中古愛情詩作17，《鮮花的廢墟》則更願意提及2003年馬德里、薩拉曼卡、加迪斯等城市街頭抗議伊拉克戰爭的人流，作者多次讚揚這場反戰遊行是人民的節日，有助於理解70年前西班牙內戰的是非內情（《「No pasar¨￠n!」》）。18不願依賴文獻或專家權威，作家更看重「以一己的生命感受徹悟了問題的本質」，為此他傾心於沉鬱的弗拉門戈的歌與舞（《把心撕碎了唱》），惦念著蘊藏革命歷史的古巴小曲（《芒比》）19，反覆聆聽阿根廷抗議歌手萊昂·傑科（Le¨?n Gieco）的吟唱，只因那些歌，「批判性高傲地沉澱歌里，對底層的刻畫，悲憫而不羈」（《歌手和游擊隊員一樣》）20。即便訴諸學術，張承志與索颯寧願偏向農業與植物學：《把我的心染棕》明確提出要以「全球化進程中的拉丁美洲傳統作物」為線索，考察墨西哥玉米、秘魯土豆、古巴的煙草和甘蔗。21於是張承志描摹西語世界的散文中也出現了《幻視的橄欖樹》《咖啡的香味》等篇什，其中包含著「擺脫城市、接觸底層的意圖」22。
正是因人文地理學視野和「他者尊嚴」的立場，以北方民族史為專業的張承志，雖不是西班牙或拉丁美洲研究專家，卻難得地懷有深刻的感情認同和尊重他者闡釋權的懇切。出於對西方學界的東方主義的警覺，他曾自省，「如果說與殖民主義孿生的西方學術的癌症在於，它曲解和壓制了文明的創造者對自己文明的闡釋權，那麼時光在百年之後，地點在國門之內，我們自己對不發達的窮鄉僻壤、少數民族、文明主體的發言，是否就不存在話語的霸道、文化的歧視和片面的胡說呢？」23憑藉這種「把解剖之刃對向自己」的勇氣，他得以在觀察西語世界的同時，有意識地確立了一種描述他者的標杆。
「摩爾人」的第三世界主體位置
一本講述西班牙的書，不從西班牙帝國的起源、伊比利亞半島北方拉丁基督教地區講起，卻以「兩海之聚」為開端，勾勒歐洲與穆斯林世界在地理空間上的交匯處——直布羅陀海峽，這一方式本身就是一次歷史敘事的顛倒。實際上，1998-99年，張承志受三聯書店委託，主編《人文地理》雜誌時，就敏銳地選擇了世界現代史開端的地標性事件（西班牙再征服運動、「發現」新大陸）作為雜誌的核心話題。《「新大陸發現」500周年專輯編輯導言》既肯定了讚頌地理大發現的原因，即「西方乘著海洋的風，使世界按著他們的藍圖，運轉、發達、進步」，同時也強調「人同樣追求歷史的正義」，決不能無視作為暗面的殖民性，美洲古典文明的被殲滅就是最核心的例證，「大航海，地理大發現，對於美洲大陸的原住民來說，是一場血泊浸泡的大災難……在被印第安人的鮮血浸透的靴子上，歷史的腳印步步清晰。」24這一描述已經與國內主流的拉美史研究相齟齬。上世紀90年代以降，支配拉美研究的主流是舶來的現代化理論，中國拉美史和現代化研究項目的初期主持人羅榮渠是這一脈絡的開拓者。在史學界舉辦的「哥倫布首航美洲5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1992年10月）上，羅榮渠的主旨發言《面向探索新世紀航程的第二個500年》呼籲，「人類歷史正面臨一個新的偉大轉折時期，需要更多哥倫布式的航海家，膽識超群，目標堅定」25，他代表了當時的主流史學界囿於民族國家現代化的框架、期待複製歐洲現代性的發展計劃。26拉美史學科與張承志的表述之間有巨大的差異：一種是發展視角的現代化史觀，一種是反資本主義的另類現代性史觀；前者以民族-國家西班牙的建國和海外拓殖為主線，後者則強調穆斯林西班牙的遺產，揭示現代化之路的起點，實則是野蠻對文明的征服。這種另類史觀既受到1992年之後拉美本土去殖民思想（pensamientodecolonial）、譯介到國內的依附理論27和現代世界體系論的影響，也源自作者本人的中國穆斯林認同，但其思想並不受限於這一身份政治。
作為一位信仰伊斯蘭的回族作家，張承志對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的觀察，勢必攜帶著這一傳統的經驗。雖然《鮮花的廢墟》行文之中將「安達盧斯」與「安達盧西亞」兩個地理稱謂交錯混用，但全書副標題還是特意不用現代西班牙語的「安達盧西亞」（Andaluc¨aa），而使用中古穆斯林對佔據的伊比利亞半島的命名——「安達盧斯」（al-Andalus）——其用意是表露自己「摩爾人」的歸屬。即便是巡遊在以天主教為主要信仰的拉丁美洲，張承志與索颯這對學術伉儷，也會「每到一處，都要想辦法問候天涯海角的兄弟」28。《把我的心染棕》記錄了他們如何在墨西哥普埃布拉聽巴基斯坦阿訇講《古蘭經》、在秘魯利馬參加開齋節。29《下次牽著獅子來》一文，追憶了張承志在沒有譯員協助的情況下，獨自前往墨西哥城穆斯林社群的「袢衫白」（周四讀經）聚會。這次異域的宗教經驗，讓他有感於信仰的超越社會身份的感召力，「世界在變，人在尋找。包括都市裡的現代女孩，包括乞丐與教授。人們懷著交流的渴望，懷著對信仰的追求。哪裡有真正的魅力，人們就會四方來投。」30
在西班牙語世界探究穆斯林歷史的經驗，促使張承志重拾一個特殊的身份表達法，即頗具古風的「摩爾人」，這一表達法給作家提供了從庶民視角觀察西班牙或拉美歷史與社會的便利。「摩爾人」（Moro）是15、16世紀西班牙人對伊比利亞半島和北非的阿拉伯人或柏柏爾人的代稱，多少含有蔑視的味道。它的詞源是拉丁文Mauru,原指羅馬帝國北非行省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的居民。公元711年，伍麥葉王朝（UmayyadCaliphate）即是從這一區域越過直布羅陀海峽，入主伊比利亞，治理半島781年之久。伴隨著基督徒與阿拉伯人綿延幾個世紀的對抗，「摩爾人」的叫法也在歐洲流傳開來。
《鮮花的廢墟》首版封面
《鮮花的廢墟》便尋訪了諸多「摩爾古迹」，以此來重估、頌揚以科爾多瓦為代表的穆斯林西班牙的文明成就，譬如代表農業技能與清潔精神的水資源系統（《水法庭》《恩惠的綠色》）。不過，這一脈思想資源雖然在中國知識界相對匱乏，但在西方史學界可謂通識：從希提、布羅代爾到華盛頓·歐文都在重述類似知識。張承志的寫作目標也不限於歌頌歷史上穆斯林戰勝歐洲的一次業績，而是醞釀著糾正第三世界歷史敘事的通盤設想。觀察巴倫西亞的灌溉系統是為了與新疆及河西走廊的農業文明相對照；安達盧斯作為東西方文明相匯的意象，與中國黃土高原的蘇菲傳統下「兩海之聚」的教理若合符節，都強調文化彼此交融，達到「隔」與「不隔」之間的微妙境界。正如學者何吉賢指出的，對強調寬容、多元的摩爾人遺產的重新發掘和認知，「是立足於大陸亞洲的『亞洲觀』的延伸……伊斯蘭正因為有對不同文明的寬容和綜合的能力，才能在大陸亞洲的腹地開出文明之花。」31在類似的文明孕育與融合的過程中，人文地理學視野所強調的「他者尊嚴」原則是一個重要的底線。
《鮮花的廢墟》隱藏在紙背的思想，直至2006年完成的重要學術散文《地中海的邊界》，才得以充分顯露。《地中海的邊界》實則是對西班牙之行更深入的省思、對全球史更宏觀的概述。文章強調1492年作為古代與現代分界的意義：穆斯林西班牙最後堡壘的陷落、伊比利亞半島上基督徒的「再征服運動」（Reconquista），標誌著美洲的殖民化並預告了資本主義帶來的世界性災難的開端。換一種眼光來看，1492年之前，「一條先是由西班牙名城格拉納達象徵、後是由奧斯曼土耳其修築的、沿著地中海邊界一字擺開的穆斯林屏障，曾保護了多半個地球。」32作家指出，「穆斯林屏障」的崩壞與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的進程存在著深刻的因果聯繫，「殖民史雄辯地說明：就在格拉納達失陷的那一年，美洲立即就被『發現』，地球隨即墜入了以『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為名的、殖民主義的近代。」33作者還提醒我們，雖然人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伊斯蘭堡壘」曾是印第安人的守護盾——
而征服者卻意識著這一點。西班牙殖民強盜把美洲征服看作是西班牙宗教聖戰的延續，他們每逢提及印第安神廟，總稱之為「lamezquita」（清真寺），幾乎每個殖民風格的美洲城市，都有一條叫「Matamoros」（殺摩爾人）的街。34
《地中海的邊界》寫於2006年，與此同時，央視經濟頻道12集歷史題材電視專題片《大國崛起》正在熱播。這場頗具聲勢的「全民歷史普及」背後，是眾多歷史學家的參與和支持，其片頭語彷彿在十餘年後重述了羅榮渠寫於1992年的對哥倫布的頌詞：歐洲大航海的壯舉，讓人類獲得了飛速發展的空間，出現了「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大舞台」。正如學者劉岩所說，《鮮花的廢墟》揭破了《大國崛起》內部西方中心主義的故事，從而「在這個東方學的裂縫上重構『另一種歷史』」35。電視專題片當中，以葡萄牙、西班牙開啟的9個世界級大國相繼崛起的歷史線索，顯然與《地中海的邊界》所提示的「揭竿而起的二十世紀革命」的抵抗的線索大相徑庭。而「穆斯林屏障」這個表達，也與全球經濟史研究學者李伯重在《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一書中提出的「佛教長城」形成了有意味的對照。
李伯重指出，15世紀初興起於中亞的帖木兒帝國有征服中國、迫使中國人信仰伊斯蘭教的野心，二十萬東征軍終因首領「跛子帖木兒」於1405年暴斃在中亞訛答剌（Otrar）而止步。儘管如此，15-16世紀的中亞突厥化的蒙古人建立的察合台汗國依然試圖把穆斯林突厥-伊朗文化推向明朝中國邊境，強勢的伊斯蘭力量迫使明朝哈密衛等「關西七衛」36東撤入關，此後嘉峪關以西各族民眾大多皈依了伊斯蘭教。但幾乎在同一時段，「從蒙古、新疆北疆、青藏高原，到中南半島的緬甸、暹羅、柬埔寨和寮國，佛教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形成了一道環繞中國西、北、南三面的『佛教長城』。這道『長城』遏制住了伊斯蘭教的東擴」，因而對中國及東亞的歷史走向意義重大。37這裡的「佛教長城」與「穆斯林屏障」，描述的時段有所重合，表面上看，兩者是側重不同的地緣政治眼光而做出的史料裁剪與史實勾勒，而實際上它們描述歷史的框架不同。「佛教長城」是以大中華帝國的網路為中心，看待亞洲內陸文明之間勢力的此消彼長。這種勢力變遷更接近於張承志所說的「循著人群和文化的內在規律」的古代史範疇：
在古代長河的戰爭中，無疑也有過殘虐和殺戮。但是時至今日，歷史學必須強調：佔據過文明和軍事優勢的東方，沒有如同歐洲殖民主義屠戮滅絕數以千萬計的印第安原住民那樣的滅絕罪行。38
「佛教長城」是亞洲內陸文明之間此消彼長的邊防線，而「穆斯林屏障」在地中海邊界所抵禦的則是一種此前未出現過的社會生產秩序，因為1492年以前，「現實與一般的公理，都不允許建立一個以奴役和掠奪為唯一目標、並振振有詞把自己說成是大同秩序的——全球化的殖民主義。」39雖然殖民主義借用傳播福音的宗教修辭，但推動它衝破「穆斯林屏障」的是資本原始積累的內在慾望，它剝削、戕害的對象也不僅僅是異教徒，而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眾多庶民。
張承志無意處理一個純史學問題，他對「地中海邊界」的強調是出於明確的當代意識，即上世紀90年代之後，日漸強勢的新十字軍主義開始著手對世界，尤其是伊斯蘭國家逐一征討（《看那頭不屈的獅子》《獻給你的都瓦》），與之相配合，主流的認知模式不遺餘力地對他所認同的伊斯蘭傳統進行污名化。但《地中海的邊界》一文的意義，也不在於從對抗的陣營凸顯文明抗爭的必要性，而是提醒人們新霸權主義的一體兩面：打擊伊斯蘭世界的同時，也在訓導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走上竭澤而漁的發展和消費之路。換言之，發展模式下的棄民與受戰爭威脅的穆民，同為不義秩序的受害者。
2003 年，張承志參加西班牙反戰大遊行
哈特和奈格里（MichaelHardt & Antonio Negri）在《大同世界》（Common Wealth）一書中推崇玻利維亞科恰邦巴（Cochabamba）的「諸眾」維護共有水資源的鬥爭，因為莫拉萊斯（EvoMorales）領導的「水戰爭」把文明、種族、性別、階級等議題都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扁平化的抗爭聯盟——哈特和奈格里認為，這種新的聯盟關係預示了從反現代性（Antimodernity）到另類現代性（Altermodernity）的轉變。40那麼，對張承志而言，另類現代性的潛能就坐落在「摩爾人」的第三世界主體位置上。記錄兩次馬德里之行的《濯足街》一文，隱晦地串起了16世紀宗教裁判所對異教徒的圍獵、佛朗哥獨裁時期對民主人士的迫害和當代國家暴力機器對底層及外來移民的驅逐。作者提醒讀者重視這種受壓抑者的共同屬性，同時把自己這個中國穆斯林納入這一用提喻法命之為「摩爾人」的歷史性聯盟：
幾個挎槍的黑衣警察，盤手叉腿，靠著一輛裝甲車。他們並不掩飾，冷冷地瞟著這邊。我趕快摸摸屁股兜，護照複印件在那兒。但還是走為上計，我慢慢地走向地鐵口，覺得自己如潛伏的地下黨。腦子裡閃過「soymoro」（「我是摩爾人」——引者注），我不禁笑了。41
假如說，以一個摩爾人的眼光重新審視穆斯林西班牙的輝煌和殖民世紀的苦難，還主要呈現為知識鉤沉，那麼從這樣的視野出發，重新構想第三世界主體與世界的關係，則具有更為重大的意義。面對眾多污名化的攻擊，張承志沒有主張偏狹的民族主義或單純的文明對抗。恰恰是他對西班牙語世界的書寫，而非對同屬亞洲的日本或巴勒斯坦的左翼遺產的發掘，更能凸顯他意欲強調的「第三世界」視野。「摩爾人」的視野出色地勾連起文化的「邊緣」和階級的「底層」，也向讀者展示，作者的立場未曾落回到本質主義的反現代性的抗爭，而是期待著不同類型的全球庶民的團結。
確乎如此，「很少有人關注的是，一次『尋根』於華夏邊緣，如何走向了對於『世界歷史』的重構。」42作家張承志在勾連蒙古與青藏的祁連山扁都口，在諸語混用的新疆夏台，在漢家「只見孔道、不見牧場」的河西走廊，發現了「一種神秘的邊緣，一種極限之處的亦此亦彼，一種表層與內里的一切交融匯合」43，而後，他把這一邊界視野帶到了地中海和西班牙語世界，從庶民的視角完成了對世界史分期的全新敘述。
誠然，「張承志敘述歷史的目的是如何在歷史中行動。」44對於當下的西語美洲來說，崛起中的中國的登場——作為重要的大宗商品購買者、基礎設施建設者和金融投資者——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變革歷史的參數。在筆者看來，正是在這一點上，張承志對西語世界的解說，體現了作家的「當代性」和「介入性」，即回應著不斷延展、生成當中的中國經驗。作家提醒道，「我們在觸及西方表述的虛偽和作假的同時，也意識到世上還有一個更大的『我們』：在歐美白種話語的此方，同遭劫難的人群民族，是那麼眾多和痛苦。」45於是，我們應思忖的是，作為新興大國，究竟是該把西方「虛偽和作假」的技藝操練得更加「青出於藍」，在拉丁美洲拔城奪寨，還是在更廣泛的地理範圍內，尋覓一道掙脫西方話語暴力的「我們」，創造出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全球主體」——在此意義上，張承志提供的旅行書寫，給重塑「我們」提供了長久而有力的思想形式。
1 張承志：《鮮花的廢墟——安達盧斯紀行》，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3-4頁。
2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77頁。
3 西班牙語世界（Mundo hispanohablante），意指以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之國家及地區的總體，目前全球共22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分布在伊比利亞半島、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4 張承志：《敬重與惜別——致日本》，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304頁。
5 張承志：《思想（下）》（張承志作品系列·卷八·散文），東方出版社，第669頁。
6 Daniel Defoe.The Compleat English Gentleman. Edited by Karl D. Bülbring. London: David Nutt, 1890. p. 225.該書寫於1730年，但笛福的遺稿始終保存在英國博物館（British Museum, 從榮新江譯法，而不用舊譯「大英博物館」），直到1890年這部手稿方才編輯刊行。
7 普拉特的術語「反征服」（Anti-conquest）並非指字面上的「反對征服」，而是「指歐洲資產階級主體在維護歐洲霸權的同時，用來試圖保護其天真無辜的表徵策略」。換言之，現代旅行及探險書寫與專制主義時代老牌帝國的征服、侵犯他者的修辭不同，因此被普拉特描述為「反面的征服」。參閱瑪麗·路易斯·普拉特：《帝國之眼》，譯林出版社，2017年，第11頁。
8 程巍：《「西方中心主義」與「中國及其周邊」》，《東北師大學報》2016年第6期。
9 張承志：《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論思考》，《常識的求知：張承志學術散文集》，三聯書店，2012年，第3-9頁。
10 張承志：《歌手和游擊隊員一樣》，《越過死海（2011-2015）》，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104頁。
11 張承志：《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論思考》，《常識的求知：張承志學術散文集》，第3-9頁。
12 同上，第8頁。
13 同上，第7頁。
14 張承志：《他者的尊嚴》，《思想（下）》，第229-237頁。
15 張承志：《四十年的盧溝橋》，《魚游小巷》，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93-200頁。
16 張承志：《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論思考》，《常識的求知：張承志學術散文集》，第9頁。
17 田曉菲：《赭城》，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98頁。
18 張承志：《「Nopasarán!」》，《越過死海（2011-2015）》，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230-233頁。
19 張承志：《芒比》，同上，第12-18頁。
20 張承志：《歌手和游擊隊員一樣》，同上，第105頁。
21 索颯：《把我的心染棕：潛入美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頁。
22 同上，第33頁。
23 張承志：《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論思考》，《常識的求知：張承志學術散文集》，第8頁。
24 張承志：《「新大陸發現」500周年專輯編輯導言》，《思想（下）》，第420-423頁。
25 羅榮泉：《求索齋實錄——羅榮渠年譜》，林被甸、周穎如編：《求索者的足跡——羅榮渠的學術人生》，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488頁。
26 在這次會議上，也有研究者論及拉美知識分子在1992年表達的反殖民立場，但大會閉幕式的基調是，「民族主義情緒太強，會影響科學研究的進行。」參閱曾昭耀：《憶中國拉丁美洲史學科創始人羅榮渠老師》，林被甸、周穎如編：《求索者的足跡——羅榮渠的學術人生》，第232頁。
27 20世紀60-70年代，拉美知識精英面對歐美主流發展話語，創造出的一系列以「中心」和「外圍」為核心概念的經濟與社會新理論，被稱為「依附理論」（Teor¨aa de la Dependencia）。這套理論認為，外圍國家的貧困是由於中心國家按照於己有利的方式將前者納入「世界體系」而造成的。理論創立者主要是聯合國拉美經委會（CEPAL）經濟學家及其同仁，包括普列維什（Ra¨2l Prebisch）、富爾塔多（CelsoFurtado）、平托（An¨abal Pinto）、諾約拉（JuanNoyola）、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弗蘭克（GunderFrank）等人。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是依附論的主要發展者及其在伊斯蘭世界的主要代表。參看阿圖羅·埃斯科瓦爾：《遭遇發展：第三世界的形成與瓦解》，葉敬忠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92-93頁；以及MaristellaSvampa, Debates Latinoamericanos: Indianismo, desarrollo, dependencia ypopulismo（Edhasa, 2016）書中關於「依附論」的相關章節。
28 索颯：《把我的心染棕：潛入美洲》，第38頁。
29 同上，第166-168頁。
30 張承志：《下次牽著獅子來》，《思想（下）》，第394頁。
31 何吉賢：《一位「當代」中國作家的「中國觀」——理解張承志的一個視角》，《民族文學研究》，2016年第2期。
32 張承志：《地中海的邊界》，《魚游小巷》，第155頁。
33 同上，第155頁。
34 同上，第150頁。
35 劉岩：《華夏邊緣敘述與新時期文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第134頁。
36 指明朝在嘉峪關以西設立的七個羈縻衛所，又稱「西北七衛」和「蒙古七衛」，參見《明史·卷四十二》。
37 李伯重：《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三聯書店，2017年，第196-205頁。
38 張承志：《地中海的邊界》，《魚游小巷》，第147-156頁。
39 同上，第149頁。
40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Common Wealth. Cambridge &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07-112.
41 張承志：《濯足街》，《思想（下）》，第363-366頁。
42 劉岩：《華夏邊緣敘述與新時期文化》，第127頁。
43 張承志：《鮮花的廢墟》，第26頁。
44 何吉賢：《一位「當代」中國作家的「中國觀」——理解張承志的一個視角》。
45 張承志：《兩間餘一卒》，《常識的求知：張承志學術散文集》，第283頁。
TAG:藝術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