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希望你對不開心的人好一點

寫下「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海子在春天卧軌自殺；風華絕代的「哥哥」張國榮在春天從高樓跳下；曾經的搖滾巨星科特柯本自殺的日子也是在春天...

這不是巧合，早在1995年，《社會科學與醫學》雜誌上就有一篇研究表明，在25個北半球國家中，5月是自殺率最高的月份。

與之對應，臨床研究表明：春天是抑鬱症的高發季節，一些本身就存在心理或者精神障礙的患者病情，會比其他時段更加嚴重。

所以，在我們感受春天美好的陽光的同時同時，在那些我們看不到的地方，抑鬱症患者正在遭受一年中最嚴重的折磨。

但比這更嚴重的事情是，沒有人能理解他們，甚至大多數人都意識不到，這就是抑鬱症。

我們記錄了三個抑鬱症患者的經歷，希望你看完這些故事以後，能對他們好一些。

春曉上一次試圖自殺是在2016年，凌晨一點她打了輛車跑長江二橋去，想從上面跳下去，結束不明不白的一生。

「可是司機師傅一直陪著我，沒死成。」

她輕描淡寫地說著這句話，彷彿自殺只是一件波瀾不驚的事情，同時我注意到，這個年輕女孩的手臂上滿是疤痕。

17歲那年，春曉得了抑鬱症，不過當時她並不知道自己是抑鬱症。只是某一天醒來，她突然覺得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曾經普普通通的事情對她來說變得無比艱難。起床，洗漱，去學校，從小做到大的事，她卻拒絕這麼做了。

「不是我不想去上學，只是我的身體拒絕做出這樣的行為，我說不出為什麼，我腦子裡彷彿有人在問，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不是你餓了所以要吃東西，而是你為什麼會餓，人需要通過食物補充能量，不吃東西就會餓，這些我都知道，可是，為什麼？我的眼睛經常放空，無法聚焦，我面對早餐，連筷子都不想拿。」春曉漫不經心地說著，「你能理解么？我知道你不能。」

沒有抑鬱症經歷的人確實很難理解抑鬱症患者，即便是醫學上最簡單的解釋「抑鬱症是病，就像殘疾人走不了路，得了抑鬱症就活不下去了」也無法讓人完全理解抑鬱症到底是怎麼回事。大部分人對抑鬱症患者的態度大概只有一個：你只是想多了。

面對女兒反常的行為，父母產生了爭論，母親覺得她是早戀了，父親則說這都是被慣的。勉強去了學校，春曉也只是看著黑板發獃。

她把自己的困惑告訴同桌，同桌說：「情緒低落嗎？我們都有的，要高考了，很正常，自己調解下嘛。」

很顯然，這並不是簡單的情緒低落。春曉的成績一落千丈，曾經班裡的前幾名，模擬考卻只在二本上下徘徊。

沒人知道這個女孩身上發生了什麼。

母親開始瘋狂查看春曉的筆記本、QQ記錄，想找出戀愛的蛛絲馬跡。

父親則是不斷地諷刺挖苦她，說「我怎麼有你這樣的女兒？」。

春曉最信任的班主任老師對她說：「自己調整就好了，要考試了，不要影響別的同學。」

她鼓起勇氣跟家人說自己想死，得到只是一句「死都不怕，你還怕活著嗎？」

於是她終於崩潰了。

由於民眾普遍缺乏對抑鬱症的了解，所以對抑鬱症患者來說，傷害他們最深的往往他們最親近的人。

去年的《中國網民抑鬱症調研報告》顯示，大部分人對抑鬱症並不了解，50%左右的個人主要通過明星或者其他熱門事件第一次接觸到抑鬱症，但大約9成的民眾都不了解抑鬱症患者嚴重的可能會導致自殺。接觸到抑鬱症的原因中，通過課程講座或書籍了解的比例甚少，只有24%。

這表明，我國對抑鬱症的教育和普及還是比較落後。

春曉也是上大學之後才通過學心理學的朋友知道自己得了抑鬱症，開始接受系統性的治療，但之前長年累月受到的傷害，已無法彌補。

跟春曉比起來，杭州女孩娜娜就幸運得多。

和很多抑鬱症患者一樣，抑鬱總是突如其來，並沒有一個所謂漸漸低落的過程。某次公司開會，正在彙報第一季度市場策劃成果的娜娜突然止不住地流起了眼淚，「我還在講PPT呢，我就哭了，我控制不了自己，一瞬間有種巨大的悲傷將我籠罩。」

娜娜的領導趕忙上前問她怎麼了，而她則是「吧嗒吧嗒滴著眼淚跟所有人道歉」。

一般來說，發生這種情況，都會被身邊人認定為只是暫時性的情緒崩潰，娜娜的領導卻讓她去醫院查一下，是不是抑鬱症。

娜娜的領導曾經在海外留學多年，他說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疾病，留學生獨自在外求學，孤獨以及各種壓力都使得留學生群體成為了抑鬱症易發人群。如果大家都能對抑鬱症有所了解，那麼有些悲劇就可以避免。

抑鬱症是一種極其複雜的疾病，它的判定包括這樣一些標準：無價值感，覺得活著沒有意思；思維變得遲鈍，睡不好，睡覺比不睡覺還累；行為發生改變，一個愛乾淨的人可能突然變得很邋遢，一個利索的人突然變得拖沓；所有的興趣全部減退，不想動，不想吃飯，沒有性慾...

當然，具體的判定還是需要去專業的醫院做檢查。

娜娜無疑是幸運的，她在領導的指導下去醫院做了檢查，並且接受治療。

得知女兒得了抑鬱症，娜娜的母親從家裡來到杭州照顧她的衣食起居，她的母親雖然不了解抑鬱症，但是她覺得既然是病，那女兒就是病人，自己就得理解體諒女兒。

除了父母的理解，朋友們也會陪她聊天，即便是在她流眼淚的時候，大家也會默默地陪伴她。

對抑鬱症患者來說，價值感的缺失很多時候都是癥結所在。

讓他們體會到自己是有價值的，他被這個世界愛著，他值得被愛，這一點在治療過程中非常重要。

但是，像娜娜這種能夠得到身邊人理解，並且接受專業治療的抑鬱症患者只是少數。

抑鬱症患者中，僅有5%的人會尋求專業機構或者個人的幫助。其餘95%的人則會默默忍受或者找親人和朋友傾訴。

並且，我國對抑鬱症的醫療防治還處在識別率低的局面，地級市以上的醫院對其識別率不足20%，只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了相關的藥物治療。

這種局面很大原因來自對抑鬱症的無知，以及醫療條件的低下。

屠牛是一位來自四線小鎮的男人，「我們這邊沒人聽說過抑鬱症，你要是說你不想活了，他們可能說你有神經病。」從17歲得病到現在已將近十年，他表示，自己的一生都被毀了。

17歲時，屠牛的成績穩居班級前三，但是原本性格開朗的他有段時間毫無來由地變得沉默了起來，並且注意力下降，思維遲緩，很基礎的題目他都做不出來了。

家裡人只以為他是累了，買了很多補腦的口服液，「一點用都沒有，我感覺我慢慢就廢了。」

除了成績下降，屠牛還感到莫名其妙的悲傷，他經常在半夜低聲哀嚎，同桌也曾經問過他：「你怎麼老是嘆氣啊？」

而屠牛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嘆氣。

退學的時候，老師痛心疾首地說：「我看你就是故意的！」父親在全班面前揍他，「揍唄，我都不想活了，怎麼樣都無所謂了，可是我不能死啊，我爸媽都是農民。」屠牛這樣回憶17歲時發生的事情。

他也去看過醫生，鄉鎮衛生院都說他是神經衰弱，「吃了不知道多少葯，我還是想死」，直到2010年去北京，他才知道，自己得的病叫抑鬱症。

直至今日，說起兒子的病，父親只是說「本來能上個好大學的」。關於抑鬱症，家裡人只知道是種病，他們甚至覺得這跟老年痴呆差不多。

屠牛無法向家人描述自己的感覺，他覺得對沒有經歷過的人來說，說啥都體會不到的，如果硬要描述，「就是不想活了，我好想死啊。」

從屠牛家去北京，來迴路費要花800塊，北京私人心理諮詢是一小時300—400元，生活壓力讓他只能選擇吃藥。

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這種葯會產生作用，長期服用對人體並沒有好處，但屠牛明顯已經戒不掉了。

據以往調查，世界上約有3.5億人患有抑鬱症， 瑞典的發病率為 6. 16%，美國為4. 45%，中國為3. 02%。並且這一數字也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農村的發病率可能更加可怕。

農民並沒有多餘的錢去治療抑鬱症，他們甚至不知道抑鬱症，只會覺得自己只是累了。

曾經見過一篇報道，說一老農去鄉鎮醫院看病，在醫生說「你得了抑鬱症」後，他表示不解，「這不是城裡人才有的富貴病嗎？」

得了抑鬱症的人，不僅難以得到好的治療，更戳心的是要面對周圍不解的目光。

屠牛表示，村裡人都覺得他只是好吃懶做，一天到晚不掙錢，就會花錢。

而抑鬱症並不一定能治癒，對一個抑鬱症患者來說，很可能會長期生活在「變好」和「治癒」之間的狀態。

對他們來說，痛苦的日子不知道要持續多久，即便治癒了，也很可能會複發。

我原本想附上一些適合抑鬱症患者閱讀的書目，但仔細一想，讓抑鬱症患者去自救，其實並不是問題的核心。

比起治療，更重要的是，讓普通人了解抑鬱症，並且去體諒身邊的抑鬱症患者，讓他們能得到及時的識別和治療，並且生活在理解和鼓勵之中。

這也是我們將他們的故事呈現的意義。

畢竟，對他們來說，光是活著，就已經竭盡全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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