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贈協調員：生死「擺渡」 只為一句「我願意」

器官捐贈協調員：生死「擺渡」 只為一句「我願意」

央廣網北京4月17日消息(記者孫冰潔)「我知道您現在很難過，但您願不願意在他去世後能把器官捐獻出來？讓生命繼續延續下去。」

這是身為器官捐贈協調員的王璐最常說的一句話。

2015年，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將公民志願捐贈器官作為唯一合法來源，推動全新的器官捐贈移植體系的形成。被稱為「生死擺渡人」的器官捐贈員，就要接過這場生死賽程的接力棒，日日遊走於可能的捐贈者之中，只為聽到那句「我願意」。

生死24小時

4月1日上午，北京佑安醫院，一場肝臟移植手術正在緊張地進行。

一直在手術室外陪同家屬等待的器官捐贈協調員劉源，直到中午十二點才有空看了一眼手機。在此之前，他幾乎一夜未眠。

捐贈人是一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因為一場嚴重的交通事故導致腦死亡，劉源和團隊同事的介入就從此時開始。

「病人是家中唯一的兒子，家屬特別悲傷。」劉源在心中打了好幾次腹稿，最後硬著頭皮上去把國家相關政策、器官捐贈的流程給家屬講了一遍後，實在無法忍心再繼續勸下去，只好說：您好好的考慮一下再決定吧。」

沒想到只過了半天，劉源就接到了家屬的電話，談話的內容很簡短「現在也沒有辦法搶救了，讓他的生命在別人身上延續吧，繼續活著，對我們也是一種安慰。」

器官移植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心臟不能超過6小時，肝臟則不能超過12小時……

之後就是爭分奪秒的器官捐贈篩查。

下午一點，劉源迅速開車去病人所在的醫院與負責鑒定的醫生一起，對病人的各項指標進行評估，同時再度核查是否腦死亡。當一切檢查完成，確認符合捐獻條件後，隨即進行病人轉運。「因為這個病人病情很嚴重，隨時可能心跳停止。」器官捐贈協議必須在心跳停止後馬上籤署，一旦轉運中心跳停止，就意味著移植可能存在失敗的危險，「但是家屬很支持，願意冒這個風險。」劉源說。

下午5點，捐贈者轉到佑安醫院以後，劉源和同事再次進行各項器官評估，並與負責移植的大夫溝通後，開始器官摘除。

緊接著是最為關鍵的器官移植。

接近中午12點，手術順利完成。捐贈者最終捐獻了一個肝臟、兩個腎臟和一對角膜。

此時，劉源看了眼手錶，從他介入捐贈協調到捐獻最終完成，正好24小時。

回顧這場爭分奪秒的生死轉移，劉源說他印象最深的，是家屬在簽字時平靜地說「他(兒子)身上所有有用的東西，我們全部都同意捐獻。」

在形容當時的心理所受的觸動時，劉源接連用了幾次「偉大」這個詞，「一個普通的家庭能做出這麼偉大的決定，而且無怨無悔，從內心來講，我覺得很溫暖、很感動。」

「你們還有沒有良心？」

在劉源看來，這場成功的器官捐贈正是中國近幾年來推動公民器官捐贈的一個典型例證。

在2015年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之前，中國已在推動全新的器官捐贈移植體系的形成。2007年明文禁止買賣人體器官，將具有移植資質的醫院從600餘家縮減到164家。2010年，啟動公民自願器官捐獻試點，隨後擴大到全國。2013年，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建立，保證分配過程「公正、透明、可溯源」等，COTRS數據顯示，在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間，我國已成功完成12843例器官捐獻。

根據國家規定，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默認有器官捐贈協調的資質。協調員分為具備資質的院方和紅十字會人員兩類，通常一起工作，互有分工。各家醫院的重視程度也不一樣，有的協調員為全職，有的則為兼職。

佑安醫院的肝病科室在全國名列前茅，是很多嚴重肝病患者急診、轉院的首選之一。

從2014年起，原本在佑安醫院ICU工作的劉源開始專職做器官捐贈協調。即當發現潛在器官捐贈案例時，由器官捐贈協調員接觸潛在捐贈者的家屬，與其溝通、徵求意見並協調捐贈事宜。「我們(協調員)每天都會去ICU查房，發現有的病人進入腦死亡狀態，就會告知臨床大夫，符合器官捐獻的條件的，就徵求醫生和家屬的意見看是否會進行捐贈。」器官捐贈員貫穿潛在器官捐贈的發現、溝通、鑒定、轉運、移植以及後期與家屬溝通的全過程，根據分工不同各司其職。

當了6年器官捐贈員的王璐，是團隊中的資深成員，她認為一場成功的器官捐贈，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而其中最關鍵也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人。

器官移植不等人，是一場生命與生命間的接力，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捐獻方、受益方乃至行走在兩者之間的協調員和醫生，都有各自的故事和難處。

一開始王璐是ICU的臨床大夫，院領導看她熱心，遂令她開始這項工作，但在ICU跟病人家屬談捐贈器官談何容易，「ICU都是重病患者，家屬有多悲痛可想而知。」面對悲痛的家屬，通常的反應有兩種，拒絕與憤怒，並時有過激行為和言語。

有家屬質疑他們的身份和動機：家人都已經這樣了，你們還來談這個，你還有沒有良心？

王璐回憶，最開始進行器官捐贈協調的幾年裡時超過90%的家屬都是拒絕的。

除了家屬的拒絕，更讓她難以接受的是同行的不理解。

要發現潛在的器官捐贈者，王璐往往要進出各大醫院的ICU探訪，有一次她去一家醫院拜訪時，剛介紹完自己的身份，還未開口說訴求，直接被當班大夫趕了出去。「那天我哭著回來了，我也是個大夫啊，他怎麼能就這麼把人打發走了？」時至今日，王璐的語氣中還有難掩的委屈。

看到生命延續的希望

轉機發生在2016年，一位來自山東農村的病人家屬給王璐打來電話，主動要求捐獻器官。

老人失去的是獨子，因為一場意外從樓上摔下造成腦出血，不治身亡。

王璐於是問對方，怎麼想到要捐獻？

「他說我看電視上有這麼一回事，我就問了大夫，大夫上網找到了我們打電話給了他，就這麼打過來了。」王璐回憶

那天手術前，全體醫護人員以及協調員進行了一個簡短的緬懷儀式，向捐贈者及家屬鞠了一躬。事後，家屬對他們說：「你們也挺不容易的。」王璐說，就是這些點滴的鼓勵，讓她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義。

這些年，王璐和劉源都明顯感受到器官捐贈的情況在好轉，今年前三個月，團隊共協調完成30例器官移植。「每一例印象都很深。」劉源說。

新入行的協調員張賓在接觸逝者親屬時，已很少遇到向當初王璐曾遇到的難堪，也不會覺得突兀甚至抗拒，有人還會禮貌地表示：我們知道這是您的工作，但是我們家人暫時不考慮捐贈，抱歉。」

在王璐看來，這得益於近年來國家層面對器官捐贈的推動，包括宣傳普及和器官捐贈流程的專業化等。

2015年，中國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器官移植全部由公民器官捐贈，從頂層角度開始大力推動器官捐獻。

雖然宣傳漸多，公眾對器官捐獻概念不再陌生，但不少潛在捐贈者仍然選擇拒絕，王璐覺得這與中國傳統的生死觀有關。「在中國人傳統的死亡殯葬觀念里，保留逝者軀體的完整性依然重要。有很多次，即使有親屬已經決定捐獻，但簽字前一經其他親屬干預，還是會放棄。

相比之下，年輕人的態度讓王璐看到了希望。根據中國器官移植髮展基金會的調查，截至2018年4月7日，「施予受」器官捐獻志願者已成功登記292287人，70%的人願意捐獻出身後器官。近年來，王璐和劉源都開始陸續接到諮詢電話，詢問捐贈事宜。

每一場移植的完成並不意味著協調員工作的結束，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標準，目前我國器官捐贈者和受益方採取雙盲制度，即不能了解對方的具體信息也不能見面。

不時地，會有捐贈者家屬打電話詢問捐獻受益者的情況如何，王璐查詢之後會告訴他們對方大致的地域、年齡、恢復情況等。而大多數時候，她在捐贈完成之後還會和團隊成員定期走訪捐贈者家庭，組織他們參與一些集體活動，希望能用這種形式為他們減輕一些傷痛。

張賓告訴記者，儘管不時地還會遇到挫折，但這份工作，讓他看到一種希望，生命延續的希望。對生者，也對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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