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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百年的文化遺產——俄羅斯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

百年前的俄國革命不僅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走向,也留下許多文化遺產。「十月革命」之後,蘇俄政府致力於實現前帝國境內各民族之間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在全國境內廣設博物館,將私人財產國有化,供全民共享。

俄羅斯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圖片來源於網路

俄羅斯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The State Museum of Oriental Art,初名亞洲藝術博物館[Ars Asiatica])於1918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的成立,便是這一國家政策的體現。

歷史變遷

俄羅斯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以下簡稱東方藝術博物館)命運多舛,不僅名稱屢次被修改,館址也搬遷數次,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落腳莫斯科市中心。

但不變的是,它是蘇聯地區唯一致力於東方藝術收藏的大型文化教育機構,超過16萬件的展品充分代表來自遠東、近東、中亞、高加索等地區的藝術精華。百年來,在歷代館長與工作人員的努力下,它克服逆境,轉型成為一座獨特的文化教育機構,在俄羅斯全國的博物館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俄羅斯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圖片來源於網路

該館全名為聯邦國家預算文化教育機構「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坐落於19世紀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歷史建築「盧寧之家」(Lunins" House)內。(圖1)根據聯邦總統法令,東方藝術博物館分類收藏著「俄羅斯文化遺產中尤為珍貴的物品」,1600平米的空間內展示了超過100個亞洲國家的繪畫、視覺藝術、雕塑、裝飾與應用藝術、武器和日用品,來源十分豐富。

圖1/ 俄羅斯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外觀

質量上乘的東亞、中亞館藏

私人財產國有化的政策,讓東方藝術博物館在成立初期接收了一批質量上乘的作品,包括出版商涅克拉索夫(K.F. Nekrasov)和富商舒金(P. I. Shchukin)的舊藏(圖2),如15至16世紀波斯和印度的細密畫、手稿,12到14世紀伊朗的釉陶、瓷磚、中東地毯、織品,還有遠東的銅器、玉器及瓷器等。

圖2/ 騎馬人物紋織物,16世紀,伊朗薩非王朝,舒金舊藏

此外,第一任館長果戈爾(Fedor V. Gogel, 1879—1951)致力於擴增館藏,在不斷遷址的過程中努力維持博物館的正常運營。第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展覽舉辦於1919年9月22日,是蘇俄首次公開展示外國的東方藝術,提供了相當全面的中國、日本、印度和伊朗藝術的面貌。

在1926至1928年間,第二任館長堅尼科(Boris P. Denike, 1885—1941)組織了三次前往中亞的考古調查團,在古代貴霜、大夏王國境內發現佛教遺址,並隨即在1926年舉辦考古成果展;另外在高加索地區、遠東楚科奇地區的考古成果也相當豐碩。

東方藝術博物館館員在大量活動中廣泛宣傳蘇聯東部加盟國以及東方藝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尤其在中國和伊朗方面。當理解東方文化成為一門學科而開始被系統性研究之時,館員不得不自行發展新的科學調查手段和論證法,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研究人員成為該領域的開路先鋒。該館創辦館刊《東方學研究》雜誌,開始從事東方藝術史的推廣,直到戰爭迫使各種活動停辦為止。

在蘇聯境內,各東方加盟共和國的共同語言大多依靠宗教文化,因此館方對伊斯蘭國家的研究起步甚早。館內傳世中亞藝術品以伊朗為大宗(圖3),這方面的研究也相當突出,館內專家早在1931年就參加倫敦舉辦的第二屆伊朗藝術國際會議。

圖3/ 雷薩·阿拔斯《老人肖像》

1614年,伊朗薩非王朝(Safavid Dynasty),1945年接收自蘇聯文化部

波斯細密畫大師阿拔斯(Riza-i-Abbasi or Reza Abbasi,1565—1635)在伊朗繪畫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17世紀的首都伊斯法罕地區。他專註於線條的表現,有時甚至將色彩降至次要位置。例如畫中老人以清晰準確的線條描繪出來,頭巾和長袍上柔軟的褶皺以及精美梳理的鬍鬚都如實呈現,並掌握了像主的臉部特徵。右上角的題款寫著:「為了我親愛的兒子默罕穆德·巴克爾(Muhammad Bakir)所速寫,願安拉祝其長壽。回曆1023年7月4日(應為1614年)。由謙卑的雷薩·阿拔斯所作,願安拉寬恕。」

至於考古挖掘的出土物,則以佛教藝術品居多,如在烏茲別克南部的鐵爾梅茲(Termez,圖4)、貴霜王朝時期的佛教遺址祖爾馬拉佛塔(Zurmala Stupa),以及粟特墓葬、金帳汗國遺址等。由於考古成果相當豐富,東方藝術博物館引起各國學界注意,進而開啟跨國合作模式,並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國際研討會,漸漸奠定館方的學術地位。

圖4/《佛陀與學者》大夏壁畫殘片

公元前2—前3世紀,鐵爾梅茲附近Kara-Tepe寺院建築群遺址

佛教曾在中亞地區廣泛流行,古代絲路上的大夏王國(Bactria,在今日阿富汗、塔吉克和烏茲別克境內)也大為盛行廣修佛寺、佛塔等建築,並用石雕、壁畫裝飾建築內部。考古挖掘出土的寺院壁畫殘片,不僅證明佛教信仰的流傳廣泛,還見證藝術風格上的交流融合。

館藏中國文物

另外,在東方藝術博物館的核心館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中國的藝術。從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青銅器、玉石與殷商甲骨,一直到近現代繪畫、民俗版畫等,相當全面而完整,為觀眾展示一個清楚的中國藝術序列。

由於歷史因素,俄羅斯與中國的往來互動相當早且頻繁,但在藝術史研究方面的發展是相當晚的,而東方藝術博物館所舉辦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功不可沒,算是近代的一個重要契機。該展籌劃甚久,主辦方東方藝術博物館不僅向冬宮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歷史博物館、普希金美術館、庫斯科沃陶瓷博物館借展,還向其他地方性的博物館共11間徵集到1500餘件中國文物參展;協辦的中國文博單位則有來自故宮博物院與台灣「中央研究院」等機構的古代文物參展,並派專員隨行押隊,幾經曲折,最終於1940年1月2日正式開幕。(圖5)

圖5/ 1940年「中國藝術展覽會」歷史照片,故宮博物院代表勵乃驥(左一)與傅振倫(右一)。來源:《傅振倫文錄類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年

由於展覽十分轟動,館方隨後還組織第一個關於中國藝術的全蘇學術討論會,全面提升蘇聯學術界對於中國藝術的認識。此次合作不僅是中蘇雙方的重要里程碑,也堪稱東方藝術博物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最重要的國際展覽。

戰後百廢待興,在建立館藏的艱困任務中,博物館得到各國政府機構和專家的幫助。例如,中國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陸續為博物館帶來了一批古代與當代的藝術品(圖6),同時也有來自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禮物,以及之後蒙古政府移交的一批藝術作品(圖7)。

圖6/ 齊白石,《紫藤花》軸,1957年俄羅斯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購藏

圖7/ 札薩來(Djalsarai),《蒙古貴族婦女》,1948年,油畫,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贈藏

除此之外,館方也開始重視東方的民間藝術,除舉辦一系列裝飾藝術的展覽外,展品搜藏範圍擴及珠寶工藝、傳統服飾與地毯等;(圖8)深入挖掘民間藝人,舉辦當代藝術展覽,尤其是與蘇聯加盟共和國境內的藝術家工會組織合作,讓觀眾看到非俄羅斯族裔的蘇聯畫家們的作品(圖9),呈現出20世紀蘇聯美術的發展軌跡。

圖8/ 博物館內部展間:中亞與哈薩克地區的裝飾藝術和手工藝品

圖9/ 皮羅斯馬尼(Niko Pirosmanashvili,1862—1918),《酒宴》,1910年代。皮羅斯馬尼是喬治亞著名的畫家

今日的東方藝術博物館

百年來,東方藝術博物館從最初僅有的四個部門,即遠東、近東、中東和中亞的蘇聯加盟共和國,擴充到如今八個常設領域即伊斯蘭世界的伊朗、南亞印度、北亞高加索地區和哈薩克、中亞五國、俄羅斯境內的西伯利亞土著、以中國與日本為代表的東亞藝術、東南亞諸國,還有畫家洛里奇父子紀念室(Nicholas and Svetoslav Roerich,圖10),用以表彰洛里奇家族對於亞洲(尤其是印度)藝術的各方貢獻。

圖10/ 洛里奇父子紀念室

東方藝術博物館如今不僅是一個展覽場地,還擁有附屬的一級單位研究中心,擁有超過30名學者參與各種學術研究與推廣教育活動;俄國和他國學者經常在此組織會議交流。博物館也為當代藝術家舉辦展覽,或為會議、拍賣、發表會等提供場地。除常設展覽外,館方還定期舉辦國內外知名人士的作品展覽。而舉辦各種活動的最終目的,就是向廣大公眾全面展示東方的古典藝術遺產,以及蘇聯加盟共和國與東方各國的當代藝術;從長遠來看,亦有助於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了解和信任。

文?圖|巫伊婷

俄羅斯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

12A Nikitskiy Boulevard,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119019

本文刊載於《典藏·讀天下·古美術》2018年4月號。原標題為《俄羅斯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革命百年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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