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內陸亞洲視野下的新清史研究（下）
原標題：讀史|內陸亞洲視野下的新清史研究（下）
作者簡介
劉文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兼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秘書組組長，碩士生導師，《清史編纂通訊》主編。主要研究方向是清代政治史。
（接上文）
三、「新清史」對「內陸亞洲」理論的使用與發揮
有學者表示：「新清史」之「新」，並非因為有新的研究對象，而是強調視角的轉換，由過去以中原為中心變為以「內陸亞洲」為中心；強調歷史主體的轉變，由過去以漢族為主體轉為以滿、蒙等邊疆少數民族為主體。發現這些「非漢」民族所建政權的「非漢」特性，發現這些民族在歷史上的、過去被「漢化觀」所掩蓋的主體性，是「新清史」的主旨所在。筆者以為，運用內亞理論對中國清代歷史做出「新」的闡釋，才是「新清史」之「新」所在，也是其獲得重要學術成就的根基所在。但另一方面，從內陸亞洲研究的學術脈絡來看，「新清史」對內陸亞洲理論的使用存在很多泛化、主觀之處。
(一)滿人到底具有什麼樣的「內陸亞洲特性」
「新清史」秉持「去漢化」的理念，強調清朝的滿洲特性，即「滿洲因素」和族群認同在新清史學者們的歷史敘事中扮演著濃厚而重要的角色。羅友枝探討了以愛新覺羅皇室為核心的宮廷各方面體現出來的「滿洲特色」，以此來證明清朝與漢人不同的特性。她甚至說「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漢族王朝依靠太監而統治」，而清朝的各項核心政治制度、禮儀制度，以及太監奴僕等管理，都與漢人王朝不同。對於這種滿洲特性的來源，「新清史」研究者們大多認為與清政權根植於「內陸亞洲」有關，滿洲文化深受內陸亞洲特別是蒙古文化的影響，與內亞地區游牧民蒙古人關係密切。司徒琳將這種研究共性歸納為:滿人正是充分吸收了蒙古提供的精要因素，建立了滿蒙軍事聯合，形成了以直接稅收為標誌的、形態最高級的「內亞政權」，「代表了蒙古傳統的精華」，保持了鮮明的「非漢」的「內陸亞洲」特點，並取得那裡諸多民族的支持，然後以此為基礎實現對中國的統治。所謂內亞政權的「蒙古精華」歸根結底是一種游牧文化。
這其中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新清史」研究者們所說的「滿洲特性」，實際上是對蒙古人的游牧文化特性移植的結果，這樣的移植是否合理?第二，是不是所有滿漢的不同，都可以被列入滿洲特性？「滿洲之道」所包含的騎射、紀律等品質，在塞諾那裡被描述成為「內亞戰士」的形象。從塞諾到傅禮初，他們所論證的「內陸亞洲文化」相當於以蒙古高原為核心的游牧民族文化，但顯然，上兩代內亞史學者在闡述游牧民族的政治文化如何作用於其他民族時是非常謹慎的。
很明顯，滿人既不是游牧民族，也沒有生活在蒙古草原，他們有著與游牧民族非常不同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組織。滿人雖然仿效、借鑒了很多蒙古人的因素，包括文字的創製、理藩院的建立等，但是滿人不可能在一個廣裹無垠的草原上進行游牧，也無法僅僅藉助游牧開展長期的、大規模的戰爭，滿人需要以定居為基礎的狩獵、採集、農業作為經濟支撐。對滿人來說，獲得穩定的經濟支持才是第一位的，入主中原遠比征服內亞更具吸引力。即使在戰爭方面，滿人與蒙古人的態度也截然不同。18世紀50年代清軍最終擊敗準噶爾部，平定內亞邊疆，卻沒有像蒙古人那樣繼續無止境地深入「內陸亞洲」。乾隆皇帝以極具自我約束力的邊境原則，拒絕了哈薩克、布魯特內附的請求，表現出明確的「中國觀」。在對待西藏文化方面，滿人表現的與蒙古人非常不同。出於政治需要，皇太極表現出對黃教的尊崇，鼓勵蒙古人信仰喇嘛教。但他認為喇嘛教「甚屬愚謬，嗣後俱宜禁止」，告誡滿人對此保持警惕。這種態度也表現在某些城市的布局上。皇太極擴建的盛京城，滿漢宮殿位於城市的核心區，藏傳佛教建築位於城市外等，表明各種文化在大清王朝中的不同位置。這種建築風格後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移植到承德的整體布局上。
圖為承德避暑山莊
由於內陸亞洲地區族群的複雜性，其文化也是變動不居的。清朝解決內亞邊疆地區民族政治認同與歸順的方式是具體而多樣化的，就像乾隆皇帝被視為多重象徵:滿蒙的大汗、藏傳佛教的活佛、漢人的皇帝等等。但即使清朝皇帝治理邊疆不同族群的文化政策再靈活，也仍然遇到很多難以克服的困難。例如，在乾隆平定回部以後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清朝並沒有找到一個介入到南疆地區穆斯林文化的方法，也一直無法消除這個地區穆斯林對和卓家族的認同，其文化政策並不成功。因此，清朝在邊疆地區的穩定統治與其說是靠不同族群對「滿洲特性」、「內陸亞洲特性」的認同，不如說是靠精心設計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強大的武力。
實際上，傅禮初把蒙古人和滿人區分得很清楚，他所說的不易漢化、不易接受儒家思想意識形態的是蒙古人，而不是滿人。傅禮初曾明確表示，到19世紀，滿人己經無可挽回地漢化了。米華健也曾指出:歐立德沒有對19世紀滿人族群認同的情況進行研究，且只關注了八旗滿洲和八旗漢軍，對八旗中的蒙古人缺少關注，對八旗中滿人與蒙古人的關係、彼此是否有認同，缺少研究。與滿人相比，蒙古人才是真正的「內陸亞洲」民族。而且，即使是蒙古人，其「特性」也會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成吉思汗以後，分布於世界各地的各蒙古汗國逐漸與當地的文明涵化，導致有些蒙古人喪失其舊有的認同，消融於其他民族和國家之中。
無論滿洲皇帝如何費盡心力地提倡和維護「滿洲之道」，無論滿人在心裏面保留了多少認同，但一個不爭的史實是各地滿城的圍牆無法成為滿漢之間不可逾越的界限。當代學者的很多研究也證明了滿漢不同族群之間文化交流的客觀性:滿人的衣食住行各種習俗在漢人中間流行，同時他們也接受了漢人的語言、習俗、文化。滿漢之間的交流是以漢人為主體的雙向互動。所謂「滿洲化」，實際上僅僅存在於康雍乾幾代皇帝的主觀意志和滿人上層統治者之中。在晚清，象徵滿洲之道的滿語、騎射等畢竟更加迅速地被遺忘、遺棄，而且，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歷程反倒逆轉了滿漢在軍事力量方面的對比，進一步加大了滿人在經濟方面與漢人的差距。即使在政治上，滿人也不得不依賴漢人精英來平定國內叛亂、維護內亞邊疆的安全，以及應付西方的侵略。類似的情況在整個內亞都比較普遍，曾經叱吒風雲的游牧政權，在西方人的進攻下，大多土崩瓦解。沒有漢人精英的支持，清朝很難抵擋伊斯蘭力量和俄羅斯人的威脅，以及蒙古人的反叛，有失去整個內陸亞洲邊疆的可能。
(二)關於清朝在中國史和內亞史上的位置
「新清史」學者「去漢化」的目的是為了構建清朝與內亞邊疆地區在文化上的聯繫，對此羅友枝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清朝之所以能夠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走向成功和強盛的關鍵是，其有能力對清帝國之內居住在「內陸亞洲」地區的非漢民族實行靈活性的、具體的文化政策，以獲得他們對清朝的政治認同。實際上，新清史學者構建文化聯繫的目的是要構建清朝與內亞政權，特別是與蒙古政權之間在政治上的延續關係，否定與中國傳統王朝的連續性。
「新清史」學者們認為清朝是一個內亞政權，而非排在中國歷代王朝序列之中的王朝。這種觀點的依據至少有三點:一是清朝在1636年就己經建立，8年以後才入關統一中國。二是皇太極稱帝的一個最主要契機是從成吉思汗後裔那裡得到了傳國玉璽，意味著清朝政權合法性的建立。三是入關之前，滿人的文字、制度等大多借鑒蒙古人而來，滿洲文化與內陸亞洲特別是蒙古文化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因此，清朝被認為是「承襲蒙古帝國特質」的根植於「內陸亞洲」的政權。在這層意義上，狄宇宙認為可以將清朝在內亞地區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努爾哈赤時期到1635年清朝建立之前，滿人征服了內蒙古，取代成吉思汗的後裔獲得蒙古的領導權。第二個階段從1636年到1691年，以康熙時期的多倫會盟為標誌，喀爾喀蒙古歸順清朝。第三階段則從1691年到1750年，清朝擊敗在青海的蒙古勢力，獲得在青藏地區的統轄權。第四階段，18世紀50年以後，以平準戰爭的勝利為標誌，清朝徹底擊敗厄魯特蒙古。
「新清史」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與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頗為接近。探討內陸亞洲的滿蒙地區相對於中國的獨立性，是日本「清朝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價值取向。如岡田英弘認為清朝是承襲蒙古帝國衣缽建立的一個新帝國，而且其主要根據之一即1635年皇太極從林丹汗遺蠕和兒子那裡得到傳國玉璽而稱帝，標誌著滿洲政權接續了北元在內陸亞洲統治的合法性。杉山清彥也據此提出，蒙古人對元朝的歷史地位與漢人有著不同理解，漢人傾向於元一明一清的歷史序列，而在蒙古人看來，北元繼續保持了元朝的政治餘緒，並未因為明朝的建立而中斷，清朝承襲於北元，而非明朝。
在一定程度上，「新清史」學者構建清朝與內亞游牧政權的聯繫，符合傅禮初關於歷史現象中的「關聯性」與延續性的觀點，也開拓了我們對清代歷史的多維理解。所謂關聯性是指不同域社會間發生的橫向的交流現象，例如思想觀念、制度層面的傳播與貿易的聯繫等;延續性則指地域社會內部制度模式的貫時性、縱向的延續。在「新清史」學者們看來，清朝不但與內亞蒙古政權之間存在著政治文化的延續性，而且與內亞的奧斯曼帝國、莫卧兒帝國等都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濮德培、狄宇宙等都做了很多類似的比較研究，這種研究路徑得益於傅禮初、法誇爾的啟發。
相對於塞諾的早期內亞史研究來說，傅禮初以其卓越的內亞語言文化知識致力於後蒙古時代的整體內亞史比較研究。在傅禮初看來，「內陸亞洲」每個地區都有自己歷史發展的動力和內在因素，但在16-18世紀，歐亞大陸的各個地區呈現出一種平行的整體史的發展規律。他更注重對蒙古政治文化的提煉，並分析它如何作用於16-18世紀大清王朝、奧斯曼帝國等強國。另外一個對滿洲政權的蒙古因素進行了啟發性探討的是與傅禮初同時代的法誇爾，他認為在歷史上，除了滿人，任何外族人從來沒有成功管理過蒙古族，而滿人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是因為滿人的諸多文化、制度和觀念如何承襲於蒙古人，這包括努爾哈赤大汗的稱號、國家的概念、文字等，所以在1691年前，滿人對蒙古人進行管理的制度多起源於蒙古人自己的創造，1691年以後，當蒙古人全部歸順清朝後，漢人的制度開始產生直接的影響。相對於以往內亞史家來說，此二人的研究進一步構建了內亞與清朝歷史的關係，由此17世紀以後清政權如何受到蒙古因素影響變得由遠及近地清晰起來，這極大地啟發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崛起的「新清史」學者們。
然而，「新清史」學者們似乎有意忽視了清朝與明朝及其他中國王朝之間的延續性，也忽略了滿人與同時代的漢人的關聯性。雖然他們時常提到來自內亞的「每個王朝都同時吸收了東亞和中亞的因素」，「在定居的農業世界和其外的草原游牧世界之間，設法創造出一個連續統一體」，但新清史學者沒有真正就清朝的「中原因素」進行論述，或構建出清政府內部東亞因素與內亞因素的平衡關係。由此，一個人口達到數億的漢人族群全體在「新清史」的敘事之中幾乎缺失。這至少並不符合歷史事實本身，或者說，新清史學者在運用內陸亞洲理論反對和解構「漢化史觀」的時候，顯得矯枉過正。
一些生活在明末清初的西方傳教士經歷和見證了明清易代的連續性，他們留下來的實際記錄在證明「新清史」學者的主觀臆斷性方面非常具有說服力。
這些傳教士包括衛匡國、安文思、白晉等人，他們一方面感受到滿人作為異族入侵、朝代更替過程中的殘酷性，但也關注到滿人在吸收漢文化方面的主動性。「不可否認，衛匡國記述了滿人的一些野蠻習俗，但他隨即補充說，滿人一入主中原，就放棄了這些習俗。他以充足的證據來說明，在征服之前，滿族人採取了一系列的漢化措施」。另外一方面，他們對當時現實的描述，「給人這樣的感覺:滿人的統治一在北京確立，清朝便以一個傳統的中國王朝的面貌出現」。安文思「簡單地將清朝看作漫長的中國王朝序列中最近的一環」，白晉認為，「在康熙朝，儒家文化與滿人尚武精神相互融合，達到理想的和諧狀態」。漢人的因素對清朝的建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圖為明末清初三位來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
所以，唐納德·F·拉赫等在歸納這些傳教士們的感受時得出這樣的結論:「儘管滿族人興起於中原之外，歐洲人仍日益傾向於將他們刻畫成一個新王朝實質上的創造者，他們對滿族征服的解釋，大都強調明清之間的歷史連續性。包括討論禮儀之爭的文獻在內，在對17世紀最後幾十年關於這場征服的描述中，殘暴、毀滅似乎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因此，把清朝對內亞的征服看作與漢人和中原無關的事情，是有失偏頗的。狄宇宙對滿人征服蒙古歷史階段的劃分，雖然看上去比較合理，但歷史的實際是，在狄宇宙所說的四個階段中有三個階段是清朝入主中原以後才得以實現的。而巴菲爾德注意到，清朝之所以能夠對蒙古各部各個擊破，可溯源到1571年明朝對蒙古的政策，即直接封賞每個小部落，這使得每個部落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而不願被成吉思汗後裔統一起來，各部落之間為了爭奪這些利益矛盾重重。現在看來，後金和清朝是這個政策更大的獲益者。濮德培也指出，「新清史」學者們的研究過多地關注清朝的統治精英和邊疆，卻忽略社會經濟結構與中心地區，也割裂了滿洲精英與人口佔主體的漢人的聯繫。他主張用一種「戰略文化」的視角聯結和看待清朝與明朝、內亞的關係。
與13世紀蒙古人席捲亞歐大陸的征服戰爭不同，滿人對內亞邊疆的征服，需要建立在兩個條件基礎上。第一個條件是滿人如何獲得經濟上的支持。戰爭的長期性、巨大耗費，決定了清朝在有了一個堅實的滿漢聯盟以及由此而來的充裕的財政支持後，才有能力進一步展開與準噶爾爭奪內陸亞洲霸權的戰爭。在拉鐵摩爾看來，內亞地區充滿生機與活力，是中國歷代王朝歷史發展動力的「貯存地」，與內地即農耕民族居住區之間在經濟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是「大中國」範圍內的邊疆地區，與中國內地具有高度的互相依存性。就連「新清史」學者濮德培也明確表達出中原的支持對清朝西進的重要性。對清朝在康熙時期與準噶爾部的那場戰爭來說，後勤補給顯得至關重要。深入漠北尋找准部主力決戰的清軍，在耗盡補給幾乎陷入絕境的時候，遇到了噶爾丹的軍隊。再晚些天，補給斷絕的清軍將不戰自潰。而為了準備這次戰爭，康熙皇帝從1690年開始，用了六年時間做準備，通過內蒙古的五路騷站，將後勤補給源源不斷地送到前線。雍正初期，清朝一直在秘密籌備在西北與准部的決戰，這也是軍機處成立的初衷。但雍正帝到底為籌備西北戰事花了多少錢，耗費了多少物力、人力，到現在還沒有得到研究。乾隆時期清朝擊敗準噶爾部、回部的戰爭共花費了1000多萬兩銀子。乾隆帝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曾表示，這種財政支出與雍正時期在西北地區的耗費相比節省多了。若不是己經入主中原，這種巨大的財政投入對滿族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而且，技術進步在中間也起著主要作用，如巴菲爾德說:「到18世紀中葉，隨著技術與運輸革命的到來，雙方力量的軍事均衡開始決定性地有利於周邊定居文明，而游牧力量被統一進俄國與中國日益拓展的帝國之中。」
第二個條件是滿人能否在政治上糾正蒙古因素中的致命缺陷。如前所述，傅禮初指出，一個非漢政權能否持久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在從維護部落貴族權勢到強化官僚制度和君主集權制度的過程中，有效地克服游牧政權中固有的那種離心因素。在元代的宮廷之中，曾反覆出現過流血政變，主要出自兩派政治力量的角力，一派主張以亞洲內陸草原的蒙古利益為準則，極力維護草原政治傳統，一派則接受漢人的官僚制度，強化皇權。相對而言，滿人更成功地藉助漢文化強化了皇帝的中央集權，成功克服了「血腥的競爭繼承製」的缺陷。因此清朝在其近300年的統治中，儘管也曾矛盾重重，甚至劍拔弩張，但他們保持了團結，宮廷內部未出現過嚴重的流血衝突。可見，滿人在中國建立統治的過程、路徑、方式及效果，都是與草原游牧政權非常不同的。學界的很多研究表明，在入主中原、平定全國的戰爭中，滿人的政治領袖從多爾哀、順治帝到康熙帝，在諸多關鍵時刻，經常表現出對滿人本身實力不濟的擔憂，不得不依賴於漢人的支持，接受和利用漢人的文化、政治制度。與漢人的聯盟，有內地的支持，滿人才能獲得在內陸亞洲地區的成功，而不是把漢人當作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對象。
(三)「新清史」將「內陸亞洲」演繹為一個政治概念
如上所述，「內陸亞洲」經歷了一個從地理概念向文化概念的轉變，猶如布羅代爾對地中海地區的研究，從伯希和、塞諾到傅禮初等人一直在論證「內陸亞洲」似乎是一個「超越國界範圍的地理和文化的統一體」。但也正如「地中海世界」，雖然有經濟、文化上的諸多共性，但它由很多族群政權構成，除了曾有過蒙古人極其短暫的統一，各個族群政權一直各自為政，互相征戰，絕非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經濟文化的差異與政治上的統屬並沒有必然聯繫。所以，從布羅代爾的地中海世界研究，到施堅雅的區域經濟研究，跨國界、跨行政區域的研究非常有助於我們對一個地區長時段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規律的捕捉，但並不是要否認國家或行政區域這種政治實體的存在。
伯希和認為，公元以後，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先後逐鹿中原，北部中國有一半以上的時間處於異族統治下，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第一次實現對整個中國的統治，並且把世界的各個部分密切聯繫到一起。伯希和表示新疆(南疆)是操突厥語穆斯林生活的地方，但她在政治上屬於中國。
圖為伯希和
相對伯希和和塞諾而言，傅禮初更充分地把內亞理論用到對中國清代歷史的審視上。首先，傅禮初的研究幾乎顛覆了當時費正清主導的把中國的世界秩序納入朝貢體系框架之中的企圖。傅禮初以充分的內亞語言材料證明，明清時代的中國己經按照國家關係處理與內亞政權的關係。明太祖朱元璋曾企圖將內亞政權如帖木兒帝國視為藩屬、將其納入朝貢框架下，但這一政治動機受到嚴重挑戰。永樂時期帖木兒帝國為此與明朝幾乎訴諸武力，朱棣有時不得不採取靈活的方式處理與帖木兒帝國的關係，視之為平等的政治夥伴。清朝雖然依賴強大的武力將天山南北地區成功納入國家版圖，但對版圖以外的內亞政權如浩罕汗國等，清朝並沒有拘泥於宗主一藩屬，而是視之為國與國的關係，甚至不惜做出某些主權讓步，以免喀什地區受到浩罕汗國的攻擊。以後，隨著俄國威脅的逼近，清朝又以建省的方式鞏固了對這個地區的管理。
在傅禮初那裡，游牧政權的政治傳統、文化和宗教，成為被北方民族政權廣泛承襲、且對其歷史發展有著關鍵性影響的因素，他非常強調位於「內陸亞洲」的蒙古、新疆、西藏地區對大清王朝的影響。傅禮初認為伊斯蘭教是一種適合游牧人信仰的宗教，所以中亞和西亞的蒙古人飯依了伊斯蘭教，同時認為儒家倫理與漢化佛教與草原觀念格格不入，因此反對蒙古人儒化、漢化的觀點。但是，這些族群文化的差異並沒有影響到傅禮初對「中國」的看法，在他看來，這些地區並不是與「中國」對立的，他毫不遲疑地用「清代中國」、「中華帝國」的概念覆蓋這些地區，將這些地區視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認為它們處於中國的統治之下。
在界定清朝所統轄的內陸亞洲地區與中國的關係時，傅禮初專門指出，「滿洲」作為一個地理名詞，是歐洲人的稱呼，不是漢人也不是滿人的稱呼。滿洲是中國行省制度的組成部分，從法律角度來看，它不是一個附屬國。對於蒙古，傅禮初也指出，「蒙古是中國典型的邊疆，因為蒙古的游牧民自古以來就幾乎是對中國農業文明的不斷的軍事威脅。」清朝把生活在內蒙和外蒙地區的蒙古人同中國緊緊連在一起。而且，傅禮初明確指出，在19世紀，滿人的漢化己經不可避免，清末的奉天省早己主要成為漢人的地盤。
傅禮初還力圖站在內亞的角度，以宏觀視野構建中國的「現代性」。他認為19世紀中國的「現代性」取決於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歐洲人的到來和西方的影響，二是漢族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三是中華帝國邊疆拓展和領土面積擴大一倍。18世紀中葉完成的疆域拓展，在隨後的一個多世紀時間中，一直在被慢慢地吸收入中國的版圖，19世紀中葉以後的穆斯林叛亂和俄國人的到來，加速了這些邊疆地區的現代轉變。但傅禮初認為學者們主要專註於前兩個因素的研究，很少關注領土面積擴大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的影響。
然而，「新清史」的研究者們演繹了「內陸亞洲」理論。把長城以南的地區稱為「中國本土」(China Proper)，是「新清史」學者們普遍採用的觀點。在他們看來，清王朝是由內陸亞洲和內地兩部分組成的。所謂「中國」是漢人的中國，長城即是邊界，長城以外屬於「內陸亞洲」，生活在這裡的滿、蒙等民族都有著強烈的「內陸亞洲特性」，他們也一直堅持自己的這些特點，即使他們入主中原，也沒有被漢化，沒有成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由此認為，內亞地區非中國，清朝非「中國」。擴而言之，非漢民族建立的各個政權，是不是「中國」都成了問題。中國的內亞邊疆地區被從中國「割裂」出去，「中國」成為內亞以外的他者。
由此來看，「新清史」有關「清朝非中國」之觀點的得出，關鍵點有二:一是以「民族認同取代國家認同」，二是把「內陸亞洲」作為他們演繹族群理論的地理空間、文化空間，並上升到政治空間。「內陸亞洲」由一個地理概念和文化上近似的統一體，在不知不覺間被解釋為一個政治統一體」，並可以與「中國」這個國家概念、政治概念相抗衡。所以，「新清史」以內陸亞洲為基礎構建其「去漢化」、「去中國化」的理論，不免有偷換概念之嫌，也違背了「區域研究」的本義。「中國」是一個政治概念，「內陸亞洲」政治實體化的結果是否認了歷史上「中國」作為跨內亞、多民族政治實體的存在，否定了古代中國對邊疆地區和非漢民族統治的合法性，將蒙、藏、疆，乃至東北滿人居住發源地等內陸亞洲邊疆移出「中國」範圍，然後得出「清朝非中國」這種類似於「白馬非馬」的邏輯結果。
雖然「新清史」研究者一再聲稱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傅禮初等人的基礎上，但實際上，「內陸亞洲」概念的「政治實體化」並非自伯希和至傅禮初等內亞學者的本義，反倒是更傾向於表達出20世紀以來日本學界將蒙元以降的中國肢解為「內地」和「內亞」兩部分、努力使滿蒙地區「去中國化」的意思。柯嬌燕對此也曾提出過批評。她認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日本學者為了論證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領土的合法性，以及他們建立「滿洲國」的正當性，曾經大肆宣揚阿爾泰主義語言假說，他們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結語
「新清史」在美國之濫筋由來己久，是內亞史研究理論運用到清史上的結果，代表了自費正清以來西方學界以「現代化」範式探討清代歷史之後的一種新的學術思潮。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費正清為代表的學術體系的建立為標誌，美國的中國史研究開始從歐洲漢學中脫穎而出，標誌著國際上對中國的研究重心由歐洲轉移到美國，其內容重點由以哲學、文學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漢學」轉移到更為具體的中國歷史，其研究目的由對「文明的解讀」轉移到對歷史發展原因和趨勢的探究。實際上，與這種轉移相伴的，是以塞諾為代表對中央歐亞和中國內陸亞洲邊疆問題研究的重心也正在從歐洲向美國轉移。
「新清史」對非漢民族歷史文化的重視和挖掘，可以給我們「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觀念很多啟發。畢竟，中國歷史有相當長的時間與內陸亞洲歷史有著「無法分割不可分離的重疊」，受到內陸亞洲的影響，不斷把內陸亞洲的因素吸收到中國歷史中來，是中國歷史自身的重要特點。從這個角度看，「新清史」內陸亞洲視野的引入會讓我們的歷史敘述更加豐富和立體化。
然而，「新清史」將「內陸亞洲」地區非漢民族的文化特性混同於政治歸屬，將「內陸亞洲」從一個地理、文化概念異化為政治實體概念。這種「泛政治化」的做法不僅脫離了其原有的意義，也直接對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合法性形成否定，這就顯得非常主觀了。
把中國想像成為一個單純的漢民族國家，是「新清史」研究者們的一種假設，並非歷史實際。中國自古以來一直是一個超越某種單一民族認同的國家，多民族走向統一是一種逐漸強化的發展趨勢。中國邊疆各個民族與漢族之間是一種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關係，並沒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更不是截然對立的。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需要立足於中國歷史本身的實際情境，需要西方學者真正走出西方中心論的固有案臼。
正如一些中國學者指出的那樣，「新清史」學者們雖極力表示對非漢語資料的重視，但對這些材料的使用方面仍出現了很多問題，真正能夠以非漢文材料為主體支撐的研究還十分有限。西方學者用內陸亞洲理論和資料闡釋清代歷史，還存在諸多問題。隨著在「新清史」思路下培養起來的新一代年輕學者的登場，將「內陸亞洲」視野運用到清代中國歷史研究上，還將出現更多發展和變化。
（文章原載於《歷史研究》2016年04期，受限於微信平台，注釋及引文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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