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清黨：國民黨失敗的開端，結局也就此註定

1927年4月，蔣介石決意「整頓國民政府內部」，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裝，然後以在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取代武漢派，奪取中央黨部，排除共產黨」。

12日，蔣介石將決心付諸行動，由白崇禧派人請上海青幫、紅幫協助取締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取締上海工人糾察隊引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上海市民代表大會等函電抗議。17日，蔣介石分別發布清黨布告及通電，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清洗開始了。

蔣介石為何執意清黨，學界沒有統一的認識，不過一般都認同清黨無可避免。因為中共人數雖少，但在國民黨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據中共領導人譚平山說，在1926年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後，已有大約90%的國民黨地方組織處於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之下，國民黨中央黨部一處八部共21個職務，中共佔據17個。

國民黨對此毫無辦法。孫中山自建黨以來一直沒能有效的組織起基層，直到開始聯俄。學者王奇生指出，蘇俄紅軍的最主要特色不表現在它的軍事技術層面，而表現在它的政治組織層面。大體而言，乃將嚴密的黨組織細胞置入軍隊的各級系統之中，以保證軍隊絕對服從於黨的組織權威和意識形態權威。

在蘇方幫助下，國民黨模仿俄共體制，組建了一個具有群眾基礎、組織建構初步完備的現代型列寧式政黨。然而在改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國民黨上層對基層黨組織建設缺乏重視，從而也使之長時間未能落到實處。「重上層，輕下層」的實態，導致「上層國民黨，下層共產黨」的現象廣泛存在。另一方面，未被「赤化」的基部則多被地痞訟棍、不良分子所攪擾。

在蔣介石開始清黨後，除了共產黨的首要份子外，與共產黨人走得很近、思想較激進的基層黨員均被當作共產黨人，「與共產黨同歸於盡」。

學者楊奎松認為，這些人中相當多數只是一些熱血青年罷了，他們不僅不是共產黨員，而且思想上也認同國民黨的主張。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胡漢民大呼曰：「清黨。清黨把許多健全忠實的少年同志，一網而盡。紳士皆大笑。試問：他們自己不是黨員，以何資格來清吾之黨？真正之CP（即共產黨），亦振臂大呼曰：清黨，清黨，打倒CP分子，於是黨員皆大懼，偶語有罪。CP大笑，黨員大哭，國民黨之基礎乃大危。」

胡漢民此說決非危言聳聽，一向不重基層的國民黨把中共清除出去後，癱瘓事小，「引了一般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洋行買辦……『清』了進來，這豈是我們『清』黨的本意嗎？不是！不是！絕對的不是！」 此外，當時報紙連篇累牘報道稱，誣人為共黨成為報私仇、清除利害衝突者的方便手段，甚至索婚不遂也可誣人為共黨。 面對黨內反對之聲，蔣介石規範行為，開始第二次清黨。

1927年5月5日，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及各部長第八十八次聯席會議正式通過的《清黨委員原則六條》，除了指定鄧澤如、吳倚傖、曾養甫、何思源、段錫朋、冷欣、鄭異組織中央清黨委員會外，還決定要加強對黨員質量的控制。不僅對所有黨員都要經過三個月審查，尤其要在清黨時期停止發展黨員入黨，以防不良分子乘機混入。文件第一次明確規定：「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投機分子反動分子及一切腐化惡化分子，前曾混進本黨者一律清除」。

但是這六條原則在實際行事中毫無約束力，濫捕濫殺現象依然存在。各級清黨委員會大多成立了專門捕人的便衣隊，不經偵查核實即可拘捕審訊，私設公堂刑訊逼供。

所謂「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比「共產黨人」更無依據，便利了地方上各種勢力之間，在找不到證據將仇方打成共產黨的情況下，又多了種種便於將仇方置於死地的藉口。

《中央日報》報道了這種亂象：「幾個月來，黨務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黨務今日改弦，明日更張，停頓的停頓，攘奪的攘奪，完全沉入於陰晦悲觀的景象中。」 這種悲觀最直接的體現在了國民黨的黨員人數上。

在1926年到1927年間，在共產黨的組織下，每年加入國民黨人數均在10萬以上，為國民黨自創立以來入黨人數的最高紀錄。這也是真正能代表國民黨革命精神的黨員。李宗仁曾對國民黨有過這樣的描述：「國民黨是個很大的政黨，其中青年的黨員和一部分少壯派的領袖們都熱情洋溢，艱苦卓絕地位革命而奮鬥。但是另一部分老黨員裡面，卻雜有官僚、政客和腐敗的軍人，思想陳舊、生活腐化，對革命意義一無所知。」 在清黨前，國民黨員總人數從不足20萬增至100萬人，其中普通黨員約60萬。到1928年3月，國內普通黨員減值22萬人。至1929年10月，國民黨員總人數為65萬多人，普通黨員不到27萬。其中不乏錯殺者，還有相當多的國民黨人因清黨而灰心、失望以至脫黨，這些人是最有理想和對革命真正抱有熱情的人。

王奇生指出，這是一場國民黨人才的逆淘汰運動，國民黨在孫中山時代遺留下來的革命精神被消蝕殆盡，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仰一落千丈。此後，國民黨員中的軍人增長迅猛，普通黨員卻增長遲緩未嘗不是始於此。

在清黨前，語氣刻薄的台灣出版物《國軍政工史稿》也不得不承認，當時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有「爭事不爭權」、「你不干我干」、「不信任不休」等優點，「勞苦毀譽，在所不計」，而且「在作戰中特別賣力，特別勇敢」。清黨後，這些精神自然消失了。

1929年，國民黨三大在檢討清黨運動成績時指出：清黨的結果「使本黨起了一個很大的分化和損失」，「一般投機腐化惡化分子都紛紛混入本黨」。蔣介石也指出「清黨時期，倏逾半年，共產黨之逆跡固已大暴國中，本黨之精神亦日見湮沒」。

與精神一起消失的，還有廣闊農村的統治權。此後，為數不多的黨員集中在大城市，主要是知識分子、官吏和商人，國民黨的影響力再也未能深入縣以下的農村社會。

楊奎松認為，國共合作以及北伐戰爭時期在許多基層社會曾經一度被顛覆了的舊有的統治秩序，經過清黨又迅速回復了過來。多數地方的豪強或士紳又重新成為政權與下層民眾之間的聯結樞紐。

就這樣，蔣介石通過清黨，使原先富有革命精神、擁有最廣基層組織和具備戰鬥力的國民黨不復存在，而國民黨失敗的結局也就此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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