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另一個胡適
由於歷史原因，胡適很長時間都被禁止談論，改革開放之後，歷史研究很快重新聚焦胡適。
關於胡適的研究每年都會有新的成果，如今，關於胡適的傳記早已汗牛充棟，而今天給各位介紹一本別樣的胡適傳記，它是由一位美國漢學家寫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
作者: (美)格里德
出版社: 江蘇人民出版社
本文試圖梳理書中論及的胡適理論及思想活動，以及想通過胡適梳理中國歷史一個重要的問題：自由主義在中國是如何走向失敗。
自由主義本屬於一個政治的問題，但是胡適其實不主張捲入政治，他認為文化更新必須先於政治的改革，在自由主義面前，胡適認為先從文化領域的變革著手。
對文化的態度，與胡適同時代的分歧者主要是兩類，一類是主張復古傳統的梁啟超、梁漱溟等人，另一類則是馬克思主義者。
跟他們不同的是，胡適哪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依然要把西方作為學習的對象。
這不單是因為胡適眼中的西方專指的是美國，作者還認為，這源於胡適背後的世界主義，這讓他者得以超然和有堅定的樂觀主義。
胡適不贊同梁漱溟把文化差異看做是一個民族或另一民族的天資或特殊才能的論述，如果承認了，那就意味著抹殺了中國接受西方價值的可能性。
作者: 胡適
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 胡適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早期的胡適主張學習西方，批判中國文化，但是這種批判不意味胡適在輕蔑。
胡適傾向於把「新文化運動」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與許多同代人比起來，他更為小心地在一種嚴格的歷史聯繫上來使用文藝復興這個詞。
作為一個實用主義者，他信奉的信念是，新的東西只有把它移植到一種活的歷史經驗上時，它才能繁盛起來。
胡適竭力要從中國那豐厚的歷史遺產中精選出他認為將會與他希望在中國形成的現代觀念完全一致的成分。
胡適方案顯然與馬克思主義者對傳統文化激進且粗暴的態度相矛盾。
胡適與馬克思主義者分歧還表現其他方面：胡適主張社會改革應是從個人一點一滴做起（他認為「個人造成歷史，歷史造成個人」，社會和個人——胡適稱為「大我」和「小我」——是不可分的。
胡適這一代知識分子其中一個貢獻是把素來對「公共」強調轉向對「個人」的強調），而這種變化是緩慢、平淡的；馬克思主義者追求一種斬草除根的改革，立竿見影式的變化。
胡適認為馬克思主義對解決中國問題提供了一種誘人但虛幻的許諾，不存在一種包羅一切的答案。
作者: 胡適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從文化改革方式的態度便可看出胡適的基本思路和性格氣質：社會制度的重建與思想的解放必須要先於解決中國當前緊迫的政治問題；更注重手段的正當，而非目的的正當。
自由主義者把個人主義與懷疑主義等同起來，把個人主義與批判思想的能力等同起來，這樣也許就能使個人繞開強調目的論的哲學。
這也許可以說明胡適不願涉入政治的原因。
當胡適談到「政治」的時候，在他心裡指的是軍閥政府那些玩世不恭的陰謀詭計。
「參與政治」意味著從事那些就其自身意義而言非常腐敗的活動，而「政治解決辦法」則意味著通過與流氓惡棍的妥協而達成的解決。
他認為，真正的改革決不是用這類手段來實現的，因為改革不是一個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的政治問題，而是一個遠為廣泛的社會與思想問題的綜合體。
《新青年》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中斷，源於重心的轉移，因為他無法阻止他的朋友談論政治的願望。
哪怕胡適一直就堅定地拒絕捲入討論明確的政治問題，但最終還是捲入其中，如在《努力周報》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駁斥孫中山的《知難，行亦不易》不能說不是對政治問題的涉足。
胡適這種認為可以與政治問題保持清醒界線的想法，表現了他烏托邦的一面。
這種烏托邦還表現在胡適在其漸進主義的溫和的改革方案中，他過高估計了自由主義手段形成自由主義價值準則的能力，認為合理的手段便可建立合理的價值標準。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堅持，政府事務必須是思想意識上中立，有專門技術的傑出人物的特殊職責。這種想法與儒家的傑出人物論的精神非常接近。
胡適的思想有一個矛盾在於，民主制度和傑出人物論。
民主制度下每個人都是參與者，這種設計建築在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理念上。而傑出人物論似乎在衝擊著這一底線。
胡適早年閱讀受到了儒家的熏陶，這些思想形成了他的思想結構所賴以建立的基礎。
在美國作學生的時候，胡適滿懷熱情接受的，是那些他的早期教育已為他奠定下根柢的思想，而且，他只是吸收了與他到美國之前雖未堅定於心卻也顯露端倪的觀點最為合拍的西方思想。
胡適的盲點，在於他未比任何人更有自由地擺脫開他自己的氣質所給他的東西，擺脫開他在中國和美國所受到的早期教育的影響，以及那些也許是無意識地導源於他在其中成長起來的傳統中國環境的對世界的看法。
作者: 胡適
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終胡適一生，他主張溫和、容忍、思想自由、個人自由，以及法律和理性的準則，但30年代的中國人要的是英雄般的語言，而不是斯文的佈道。
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作者格里德認為自由主義失敗並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本身沒有抓住為他們提供的機會，而是因為他們不能創造他們需要的機會。
不能創造機會源於機會的稀缺，在混亂的中國，沒有自由主義者需要的秩序；自由主義者設想的共同標準則子虛烏有，且無法提供產生的手段；自由主義者需要的理性，革命的熱血成為主流的情緒。
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也許在於他的信條在一開始就出現了問題。革命的話語最終掩蓋掉改革的聲音，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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