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無人認領的「納粹寶藏」
德文媒體對古利特收藏一案的報道。
希特勒參觀一處藝術品倉庫。
2018年春，一場名為「古利特收藏」的藝術品展覽登陸德國和瑞士。這些藏品的來源和流派五花八門，但有一點共同特徵：曾被納粹染指，至今未能物歸原主。
這批無人認領的「納粹寶藏」以巡展方式亮相，不僅是為了尋找它們真正的主人，也是為了教育公眾：那段與貪婪、野心和無所作為相伴的灰暗歷史，不應被悄悄埋葬。
2010年9月的一天，一位70多歲的老人在德國-瑞士邊境被海關攔下。這位神情緊張的老者名叫科尼利厄斯·古利特，邊檢人員發現，他隨身攜帶了9000歐元現金。
在歐洲，個人帶著大筆現金出行的情況十分罕見。古利特解釋說，他剛把一幅畫賣給瑞士伯爾尼的一家畫廊。經進一步調查，警方對他在慕尼黑的住所下了搜查令。
二戰以來最驚人的藝術品私藏案由此浮出水面。調查隊在古利特家搜出了1500多件出自畢加索和莫奈等大師之手的名畫。它們的上一個主人是納粹德國政權。
這些藝術品旋即被德國巴伐利亞州政府沒收。一年後，德國《焦點》雜誌爆料稱，「古利特收藏」的總價值可能高達十億歐元，古利特家族亦非等閑之輩——他的父親希爾德布蘭德曾是希特勒時代惡名昭彰的藝術品販子。這一案例提醒世人：那場對藝術品的大規模搶掠與侵吞仍未得到徹底清算；令這些珍寶流落四方的，不僅是納粹德國。
全歐洲1/5的藝術品遭劫
1935年至1945年，全歐洲大約1/5的藝術品曾被納粹德國染指。這場由國家機器背書的有組織搶劫造成的損失無法精確考證，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說法是：被搶掠的藝術品至少有65萬件，種類涵蓋油畫、雕塑、素描以及圖書。
畫家出身的希特勒了解藝術的力量。他一度打算在奧地利建立博物館，紀念第三帝國的「偉業」。隨著時間推移，納粹對藝術品的巧取豪奪花樣翻新。二戰前，由於希特勒不喜歡現代主義和抽象派，德國博物館裡的此類作品被悉數下架並充公；1938年德國入侵奧地利，隨後陸續佔領了捷克、波蘭、法國、比利時等，這些國家的藝術品市場相繼淪陷。此外，猶太人逃離家園時，許多人不得不以低得離譜的價格賣掉珍藏的藝術品，於是，一大批和納粹德國關係融洽的商販聞風而動，大量作品落入他們之手。
二戰前後的歐洲藝術品市場陷入了病態的狂熱。不少不被希特勒及其黨羽看好的作品被貼上「墮落」的標籤，繼而被掛牌拋售以換取金錢，形成了一條洗白贓物的秘密通道。正如「古利特收藏」巡展地之一波恩現代藝術博物館館長瑞恩·沃爾夫所言：「舞蹈抑或戲劇都是不可買賣的，但視覺藝術品不同。一旦涉及金錢交易，事態就更混亂了。」
尋找失主的努力難以持續
納粹對藝術品越是暴殄天物，有識之士在戰後試圖讓它們物歸原主時，就越感到這項任務是何等艱巨。首先，與有關「納粹寶藏」的民間傳說和文學故事描繪的不同，大部分藝術品被亂丟在一些根本不適合保存它們的環境中，只有包括米開朗琪羅的《聖母與聖嬰》在內的一批頂尖珍品，才在戰爭結束前被藏到了安全的地方，如地下礦井。
其次，即便找回了藝術品，如何安全有效地運輸也是難題。單是《聖母與聖嬰》這一幅畫就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打包。通常來說，這些作品會被鑒定、歸檔並運回原本所屬的國家，進而由各國地方政府接手尋找失主的責任。
這項政策系出於現實考量，但在具體操作環節，很多作品會落到不相干的人手中。作家林恩·尼古拉斯在專著《歐洲之劫》中提到，截至1953年，猶太商人保羅·羅森伯格的71幅畫作仍杳無音訊，到1958年，他找回了其中51件。50多年後的2014年，調查「古利特收藏」的德國政府終於確認，其中的一幅畫作原本屬於羅森博格。
如果說在二戰後的頭10年，歸還藝術品的工作還算有條不紊，那麼到20世紀50年代，這種努力就開始衰退——納粹德國種種暴行的曝光讓藝術品劫掠這件事相對不那麼重要了。同時，在冷戰陰影下，大多數業內人士更願意向前看，而非計較往日的得失。
按照44個國家於1998年在華盛頓達成的共識，那些仍未物歸原主的作品應予以進一步鑒定，相關記錄和檔案應透明化，並努力通過媒體宣傳尋找它們的合法繼承者。
有一種觀點認為，「華盛頓共識」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它只適用於給博物館的藏品尋找主人，對私人手中的藝術品缺乏約束力。而且，博物館這樣的機構，也不一定能百分之百地履行政府制定的藝術品保護準則。
調查成本高昂，收穫寥寥
事實上，「古利特收藏」這次巡展之所以引人注目，恰恰是由於沒人能說清它是否合法。假如像科尼利厄斯·古利特被捕後宣稱的那樣，所有藏品都是通過合法途徑獲得，政府為什麼要沒收它們？古利特家族是如何躲過稅務機關，守住這一驚天秘密的？
科尼利厄斯的父親希爾德布蘭德隨之成為焦點人物。在與納粹沆瀣一氣前，他是德國茨維考博物館的館長，展出並宣傳過納粹當局所稱的「墮落」藝術。或許是因為自己有1/4猶太裔血統，他覺得與當局的親密關係可以給自己帶來安全，還能通過這種手段確保藝術品免於被毀。更不用說，他從這門生意中賺得盆滿缽滿，自然「樂在其中」。
瑞士伯爾尼美術館館長尼娜·齊默指出：「多數人傾向於相信歷史是非黑即白的。按照這個標準，希爾德布蘭德當然是個壞傢伙。但換個角度看，他又是一位上進的文化學者，把知識傳播給更多人。觀察他如何慢慢向納粹靠攏，是個很有趣的過程，他不斷說服自己為現代藝術和藝術家做貢獻，隨後迫於壓力，又不得不背叛了初心……」
戰爭結束後，老古利特一度被軟禁在家。他拿自己的猶太血統做文章，堅稱所有的交易記錄都已被毀。獲釋後，他繼續從事販賣藝術品的活計，1956年死於車禍。
58年後的2014年4月，科尼利厄斯·古利特與德國巴伐利亞州政府達成協議：如果後者發現「古利特收藏」中有任何被劫掠來的藝術品，它們必須被無條件歸還給原主。此後不到一個月，科尼利厄斯去世，在遺囑中同意將全部藏品贈予伯爾尼美術館。
伯爾尼美術館隨即與德國政府達成補充協議——它只接受「絕非贓物」的藝術品。同年，德國方面成立了兩個特別小組，希望徹查這1500餘件藝術品的來源。
然而，第一個小組2015年底便偃旗息鼓。他們表示，花費了近兩年時間和差不多200萬歐元後，只查明了11件作品的來源，實在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調查成本和有限的調查結果。第二個小組的情況稍微好些，其參與調查的1039件作品中，有12件被證實或「極有可能」是被劫掠來的，但仍然有數以百計的作品無法被歸類——它們的來源難以查清，既不能被證實是劫掠來的，也不能被證實是合法獲得的。
很多人寧願忘記這段故事
時間來到2018年，物歸原主的藝術品依然只佔很小一部分。研究人員試圖查明藏品的來源時，有的民眾甚至覺得這是對公共資源的浪費，認為那段不幸的歷史最好被遺忘，而非被深究。在伯爾尼美術館去年11月的新聞發布會上，有人問館長尼娜·齊默是否擔心這樣做會讓人們想起一些傷心事，她答道，「我很高興看到人們的記憶被喚醒。」
從這種意義上講，瑞士伯爾尼美術館和德國波恩現代藝術博物館對古利特藏品的展出都是對民眾的「蓄意刺激」，旨在敦促普通人直麵灰暗的歷史，而不是將它悄悄埋葬。
在「古利特收藏」推動下，許多機構行動起來。在巴黎，盧浮宮的畫廊收藏了31幅曾被納粹劫掠的畫作，尋找原本主人的工作業已展開。倫敦的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聘請了一名研究劫掠藝術品的專家為館長，以更好地培訓工作人員鑒定藝術品來源。
去年9月，一場名為「70年計數：歐洲的最後機會」的會議在倫敦召開。在與會者看來，藝術品返還是否能取得突破取決於兩大因素：一是博物館是否願意交出那些極具價值的藏品來糾正過往的錯誤；二是民眾是否願意政府投入更多錢，是否願意直面很多人寧願忘記的歷史。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銘記歷史一定比遺忘歷史有意義。
無論過程如何坎坷，每一次藝術品物歸原主的過程，都是令人欣慰的。負責調查「古利特收藏」的安德烈婭·巴爾斯爾-布蘭德記得，數年前，德國某博物館發現了一批曾被納粹劫掠的藝術品，幾經輾轉聯繫上了這些藝術品原本的主人的子女。歸還儀式舉行那天，所有失主潸然淚下，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們把藝術品重新託付給了博物館。
「博物館不大，作品也不太出名。但那一刻，所有人問心無愧。」巴爾斯爾-布蘭德說。
本文刊載於《青年參考》報4月19日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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