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風墨韻——蕭煥從藝60年之路》連載之《風雨十年》

風雨十年

1963年我從北京回來，正式在西安美術學院任教。

學藝歸來，滿心抱負，北京三年學習，雖然談不上技藝精湛，但是對國畫特別是花鳥畫，在章法、布局、立意、畫理、畫情、畫趣這些方面博覽眾家所長，吸納國外色彩經驗，豐富了傳統技法。可以說當時我正好需要一個平台大展身手，解放初期對民族傳統文化否定太多，國畫被當作腐陳的技藝不被重視，我肩負著弘揚國畫的使命，自然是下了很大決心，想在美院這個地方大有作為，然而，政治氣候突然變得晦暗不明，更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架勢。政治風浪從「社教」開始，這是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一次政治運動，主要是開展「四清」運動，即清政治、經濟、組織和思想。大學的教師和學生都要下鄉鍛煉，包括農村抽調的積極分子，組成社教工作組到農村去做思想工作。

美院也很快融入到這運動之中，院長率先領全院師生去了延安，我當時也蹲點於延安李家渠（距延安市中心30里）一個生產隊。這一去就是八個月，期間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同事之間改稱老王、老李，不許直呼其名，農民不知道我們的身份，只說是省里的幹部，當然畫畫也是不能做的事情，每天就是批判資本主義，去農戶那裡談心，做思想工作搞宣傳活動，這場運動其實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當然這段經歷讓我更加了解農村，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講是件好事，特別是對於搞藝術創作的人。每天都能更多地接觸生活和自然，有了更多的體驗和感受，但是從教學事業來講是個遺憾：從1964年開始到1979年大學恢復招生，整整16年間我幾乎沒有公開或者正式畫過花鳥畫。沒有開課，沒有搞過創作，這期間我一度以畫人物畫為主，創作一些和政治有關的直面工農兵生活的作品，有些雖有一定的時代意義，但於我從事花鳥畫創作的初衷漸行漸遠，這也是政治對藝術的一種影響吧。再後來人物畫創作都停止了，美院教職工全體以「幹部」的身份去農村搞「社教」。

「社教」的八個月結束後，我回到美院教學，再次鼓起信心，期間還創作過《油菜花》系列的作品，感覺還很不錯。油菜花金黃一片，耀眼奪目，像北方的漢子有種團結精神。但是才剛剛開始創作，1965年「農業學大寨」的巨浪又把我推到了修梯田標兵縣，深入基層實習搞人物畫創作。

可以說從1964年農村「社教」開始，我的花鳥畫就基本上畫不成了，後來就改畫人物畫。當時認為花鳥畫是資本主義情調，但是花鳥畫是我的專業，我又心有不甘，結果沒辦法，只能在下鄉實習或支援農村夏收、秋收期間晚上偷著給農民畫，那時候農民發現我會畫花鳥畫都非常稀罕。

記得在澄城縣北邊一個叫太賢的村子蹲點時，我帶著國畫系一批學生在那裡實習。到了晚上，村裡的鄉親就把桌子搬到院子，把煤油燈點著，給我打了一圈煤油燈，讓我給畫雞、畫牡丹、畫馬，看我畫畫就像聽大戲一樣，一個個都樂滋滋的。當時沒有宣紙，農民沒有這條件，都排隊到鎮上去買土報紙，土報紙質量不行，五分錢一張，農民也很樂意，拿回來讓我給畫牡丹花，當時我勁頭很大，我的學生對我也很信任、很支持，沒給別人說過。那時一畫就畫到半夜，第二天又有人把紙買了，跑來讓給畫。農民才不管什麼政治路線，他們覺得美，我就要呢，所以這個極「左」思潮是脫離群眾、脫離人民的，口號上喊著要做人民群眾的代言人，要做工農兵的代言人，實際沒有代表性，現在咱才認識到這個問題。

等回到學校我就不能畫花鳥畫了，只要去農村我的花鳥畫創作就不會中斷，所以只要說是下鄉我就高興的很。下鄉後我就可以甩開膀子在畫人物畫的同時畫花鳥畫，在農村花鳥畫沒有禁地，而且農民對我非常崇拜，一年下兩次鄉，除了兩次實習之外，還有夏收和秋收，這都是我大展身手的時候。為啥1979年大學恢復招生，花鳥畫課恢復後我馬上可以上課，因為我一直沒有間斷過，一直在準備著呢。

十年「文化大革命」，花鳥畫遭了厄運，說那是資本主義情調，是為有錢人服務的「文化大革命」給我帶來的第一個損失是：使我在黃金的年紀，沒有繼續在花鳥畫方面進一步研修和培養學生，不能在正式的場合研習，失去了很寶貴的時間。第二個就是有一些重要的資料和作品被損壞或丟失，我成捆成捆的習作都被燒了，還有一部分在國畫系放著，可是國畫系已經成了造反派的油印室，當時也不知道保護，沒人照管遺失了大半，連王先生給我示範的數十米長手卷都不見了。造反派學生搶掠之後將自以為看不上眼的作品當垃圾推在屋角，待「工宣隊」進校之後，我才敢和能說上話的工人師傅說能不能把這一堆垃圾拿回去，人家說你拿吧，這才把這劫後剩餘的作品資料以繩捆之帶回，成為以後寶貴的教材。

當然還有許多創作的畫，是因為房子漏水給毀了。那時候知識分子不受重視，國家經濟沒有得到發展。老美院條件太差了，一下雨我的住房到處漏水，晚上睡覺老鼠常常在我身上跑來跑去。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由於我是教師、團支部書記，和老教授關係密切，有些老教師提了一些問題和觀點是對的，我就贊同人家提的意見，結果把我劃成中右分子，幸好我和學生關係好才倖免受衝擊。70年代初在知識分子勞動化的風潮中，我又前後3次去西安美術學院的白水農場勞動，這說起來是好壞參半，因為在農場勞動，藝術家相對的自由了。我在農場勞動時，速寫本都畫了好多，一有機會就畫速寫，總共去農場了三次，其中兩次都是放羊，天天觀察生活.放羊這段生活在我一生中算是一個很重要環節，故事很多，這段生活對藝術家來說是一個難得的體驗。記得羊正吃草著呢，母羊要分娩了，我一下子束手無策，母羊不走，也不動，最後沒辦法把小羊羔一抱，走十步擰過來讓那母羊一聞，母羊才走，就這樣走一走讓它聞一聞，才將這母子羊攬回農場。還有一次，一個母羊懷子多，身子太重，一下子滾到溝里了，我是豁出去命了，把羊從溝里背上來，我現在想想一生都沒有出過那麼大力，那個羊足有100多斤，我與相伴的王貴民老師滾了一身泥，總算從溝底爬著把羊背上了路,攬回農場。

所以說，藝術要對生活有真情實感，這樣對生活、對群眾就不是冷冰冰的，冰冷的作品群眾就會給你冰冷的回報，這就是我的體會，所以現在有些作品太脫離生活，遲早是要被歷史淘汰的，歷史是鐵面無私的，不受任何限制。

(未完待續)

下篇：《春回大地》，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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