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閑讀：「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杜甫平生有兩個願望：

1、在仕途上像他的祖上一樣為國為民做出自己的貢獻，完成自己的治國平天下夢想；2、以他自己的話說：「詩是吾家事」，一定要在詩歌領域有所成就，做好傳承與發展，在詩壇取得應有的地位。這兩個願望貫穿了杜甫的一生，他一邊在追求入仕、憤而辭官的路上不斷掙扎，一邊以自己的視角，用詩歌表現他所看到的大唐世界。

他所處的時期（先是李林甫把持朝政，他沒有入仕機會，後是安史之亂中的亂政，使他無從作為），使他在仕途上的成就非常小，小到對於唐代的社會幾乎沒有影響。杜甫的仕途是這樣的：他在756年的春天在率府里管理了幾個月的兵甲器仗，從757年5月到758年的6月在肅宗（玄宗之後的新皇帝）身邊做了一年的左拾遺，再加上不到一年的華州司功，他一生實際的仕途生涯，除卻後來在成都嚴武的幕中工作一個短時期外，斷斷續續一共不過兩年半。

（詩聖杜甫像）

杜甫是戰亂的實歷者，他飽歷戰亂，在逃亡人群里掙扎於鄉野泥潭過，他在辭官（覺得那個官沒意思）之後，先在甘肅肅天水居於草廬，後又輾轉西南的成都在朋友嚴武的幫助之下安家「杜甫草堂」，此後又有離亂的兩年逃亡生活，逃亡之後，又在成都過寄人籬下的生活，此後又到夔州（今天的奉節）在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下繼續寄居生活，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然埋沒在自己悲慘生活里，他仍然是心懷家國天下，他寫下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樣的名句，他的悲傷不是一個人的悲傷，是國家的悲傷，他的快樂，也從來不是他自己的快樂，他的快樂也是跟家國有關的。也正因此，杜甫的詩是沉鬱悲壯、蒼涼老辣的，是接地氣的，是關注人民生活和家國命運的，是「詩的歷史」，因此，杜甫在後世獲得了「詩聖」的稱號。

寶應元年（762年）冬季，唐軍在洛陽附近的衡水打了一個大勝仗，收復了洛陽和鄭（今河南鄭州）、汴（今河南開封）等州，叛軍頭領薛嵩、張忠志等紛紛投降。史思明的兒子史朝義兵敗自縊，其部將田承嗣、李懷仙等相繼投降，至此，持續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宣告結束。遠在四川的杜甫唐代宗（這是杜甫經歷的第三個皇帝）廣德元年（763年）春才聽到這個消息，不禁驚喜欲狂，手舞足蹈，衝口唱出一首七律：

（詩意圖）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有幾個地理概念需要弄清楚：劍，指劍門關，劍外指劍門關以南，這裡指四川。薊北：泛指唐代幽州、薊州一帶，今河北北部地區，是安史叛軍的根據地。洛陽，杜甫有一段時間在洛陽安家，那是杜甫一生正式所謂的「自己的家」。我們試想，一個飽經戰亂之苦，寄居異國他鄉的赤子，聽到自己的家鄉光復的消息時，心情該是如何激動啊。杜甫的心情有多激動呢，這首詩第一句敘事點題外，其餘各句，都是抒發詩人忽聞勝利消息之後的驚喜之情，思想感情的潮水奔涌直瀉，放縱奔流。

「初聞涕淚滿衣裳」一句，「初聞」緊承「忽傳」，「忽傳」表現捷報來得太突然，「涕淚滿衣裳」表現突然傳來的捷報在「初聞」的一剎那所激發的感情波瀾，這是喜極而悲、悲欣交集的真實表現。從此戰亂將息，山河滿目的瘡痍、黎民倒懸的疾苦，都將得到療救，詩人自己顛沛流離、感時恨別的苦日子，也總算熬到了頭，詩人可以返回故鄉了，痛定思痛，詩人回想八年來熬過的重重苦難，又不禁悲從中來，再也無法壓抑，於是淚如雨下，眼淚鼻涕一起下，弄了個滿身滿懷。

身邊的人呢？「卻看」就是「回頭看」。為什麼要回頭呢，或者是詩人此時正是老淚縱橫需要稍加掩飾，或者此時詩人正伏案作詩，詩人似乎想向家人說些什麼，但又不知從何說起。其實，「此時無聲勝有聲」，不需要說什麼了，多年籠罩全家的愁雲終於散去，「妻子」家人們不再愁眉苦臉，大家都笑逐顏開，喜氣洋洋。家人的喜又增加了詩人的喜，詩人再也無心伏案，他隨手捲起詩書，大家同享勝利的歡樂，壓抑了七、八年的情感彷彿終於找到了一個宣洩的出口。

（詩意圖）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這裡的「白日」，有一版本另作「白首」，稱杜甫頭髮俱白，但通行的版本好像就是白日，杜甫長年奔波，再加上體弱多病（前面有文說過），而「白日」里「放歌」「需要」縱酒「也足以說明杜甫的老邁，因為老年人難得「放歌」，也不宜「縱酒」，如今既要「放歌」，還須「縱酒」才行，正是「喜欲狂」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是杜甫年老的表現。這句寫「狂」態，下句則寫「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經來臨，在這樣美好的季節，在鳥語花香中，詩人與妻子兒女們「作伴」，正好「還鄉」。

更絕的還在尾聯，尾聯是詩人「還鄉」的狂想，這一聯巧妙地包含四個地名。「巴峽」與「巫峽」，「襄陽」與「洛陽」，既各自對偶（句內對），又前後對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對；「巴峽」「巫峽」「襄陽」「洛陽」，這四個地方之間都有很漫長的距離，而一用「即從」「穿」「便下」「向」貫串起來，就出現了「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疾速飛馳的畫面，一個接一個地從讀者眼前一閃而過。明代胡應麟《詩藪》中認為：「老杜好句中迭用字，惟「落花遊絲」妙極。此外，如……「便下襄陽向洛陽」之類，頗令人厭。」他認為這一句極不好，但清代沈德潛《唐詩別裁》卻認為這一句：「一氣流注，不見句法字法之跡。」是好到了極致。其實這兩句除四個地名堆疊好壞判斷之外，妙處在於「穿」和「向」，這兩個字使四個生硬的地名平鋪變成了時空的高速轉換，詩人急切歸鄉的心情得以充分展現，詩人的歡樂使詩人展開聯想，到了這一聯，詩人似乎已經奔走穿梭於回鄉的路上，他的心早已到了洛陽老家。

杜甫詩的國度里，極少有寫「歡樂」的詩，他的詩是他現實生活的寫照，他的一生是悲情的一生，他也極少縱酒狂歡，他始終是理智、清醒的，這跟李白完全不同，李白的主調是歡樂的，笑中偶有悲，杜甫的主調是悲傷的，悲中偶有樂，因此，當我們在他所有的詩中檢出這一首來讀時，一邊深深折服於詩聖對於「歡樂」情景的描摹手段，感嘆詩人遣詞造句的精妙手段，一邊也深深代入到詩人歡喜若狂的情感之中，因此也更加感動。杜甫描寫歡樂的詩唯其少，更顯可貴。難怪清代劉濬《杜詩集評》中稱此詩：「轉宕有神，縱橫自得，深情老致，此為七律絕頂之篇。」

（【唐詩閑讀】之43，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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