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
——俄羅斯諺語
「人實質上生下來就是一個潛在的人道主義者，在他還不知道『人道主義』這個術語時，從小就學仁愛……從愛母親，愛自己的親人，愛女人，愛大自然，愛大地開始，最後升華到愛祖國，愛自覺的人道主義。」
——欽吉斯·艾特瑪托夫
「可能，正因為有了理想，生活才變得這樣甜蜜；可能，正因為有了理想，生活才顯得如此寶貴……」
——欽吉斯·艾特瑪托夫
一
閱讀蘇東文學已經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連我自己都無法說清這種蘇東情結源自何方。大概可以推測的是人的童話想像總是不自覺地將我們帶向理想主義的遙望或是烏托邦的幻象。當然，這並不新鮮。可或許，理想主義並不是什麼遙不可及的想像，烏托邦也不會僅僅只是個幻象；恰恰我更願意將它們二者嚴格的區別開來，而且這種區分帶給我的體驗會更為真切。不管怎樣，這就好似一個人的宿命，不可捉摸更無法逃脫；針對個體而言，我甚至連這種想法都覺得不可企及，像美麗的錯誤一般。
今天，我並不想就我的蘇東情結做一個話語式的總結闡釋，我不太願意在當下就完成這樣一個並非我力所能及的需要極為審慎的事；此時此刻，我只想借著照亮蘇東草原和群山的夜光指引我完成對一位天才民族作家的致敬述說。
欽吉斯·艾特瑪托夫於6月10日在德國逝世，享年79歲。從豆瓣上得知這一消息已是一周以後，當時我的呼吸突然變得很是吃力，難以想像一個吉爾吉斯斯坦作家竟能夠在我的蘇東情結上留下如此濃重的一筆。如今回想起自己的蘇東文學閱讀經歷，恰恰是這麼個遲來的發現帶給我奇蹟般的驚喜。早年讀過屠格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感到的是活死人的靜寂殘酷、套中人的游移萬幻和復活者的心中天國；後來讀到高爾基、法捷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感到的是工人母親的真理冒險、無產階級的毀滅呼喊和冬妮婭的愛戀目光；再後來讀萊蒙托夫、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感到的是對土地的默默依戀、對祖國的款款深情和對俄羅斯鄉村的幸福頌歌；之後又讀過肖洛霍夫、愛倫堡、帕斯捷爾納克，感到的是哥薩克的靜靜頓河、歲月解凍的無聲戰慄和哈姆雷特的二月馬堡。然而，這一連串的轉變帶來的不同感知愉悅卻總是在蘇東情結的陰鬱天中完成的。文學在任何時代都會以某種話語權爭奪的形式出現，社會主義如今的凄慘聲名往往使我們這些標榜現代甚或於後現代的青年們敬而遠之。事實究竟是個怎麼回事呢，我們尋求的不是去發現而是逃避，這種扭扭捏捏的模糊態度和先入為主的慣常歧見造成了個體人不假思索的惡語批評。到底該由何人去懺悔？恐怕問題只能提至於此。如上所述，我的濃厚的蘇東情結總是讓我不自覺地為它們的文學話語辯護，以至於我時或被當作一名極權主義的衛道士——可惡的猙獰甚過於納粹法西斯。當然，我仍是相信：烏合之眾的心理轉換或許是時代的悲劇意識，或許僅僅是超人的瘋狂哲學而已。
在重塑歷史的過程中，偉大的作家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曼德爾斯塔姆被發現了，持不同政見者有如納博科夫、索爾仁尼琴更是風靡世界，而唯獨被遺忘的之中，有我深愛著的，如瓦西里耶夫、艾特瑪托夫、貝科夫。當我無意識地提起這些反諷式的論爭時，有人會責問說，「歷史已經證明什麼才叫偉大。真正的偉大是不會被遺忘的」。而我會站在一個荒蕪的十字路口以環顧四周的悠閑口氣笑著回答：「告訴我，歷史指向何方，荒蕪的還是腳下的？」
二
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閱讀轉變，總是伴隨著英雄主義的完美情愫；儘管不論精英還是大眾都竭力想為之流水式的記憶肅清障礙，他們仍不免要小心翼翼，正如《色·戒》、《集結號》的成功是那樣短暫，而且追根溯源會讓我們感到暈眩。因此，若不介紹下艾特瑪托夫其人，我想同輩人中的知之者是少之又少的。
欽吉斯·艾特瑪托夫（1928——2008），前蘇聯吉爾吉斯斯坦民族作家，1928年12月12日生於吉爾吉斯斯坦塔拉斯山區舍克爾村。1937年蘇聯「肅反」時，任州委書記的父親冤遭清洗。1952年開始發表作品。1958年發表描寫吉爾吉斯婦女爭取戀愛自由的中篇小說《查密莉雅》，一舉成名，該作被法國詩人阿拉貢稱為是「世界上最美的愛情故事」。這部作品連同《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1961）、《駱駝眼》（1962）、《第一位教師》（1962）等中篇小說，組成了一部歌頌愛情、友誼和獻身精神的小說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1962），該書獲1963年列寧獎金。1966年發表《永別了，古利薩雷》，獲1968年蘇聯國家獎金。1970年發表《白輪船》，後改編為同名電影，獲1976年蘇聯電影節大獎。1980年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一日長於百年》，獲1983年蘇聯國家獎金。他的作品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浪漫主義激情，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強烈的抒情色彩，提出了尖銳的道德和社會問題。他的作品已被譯成150多種文字。在德國，每個家庭都有至少一本他的作品。
榮譽總是使我們想到諾貝爾獎，上世紀八十年代他雖獲得過提名，但並未獲獎；榮譽也總是使我們想像著國家的尊重與世界的厚愛，而他全身的民族氣息在社會主義蘇聯的光環下變得一文不值，隨著蘇東劇變而更是近於湮滅；榮譽還總是使我們變得對過去充滿著假想的糾葛與記憶，他卻將自己獻給了傳統俄羅斯古典主義書寫方式和對民族的抒情、對人類的博愛；因此，一個人物的終結帶來了一個時代的終結，或遲或早地標明了現代主義的無力抗爭和歷史氣質的永久缺失。終究這種憂慮顯得多餘，終究這種抗爭歸於想像。實際上，蘇東情懷也正因此標明了我的古典情懷，由此看來我們的相遇也就不足為奇了，儘管這段孤獨之旅的開始仍是如此之偶然。
最早讀艾特瑪托夫的作品是在2006年，讀的是《草原和群山的故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名著名譯插圖本。當時有意閱讀瓦西里耶夫，本欲去借他的《這裡的黎明靜悄悄……》一書，但該書受歡迎程度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竟早已被外借。不得已的在那個角落裡發現了同樣薄薄的《草原和群山的故事》，看到是一名吉爾吉斯斯坦作家的作品，不禁興趣陡增，我個人本來就有些追求非主流文化（至少當時艾特瑪托夫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中還屬於這類）的衝動，於是乎歪打正著地外借了這本書。這一借卻是不可收拾，在接下來的數月之內，我閱讀完了所有在圖書館中能找著的他的作品；我想，他是我第一位令我如此激動近乎狂熱的作家。之後我就嘗試著收藏他的作品，不料除了人民文學的那本之外，我一無所獲。不過這之後一直的幸福感卻始終沒有消失，我覺得我發現了真正的屬於人民的作品，不僅僅是吉爾吉斯斯坦人民、蘇聯人民，而應是世界人民。那種抒情的美感讓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漸漸覺得這似乎是上天賜予我獨享的，因為在同輩人之中，艾特瑪托夫幾乎毫無名氣。追尋孤獨之美的我恰恰在這麼一個近乎被遺忘的國度發現了意念中的天山般氣質的文人。直到現在，我仍不時的向朋友們推薦閱讀他，可凡響卻是平平。原因其實是眾所周知的：我們是現代人，我們經歷了歷史的終結，我們才是全人類！？
網路的發達這回真的讓我徹底失語。幾乎整整半個世紀，艾特瑪托夫在蘇聯老大哥的關懷下竟是如此驚人般的受歡迎；而即使是如今的歐洲，他仍是個時常被談起被讚譽的作家；而他的祖國，更是為他舉行國葬，並定6月14日為全國哀悼日、2008年為艾特瑪托夫年。比之於文學界對每年評比諾貝爾的關注，我們發現這位作家的逝世對於當代中國似乎毫無意義。死的意義並不能由某個群體而蓋棺定論，同樣也不能因某個群體而為人所或揚或抑。我不屬於任何群體，同樣更沒有資格為我自己表述的正確性佐證，對於艾特瑪托夫，我只想說出僅僅是自己的感受。這種錯落性質的偏見會給人帶來不安情緒是不可避免的，消遣之作的嚴肅性何在卻也是個不可迴避的話題，個體的解讀不盡如人意同樣必然；在我的記憶中，我更願意明確以下事實認同：作者首先是通過過去他人的獨白來做如今自己的剖析。
三
艾特瑪托夫的代表作是《草原和群山的故事》，一部中短篇小說集，由四個並不太複雜的故事組成。
《查密莉雅》講述的是，衛國戰爭年代，一個年輕美麗的有夫之婦（她的丈夫在前線）愛上了另一個男人（一位在前線負傷回後方的戰士），這種反傳統的觀念和習俗毫無疑問的由不得現實許可，但作者有意避開這類衝突的描述，而轉向讓讀者去傾聽草原上愛情的騎士之歌；當然結局可以說是美好的，在做出選擇的時刻，女主人公查密莉雅與他的愛人丹尼亞爾出走遠方。而這一切的發生是作者以第一人稱的筆調錶述開來的，此時「我」是查密莉雅的小叔子，「我」不僅是證人甚至可說是對這種種行為漠視的縱容者。因此，在家人們的眼中，「我」被當作是叛徒；但同時，「我」所獲得的不僅是夢寐以求的學畫畫的機會，而且是相對於封閉傳統的個性解放；不僅是藝術生命，更是自由生命。
《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則是通過一位記者傾聽的方式向我們展現了一副充滿浪漫色彩的愛情悲劇。在伊塞克湖畔，伊利亞斯相遇了自己的愛人阿謝麗，並最終在蒼白的現實中與之浪漫結合，後來還產下愛情的見證人薩馬特。可命運往往偶然，伊利亞斯在平實的度過多年後，因為一次生產事故而變得自暴自棄。他選擇了逃避，逃避所有人。欲求理解和擺脫的生活過了幾年，我們的主人公發現自己曾經的選擇是錯的，而且大錯特錯；他愛著阿謝麗和薩馬特，愛著需要他的車場、草原和群山，愛著伊塞克湖。他選擇了面對，可無人在等他面對，因為生活不會因你而停息，一切還在繼續。終於，他選擇了離開，但不再是為了逃避，而恰恰是為了面對。這一次他要離開伊塞克湖了，在這不再浪漫的湖畔，他呼喊著愛：「我會有人們所有的一切。我也會找到朋友和同志。但只有一樣東西我不會再有，那就是我永遠失去的、一去不復返的過去……別了，伊塞克湖，我的沒有唱完的歌！啊，如果我能把你那蔚藍色的湖水連同你那黃褐色的堤岸一起帶走，那該多好啊！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就如同我不可能把我心愛的人的愛情帶走一樣。別了，阿謝麗！別了，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別了，親愛的！祝你幸福！……」
《駱駝眼》中，主人公柯梅爾中學畢業後響應國家號召，自願到未開墾的阿納爾漢大草原工作。在這裡，他在同一位在駱駝眼相遇的梳劉海兒的小姑娘的談話中享受著惡劣環境下獨有的快樂與幸福；另一方面，一個粗野、貪婪的青年阿巴吉爾卻讓柯梅爾知道什麼是現實，什麼是需要面對和克服的。兩個人物的對比效應非常明顯，因而時代性似乎並不存在；故事彷彿沒有結局，實際上也不需要結局。
《第一位老師》描述了紅軍戰士玖依申複員後回到家鄉，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向落後的社會宣揚教育的重要性。他憑著自己的韌性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創辦了一所小學，並竭盡全力保護學生的權利，使學生們能夠在學習中成長，以期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然而，這些都只是存在於二十年代，如今的舊貌早已換成新顏，彷彿過去從不存在一樣。玖依申也成了郵遞員，因為他那點知識只配當現代小學生的陪襯，而且常常成為茶閑飯後的笑料。儘管後來在人們的記憶中他逐漸淡出，僅僅是一個老郵遞員而已；儘管「他自己並不知道他建樹了豐功偉績」，僅僅履行著一個黨員的職責而已；儘管他的學生很多都像女主人公蘇拉伊曼諾娃院士一樣十分出眾，僅僅只是第一位老師而已；他是真正屬於他的時代的，他得到了尊重與愛！
這絕不是四個孤立的、僅僅向我們講述著草原和群山的故事，它們以一長串的民族式抒情筆調向我們傳遞著愛情與幸福、國家與事業、戰爭與人道、草原上的八月之夜與群山下的浪漫湖光。作者告訴我們：人與人需要親近，人與自然也需要親近，可這是世世代代理想者的烏托邦，且僅僅是真正的未來。
1963年，《草原和群山的故事》獲得列寧獎，艾特瑪托夫成為該獎項最年輕的得主。
四
從鬥爭中走出路來的社會主義文學早期仍更多地糾結於戰爭本身，這種反思與政治環境是分不開的，這也成了極權主義最重要的罪狀之一；另一方面，這類反思亦是西方文化界的主流，眾多電影節藝術節的獲獎作品往往與之相連，仔細想想頗有些反諷的意味。但與戰爭電影不同，小說藝術手法更側重於隱喻式地表達主題；因而，我是較為厭煩戰爭片的，這類電影給我的直接印象就是真實性的匱乏，這並不是說去忘記傷痛，只是認為通過他人的不切實的手法去感知一種殘酷，實在不敢輕易接受。對戰爭的藝術表現我更欣賞通過傷兵、婦女、學生這些本不應該與之聯繫的人物或是通過戰事後方的平民生活及其百姓精神狀態來表現的方式，這亦是常見的受歡迎類別，瓦西里耶夫的《後來發生了戰爭……》、伊薩科夫斯基的《喀秋莎》等等就是眾所周知的優秀代表。在這方面，艾特瑪托夫展現了他獨具魅力的語言表現力。從大背景來看，他的作品基本上都發生在他的家鄉，一個在地理意義上遠離戰場、在歷史意義上深具風情的草原群山交相輝映的吉爾吉斯斯坦；從作品的描述力度上看，我們甚至很難找到幾句與戰爭直接相關的殘酷語詞，可每一個閱讀者都會不同程度地在自己的心中感受到作者的戰爭感無處不在。在《第一位老師》中，我們的戰爭感尤為強烈。文章接近尾聲，女主人公將一名扳道員錯看成自己的老師，進而拉下緊急制動閥導致列車突然停下，當發現自己認錯人時人們除了失望外毫無責怪之意。緊接著，作者寫下，「人們讓開了道路，我彷彿被他們帶了去埋葬。我們緩緩地走在前頭，其餘的人跟在我們後面。迎面走來的旅客也默默地加入了後面的人群。……誤了點的列車沿著西伯利亞的原野，沿著俄羅斯固有的邊疆疾馳而去。我的旅伴彈起吉他，夜半悲音，如泣如訴。而我，在自己的心中，帶走了像俄羅斯寡婦深沉的歌聲一樣的過去戰爭的哀傷的餘音。」我沒有體會過戰爭甚至也不敢去想像戰爭會是什麼模樣，同時我想，我會成為一個和平主義者，和平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愛情的主題訴說在作者的筆下同樣顯得與眾不同。艾特瑪托夫懷著美好的願望與心去昭示真實，然而他深知作家的根源自何方，他的並不明顯的現實懷疑態度因而變得甚為迷人。查密莉雅拋棄了自己的家庭跟她所愛的人出走，我們的疑問會不住地由之展開。第一個問題是，是否禁慾的家庭觀更應該提倡？第二個問題是，主人公的愛情命運不可能隨著浪漫的出走而結束？就我個人體驗而言，作者在餘下的文章中都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這部集子必須看作一個整體，或者說艾特瑪托夫的所有作品都是一個整體，都是作者精神的闡釋，有欣喜的、有悲戚的、有神往的、有蒼白的。伊利亞斯短期對傳統家庭觀的背叛及其反思是對禁慾的家庭觀的駁斥，查密莉雅的婚姻前提就是錯誤的。同樣，伊利亞斯的愛情悲劇或許可以說是查密莉雅未來的一種結局，但作者借伊利亞斯的離開告誡我們，至少作者本人不希望查密莉雅會是悲劇結局。更重要的一點是，丹尼亞爾與玖依申的品性相近而與伊利亞斯相差較遠，查密莉雅與阿謝麗則更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歸而推之，作者是不斷的將自己由理想主義推向經驗主義，而由始終不願放棄這份理想者的心。丹尼亞爾與玖依申的相互呼應，不就是作者心中的現實的理想者么？查密莉雅與卡基佳的對應選擇，不就是作者心中理想的現實者么？阿謝麗的原始的古典氣質、巴依切米爾的本真的復歸情懷、蘇拉伊曼諾娃的真切的懺悔回退，不就是作者心中的人道的博愛代表么？美的人物並不應該活在故事中，應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這必然只是奢望，但仍慶幸他們活在我心中。我們畢生都會追求幸福和美，人道主義是一種美，人性的會是幸福的。
但首先美並不是屬於人類私有的。艾特瑪托夫是天山的作家，他憑藉「天山的靈氣」讓我們感受「成熟莊稼和乾草堆的氣味」，感知「無敵的藝術」。藝術里的與藝術外的都是美的。我是外族人，對於一位天才的民族作家的民族抒情，任何讚譽都顯得多餘，而且這更會凸顯出我的無知。如今，真的倍感無奈，我除了追憶起心中的天山和帕米爾，唯一能做的只是用葉賽寧的《我不嘆惋、呼喚和哭泣》來表達我的敬意與哀歌，既是對作家本人與文字本身亦是對我們所面對的與想像面對的：
我不嘆惋、呼喚和哭泣，
一切會消逝，如白蘋果樹的煙花，
金秋的衰色在籠蓋著我，
我再也不會有芳春的年華。
我的被一股寒氣襲過的心，
你如今不會再激越地跳蕩，
白樺圖案花布一般的國家，
你不復吸引我赤著腳遊逛。
流浪漢的心魂，你越來越少
點燃起我口中語言的烈焰。
啊，我的失卻了的朝氣、
狂暴的眼神、潮樣的情感！
生活，如今我已倦於希冀了？
莫非你只是我的一場春夢？
彷彿在那空音猶響的春晨，
我騎著玫魂色的駿馬馳騁。
在世上我們都難免枯朽，
黃銅色敗葉悄然落下楓樹……
生生不息的天下萬物啊，
但願你永遠地美好幸福。
五
詩人之死
回聲像鳥兒回答我。——鮑·帕
1
人間的絕唱昨天啞然，
樹林的交談者將我們遺棄。
他化作了給予生命的麥穗，
或變成了他謳歌過的細雨。
世上所有的花兒競相開放，
前來迎接他的死期。
而一顆簡稱大地的行星
驟然變得無聲無息。
2
繆斯象盲人俄狄浦斯的女兒
把先知引向死亡，
一棵菩提樹瘋了，
在這服喪的五月鮮花怒放。
花兒開在這扇窗前——
當年他和我攀談的地方，
他說，他眼前是一條鵬程萬里的崎嶇路，
它的存在全靠上蒼。
（1960年6月11日）
這是阿赫馬托娃寫給帕斯捷爾納克的悼詩。帕斯捷爾納克獲過諾貝爾獎，憑藉的是《日瓦戈醫生》，但他首先是個詩人，而且《日瓦戈醫生》的二十五首附詩或許才是該作品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可民眾對他的詩人身份的遺忘卻隨之延展開來，這一身份的消失正如艾特瑪托夫的被遺忘一樣可怕，也更是趨於可笑。艾特瑪托夫不是寫詩的作家，但他同樣寫作著自己的民族之詩、騎士之詩、草原和群山之詩，完全可以說，他的死也是詩人之死，正如「它的存在全靠上蒼」。
「每一樣有生命的東西都有自己的春天和自己的秋天。」他的文字預言了時間的凝固。我們需要做些什麼呢？除了理解生命本身，理解人的生存，理解自己的春天和秋天，不需要其它了。我想，多說時常無益，當然，仍需向友人們推薦閱讀並時刻提醒著自己不去遺忘，反思為什麼遺忘。客觀的權且讓它繼續客觀，主觀的終歸要完結於主觀，我自己的閱讀體驗正是我自己的歸宿寫照：丹尼亞爾的孤怨胸懷，伊利亞斯的激蕩逸志，柯梅爾的詩娛理想，玖依申的土地情分，正像是我的自畫像，儘管我似乎沒有任何可能甚至是資格去談論或是體味這樣的生活；我同樣清醒地知道：「這是我在這樣對自己說。我對自己說過許許多多，但並不全部有結果。就是此刻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堅信一點：我將不斷地探索下去。」理想主義的深情並不排斥自己的現實信仰，現實主義的作派更是需要我們去為理想而戰鬥，這一時刻從未停息，它開始於何時？答案是它不會有終結！
1995年，俄羅斯著名批評家邦達連科發表了《忘本的欽吉斯》，對艾特瑪托夫進行了猛烈地批判，稱他「背叛自己，背棄自己的才華，背棄自己的主人公」。某種意義上，豈止是文學創作，更深刻地是在政治動機和思想態度上，他尋求了一種政客文學之路。拉斯普金也說，當艾特瑪托夫還是一個民族的作家並且談論的是本民族人民時，他曾是一個舉世聞名的作家；而當他把自己當作一個「世界公民」並著手創作關於全球問題的小說時，他作為一個作家就失去了自我。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他的作品《一日長於百年》我基本難以入眼，就寫作手法和藝術技巧而言並無太多的創新，而且常常有不俗的反華言論以博取政治上層的關注和嘉獎。在他本人看來，他在追求「哲理思考」，這不是一個能夠讓人找到口舌的語詞；事實上，關鍵在於他對政治的熱情尤其是對戈氏改革的戲劇性吹捧，我感到窒息。人道主義以及人道主義者究竟作何解釋呢？這也不是唯一令人迷惘的問題，因而我想答案是不可預知的。此時此刻，我感到對他的政治殊榮的延展將會是個錯誤，我放棄這種意念中的價值觀，我選擇一種模糊意識存在於其中。或許我已誤入歧途，或許話語本身就蘊含著一種不可能性，艾特瑪托夫是誰？誰是艾特瑪托夫？想想，或許問題並不在於此，也不應該在於真的還是假的、實的還是虛的、對的還是錯的，再或許問題根本就與作者本身無關、與作品文本也無關，僅僅是與讀者自己相關，僅僅如此。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文學作為政治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往往就獲得了非比尋常的魅力和對現實的隱喻潛質，或好或壞則完全在於讀者自身的把握；同樣正如前文所強調的，本文完全是關於自身的閱讀體驗，而且這種體驗本身就是游移不定和帶有偏見的。現在的悼念是遲到的悼念，遲到的悼念卻不是遺忘的悼念，落筆至此，我們應該認真對待的還是自己思想的繁複種種。遺忘與告別均只存在於我們內心之中。歸而總之，作為「詩人之死」的艾特瑪托夫早在30年前就不存在了，帕斯捷爾納克在二十年後與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相遇。
文初的告別是一種尊重的告別，文末的告別則是自我的告白，而且略顯唐突和倉猝，但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對對錯錯之類的話題對自己而言是不可迴避的。對他人蓋棺定論不能成為我們的樂趣，反倒會使我們在文本和記憶中暈眩地失去最可貴的自由精神與獨立人格。因此，遺憾不可避免，告別不可避免！
別了，我的……
——「我們是什麼時候喪失了真正地尊重一個普通人的品德的？……謝天謝地，我們如今談起這些問題的時候已經用不著弄虛作假、口是心非了。」
——「我於是忽然懂得了他那些引起人們不解和嘲笑的怪癖——他的好遐想、愛孤獨和沉默不語。這使我懂得了他為什麼整晚整晚地坐在守望台上，為什麼一個人留在河邊過夜，為什麼他總在傾聽那些別人聽不見的音響，為什麼有時他的眼睛會突然大放光彩，平時十分戒備的眉毛會飛舞起來。這是一個愛的很深沉的人。他所愛的，我感覺到，不僅是一個什麼人；這是一種另一樣的偉大的愛——愛生活，愛大地。是的，他把這種愛珍藏在自己心中，珍藏在自己的歌曲中，他為它而生存。」
別了，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
2008.6.17——6.24，9.10——9.22
於聽風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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