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極力反對光緒做這件事，導致中國錯失趕超西方的良機
【導讀】在中國歷史上有無數次的變法，有的能夠在當時掀起狂風巨浪，讓天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有些卻只是曇花一現。作為敢於實行變法的先驅，無不擁有超前的眼光和勇於抗爭的精神，這種精神值得我們中國人代代傳頌。就像這次變法，雖然只經歷了斷斷的三個半月，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連漣漪都算不上卻一直被人流傳至今，這就是在清朝末期轟動一時的戊戌變法。
在19世紀末，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一八九八年發動了戊戌變法，頒發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這次變法前後只進行了103天，就遭到慈禧太后為首的地主階級鎮壓。一時間海內沸騰，緹騎遍地，風雲擾擦，無一省不受茶毒者」。於是，這些資產階級改良派逃的逃，關的關，殺的殺。曾經喧囂一時的戊戌變法，至此煙消雲散，偃旗息鼓，宣告失敗。資產階級改良派所頒布的一系列新政法令，除了一個京師大學堂以外，其餘全部推翻。
如此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為什麼一瞬間就失敗了呢?過去一直把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歸之於這場運動的自身，說改良主義是條走不通的死胡同，歷史註定它必然失敗。其實，戊戌變法失敗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封建勢力十分強大，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薄弱，階級力量弱小所致°中國資本主義自從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誕生以後，即步履艱難。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資本主義雖然取得了初步發展，但是到一八九八年，新開辦的工礦企業才100家，資本總額1781萬元。這麼一點徵弱的資本投資，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只佔很小的比例。在國民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依舊是分散的小農業和城鄉手工業。正是這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成為封建勢力賴以生存的基礎，所以中國的封建勢力特別頑固。這股頑固的封建勢力，上有清朝政府的各級官僚，下有廣大的地主、士紳、僧尼道士和滿族旗民，並以慈禧太后為總頭目、總代表。他們寄生在封建主義這棵大樹上，是既得利益承繼者。戊戌變法要推倒這棵大樹，建設資本主義社會，使他們失去寄生的依賴，必然要遭到其竭盡全力的反撲。而當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基礎薄弱，階級力量十分微弱。階級力量懸殊，是構成戊戌變法失敗的基本原因。
但是，僅僅認識到這一點還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看到，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犯下的一系列錯誤，才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悲慘命運。
首先，在指導思想上，這些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大都出身於官僚地主，從小就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只是到了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以後，在帝國主義加緊侵略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刺激下，受到王韜、鄭觀應等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影響，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才走上改良主義道路，發出「救亡圖存」的呼籲。他們是剛剛從官僚地主階級轉化過來的資產階級土層。由於沒有經過一個對封建主義的批判過程，在他們的思想深處，封建思想的烙印依然十分深刻。他們用以想事的方法，始終跳不出封建主義的思想框框。這在康有為身上表現最突出。康有為變法的理論根據，就是編纂了一個孔子「托古改制」的假說，說經」都是孔子假託古聖賢的言論來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和思想主張的。他把孔子打扮成變法維新的祖師爺，打著孔子的旗號宣傳和推行自己的變法主張。這種用改扮過的孔子去變統治現實世界的孔子的辦法，怎麼能變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呢?
當然，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另一名代表人物嚴復，也曾介紹過達爾文的進化論。可是，在嚴復的思想中仍然夾雜有許多封建思想的殘餘。他往往把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和中國封建文化牽強附會在一起，把西方的進化論說成是中國封建社會早已有之的思想，只是到了中國中古以來罕有用者」，(《天演論》翻譯按語)從此便傳播到西方。他說斯賓塞的社會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的天平六思想上的不徹底性，必然導致行動上的軟弱妥協，處處退讓。在變法之前康有為還到處宣傳君主立憲，主張開議會，制憲法，可是在變法期間又以「舊黨盈塞，力止之」，主張「勿去舊衙門，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惟漸擢小臣」。這就降低了成成變法所要達到的水平，使之失去應有的戰鬥力和生命力。
其次，戊戌變法的先軀者們把自己的活動範圍局限於帝黨官僚和士大夫階層的小圈子裡面，不願接觸廣大群眾。他們害怕人民，害怕革命，深怕以此引起人民革命。當他們宣傳維新變法的時候，往往把自已置於人民革命的對立面，以革命去恫嚇、打動封建統治者，刺激封建統治者實行變法的決心，把防止革命作為變法的推動力。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五書》中說:「自台灣事後(即1895年爆發的台灣人民的反割讓鬥爭)，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無固志，姦宄生心。陳涉輟耕於隴上，石勒嘯倚於東門，所在而有，近邊尤眾。伏莽遍于山澤，教民遍於腹省」。他警告清朝統治者說，如果不再變法，緩和這尖銳激烈的階級矛盾，一旦人民革命，則『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甚至可能再演「煤山前事」，重蹈李自成起義攻陷北京時，崇禎皇帝弔死煤山的覆轍。因此，儘管他們的改良運動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要求，把中國自秦朝以來的歷代封建帝王斥之為「獨夫民賊」、「竊國者」。特別是譚嗣同，還對歷代農民革命寄予一定的同情，斥責了清朝對太平天國革命的瘋狂鎮壓，在一定程度上喊出了民冤，但是，由於他們害怕人民，害怕革命，就決定戊戌變法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一旦頑固派捲土重來，發動政變，他們就勢孤力單，旗靡轍亂，擺不成陣勢，而不得不束手就擒，「引頸受戮」。
第三，正由於戊戌變法的先驅者們脫離群眾，找不到真正強大的依靠對象，就不得不把變法的希望寄托在一個封建皇帝亦即光緒帝身上。他們幻想利用光緒帝的封建權威，把變法主張變成「諭旨」，頒發全國。他們天真地認為:只要光緒帝能夠「乾剛睿斷」，則變法維新易如反掌。他們認為「維新變法，且決立憲，」「中國不亡，國民不奴，惟皇上是恃」。誠然，光緒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以後，有感於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深知「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光緒密詔語)。他不願為「亡國之主」，同時，在慈禧太后的淫咸之下，又感到自己的帝位不保，希望通過變法維新，擺脫慈禧的束縛，鞏固帝位，在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利用慈禧表面上「不禁皇上辦事」的機會，頒發了一系列變法詔書，推行新政。殊不知，光緒是一個有職無權的傀儡皇帝，一切軍政大權都操縱在頑固派和洋務派之手。正是這個階層，是變法維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單單依靠皇帝，而不立即著手解決這一層的間題，一切變法措施必然遭梗阻，必然會只成為種表面號召，實際毫無結果。事實也正是這樣，在變法過程中，上有慈禧太后弄權秉柄，下有各級官僚破壞阻撓，陽奉陰違，以致光緒所頒發的一系列變法詔書，都成為一紙空文。為此，光緒也曾下詔斥責抗拒新政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兩廣總督譚鍾麟。但是，光斥責不撤職毫無實效，維新者束手無策，徒呼奈何!
而且，光緒帝所頒布的這些新政法令，都沒有具體實施的政策措施。這樣，即便光緒擁有「乾剛睿斷」的實權，也無法實行。如關於取消旗民的寄生特權和廢除全國一般祠廟改為學堂的問題，如果沒有具體的政策措施幫助這些失去寄生特權的旗民從事農、工、商實業，自謀生計，和妥善安排僧尼道士的生活，所謂取消旗民寄生特權和廢除祠廟，就成為一句空話，如果強行實施，必然遭受旗民和僧尼道士的強烈反對，把變法引向歧途。尤其是這些改良主義先驅者們，在戊戌變法期間，沒有把軍隊掌握在自己手裡，只是到頑固派將要發動政變時，才想到要掌握軍隊，手忙腳亂地去尋找和依靠個別的封建軍閥。殊不知，這些軍閥的根本利益是與頑固派相一致的。結果反被封建軍閥所出賣，加速了慈禧的反革命政變的發生。
由於以上原因，當時鬧的沸沸揚揚的戊戌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雖然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戊戌變法在當時來說是很先進的，如果能夠實行起來的話對當時的社會發展也是能夠起到很大幫助的。但不得不承認在變法實行期間出現了很多問題，因此才讓封建地主階級輕易鎮壓，但歷史總是這樣，有太多的感嘆和無奈，或許這就是歷史的魅力所在吧。
※慈禧的態度：「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光緒之死：給滿清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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