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體現了人對自然的改造 也反映了自然對人的塑造

服裝就像是一面鏡子

它體現了人對自然的改造

也反映了自然對人的塑造

在我國傳統服飾的文化蘊涵中

我們可以發現民族性格、文化特點、歷史風貌

等諸多元素

蔽體之衣

就整體環境而言，中國屬於季風性氣候類型：冬天寒冷，服裝密閉包裹；夏天暑熱悶濕，服裝寬鬆輕薄；春秋溫度適中，服裝形態自由。正是一年四季有著不同氣候的這一特點，塑造了中國傳統服裝的前開前合、多層著裝的服裝形態和「交領右衽」「直領對襟」的衣襟結構。前者兩側衣襟作「又」字形重疊相掩，衣襟的疊壓方向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右為上」「尊右卑左」的觀念；後者衣襟為直線，豎垂於胸前。二者組合在一起，具有閉合性好、穿脫方便、富裕層次等優點。這是季風性氣候最適合的著裝形式。人們可以通過服裝的疊加與疊減，實現對身體溫度的調節。

遮羞之衣

人們穿著服裝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遮蓋身體。「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中的「赤條條去」，實際上於倫理道德所不容。王公貴族死後身穿綾羅錦繡、金鏤玉衣，有的還披金戴玉。即使是平民百姓，也要穿得乾淨整潔，臉上搭一條巾子。《釋名·釋衣服》中說：「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也提出了衣服的遮羞目的。

上衣下裳

按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穿衣要儘可能地遮蓋身體。即使袒露身體的服裝，袒露的部位和面積也是有限度的。這種倫理道德觀在我國傳統著裝形式中早已形成並深入人們的內心。

提倡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

在傳統倫理觀影響下，要想改變一種服制形式也是很不容易的。《史記·趙世家》中記載，為了適應頻繁的戰爭騎射需要，趙武靈王提出了易服變革，「胡服以習騎射」。當時的服裝為上衣下裳的禮服和衣裳相連的常服，寬衣廣袖，長至腳踝，只適合乘車，不適合騎馬；而北族胡人的服裝緊身短小，著褲穿靴，便於騎射征戰。胡服有悖於中原漢族人的著裝習俗，反對者認為易服不合「先王之法」「聖賢之禮」，有「變俗亂民」之嫌。趙武靈王反覆講道理，帶頭穿胡服，並令將軍、戍吏、大夫、嫡子等人均作此穿著。由於帝王的強行推廣及主動穿著，且後來的征戰確實取得了重大勝利，人們的觀念才漸漸有所轉變。

象徵之衣

關於服裝對文化的反映，「深衣」是一個典型。據儒家典籍記載，古人出於尊古和文化象徵的需要，創製了上下分裁的一體式深衣，還從文化、倫理的角度賦予了它公平（下擺齊平如秤錘和秤桿，象徵公平）、正直（衣背中縫線垂直，象徵正直）、禮讓（衣袖作圓形以與圓規相應，象徵舉手行揖）、無私（衣領如同矩形與正方相應，象徵公正無私），甚至天地乾坤、日月輪迴（下裳用6幅，共裁12片，以應一年十二月）等諸多象徵也納入其中。

其實，就實際情況看，分片裁剪與當時的布料幅寬有關。西周《九府圜法》上說：「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周代1尺約等於今天23厘米，因此當時布幅寬度為50.6厘米。馬山楚墓出土的袍服袖展長者達345厘米，短者也有158厘米。故此，將幾幅衣片拼合就成為解決面料幅寬不足的唯一辦法。可見我們祖先將技術局限轉變成文化理由的周旋與智慧。

楚式直裙深衣

由農耕文明發展而來的「天人合一」的觀念，使中國傳統服飾具有了「師法自然、人隨天道」的理想內涵。反映在服飾上便是左右開襟，寬袍大袖，包容任何體型，極少暴露身體，強調與人體共同構成流暢柔和的自然線條。同時儒家講究「中正」「中和」「衣正冠」，強調以冠、衣為中心的身體上部空間很少採用不對稱的廓形設計。服飾以均衡、對稱、統一為美，講究規矩、平衡。

漢代男子的服裝樣式

漢代已有根據季節選擇服裝色彩的「五時色」制度。清代皇帝朝服的色彩也需根據穿用場合和時間有所區別，日常用黃色、祈谷用藍色、祭日用紅色、祭月用月色。此外，中國傳統服飾中還有對應自然景物變化的「四季花」和「節令物」裝飾。中國先民通過擬物象形的服飾元素進行情景設定，構建出生動和諧、時節有序、內外融合的「新世界」，體現了華夏民族的浪漫情懷和充滿智慧的文化想像力。

等級之衣

在原始織機出現之前，中國先民最先採用「緂麻索縷，手經指掛」的形式進行面料生產。手工編織是中國服飾文化中頗具特色的技藝種類。在四川廣漢三星青銅立人像身上從右肩至左腋處斜挎著一條精美的組帶，其結構之複雜程度讓今人難以想像。從漢代起，組帶（綬）成為一種制度，地位越高，組帶越長、越密，圖案、顏色越繁麗。

四川廣漢三星青銅立人像

古代農業生產方式形成的祭祀文化和血緣宗法制度，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傳統服飾禮儀制度的形成。據史料記載，早在周代「制禮作樂」始，就有「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之說，從禮法、禮教、禮樂、禮義、禮節、禮貌、禮拜到禮器、禮服、禮物等，無一不與禮有關，並影響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服裝方面，也制定了非常完備的服飾禮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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