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斯坦福，幫中國調查記者解決搜索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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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幫助中國調查記者更有效、更方便地搜索公開資料？馮欣為此苦惱了很久。現在，她把自己最感興趣的這個問題帶去了斯坦福大學。

馮欣，深度報道記者，專註於商業領域與公共事務報道，曾任職於中央電視台英語新聞頻道和《中國日報》，三次獲得全國性新聞獎項。2017年，她暫別工作，在斯坦福大學的John S. Knight Journalism Fellowships（簡稱JSK）項目中，重歸校園生活。

JSK項目於1984年在斯坦福大學設立，至今已有30多年的歷史。每年，它都會從全球選拔不超過20位記者，組成一個研究班。成功獲得獎學金的記者們，需要帶著自己最想解決的問題——同時也要是新聞行業面臨的挑戰，在斯坦福大學學習、研究一年。2017年，JSK錄取了18位記者，12位來自美國，其餘六位分別來自中國、俄羅斯、古巴、挪威、墨西哥、巴西和瑞士。

她找到答案了嗎？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她有什麼意外收穫？本文是全球深度報道網獨家學者對話系列的第二期——對話馮欣，探訪調查記者的搜索難題。正如馮欣所說，每個國家和地區的發達程度不同，問題也不盡相同，但最後還是殊途同歸。我們希望討論的，不僅是中國傳媒的問題，也是全球新聞業所面臨的共同挑戰。

以下是全球深度報道網對馮欣的訪談。

GIJN（以下簡稱G）：能談談您的研修主題嗎？

Feng Xin（以下簡稱F）：來到斯坦福後我發現，全球的記者，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其實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挺相似。我們項目的模式，就是在學校通過上課、與同學的討論、聽講座、參加會議、去見各個行業的領軍人物，研修自己想要解決的挑戰。我的問題是，How might we help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search and use public records more effectively？就是我們如何能夠幫助中國的調查記者更有效、更方便地搜索公開資料。這是我最感興趣的一個研究方向。

G：之所以帶著這個問題去研究，是您從前工作時遇到過困難嗎？

F：是的。我一直以來最感興趣的，也一直在做的，就是深度調查新聞。不過在搜索公開資料上，遇到過些難題。我舉最簡單的兩個例子，也是給我啟發很大的事情。

2016年左右，我做了一個電視深度報道，叫做《重建鄉土中國》。其中有一集報導，我想專門講農村兒童遭受性侵的情況。可能2016年下半年到現在，你看到的關於兒童性侵的報道越來越多，但是之前還不是那麼多，大家好像還沒有特別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

當時，我因為跟一些公益組織有接觸，認識到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就去了東北，通過志願者組織，聯繫到一戶普通的農村家庭，他們的孩子很不幸地遭受了一個同村人的侵犯。當時這個村子共有五個家庭受到過類似傷害。我所做的報道不光是報道一個家庭，或者一個村莊的悲劇，我更希望通過個體的故事，探尋一個更大範圍的狀況。我當時特別想找到一個數據：在中國，一年或者近三年內兒童性侵的發案率，或者發生過多少起兒童性侵事件。很簡單，我就想找到這麼一個數字。

但是，即使找這樣一個數字都非常困難。當時，中國還沒有關於這類數據的公開統計，我採集的數據僅僅來自於一個公益組織。他們請志願者收集了近三年來所有媒體對性侵事件的報導，統計出頻率大概是一天一例。但這個統計（的問題是），第一非常耗時，他們全靠志願者在百度上一點一點搜索全國大大小小的報道，然後統一在一個excel表裡，記錄地點、事件頻率、受害者的年齡、性別、侵害者的身份和年齡等等。第二，這肯定是不準確的，因為大部分的案件是沒有曝光出來的，這僅僅是冰山一角，更不必說還有人工錯誤。

第二個例子，就是2016年9月時，媒體報道有很多孩子因為疑似校園毒跑道生病了，據家長和公益組織的統計，光在北京就有20多所學校的跑道可能存在問題。當時我就一個人，沒有辦法去調查20多所學校，而且最後因為種種原因，這個報道被叫停了。但是，我手上有很多資料，於是就會想，如果我能把這些資料分享給其他對這個報道感興趣的記者，是不是更好呢？或者我可以跟別的記者合作，一起調查收集數據。拿到所有數據後，是不是就可以真正弄懂問題到底是什麼？

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我覺得其實都跟記者平常去查找資料、弄懂資料有很深的聯繫。這就使我產生了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的的想法。

G：可能您的很多同行也遇到過這個問題。有跟其他記者交流過嗎？

F：有，我現在這個研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去深入地了解同行們遇到的問題。簡單說，（公開資料搜集）確實是所有同行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不光是調查記者，就是普通跑口的記者、做日常新聞的記者其實也經常遇到。比如說，記者因為寫稿需要，得找到一項政府出台的政策。那麼這個政策，如果是由幾個部門，比如說衛生部牽頭，與食品藥品監督等部門一起出台，那可能在後者的網站上就找不到。記者往往需要找很多政府官網，一條一條去搜，很耽誤時間，但並沒有多少難度。這其實浪費了很多記者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沒有什麼技術含量。這個問題很普通，應該由更智能的方法去解決。

還有一些需求，比如說當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報道引用了一條政策，我想知道這政策最早什麼時候出來的？最先是誰發布出的？想找到第一信息源也很難。這個問題其實也是一個很基本但還沒有解決的問題。跟同行交流起來，我發現這些確實是大家共同遇到的問題。很多記者的工作都很辛苦，如果前期就把太多時間浪費在了這種機械搜索中，非常可惜。

G：能理解成這個信息資料庫本身的建立就有問題嗎？

F：是的，但很多信息就在官網上。這個應該也不只是中國記者的難題，很多（其他國家的）政府官網，假如他們沒花足夠心思在網站建設上，或者沒有像互聯網公司那樣專業的人才，做到搜索最優化，它可能就是一個非常簡陋原始的網站，所有信息就這麼放在上面。

G：您覺得通過培訓這些記者，能夠提高搜索信息的效率嗎？

F：我覺得應該不能，因為我了解的這些同行們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我認為，這不是他們能力的問題，確實是基礎設施的問題。

G：您的外國同學也有類似的問題嗎？

F：我們大家的方向不太一樣。我們18個人被分到了四個組裡。

我這組的主題叫做Holding the powerful accountable，就是監督權力，我的研究方向是監督權力的一種方式。我這個組還有一位巴西記者，他研究不同國界的記者如何合作。

第二個組的主題是「Challenging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如今假新聞滿天飛，尤其是在美國，特朗普競選過程中發生了許多假新聞事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假新聞？人們為什麼會去相信這些假新聞？怎樣能辨別假消息？怎麼樣去重塑公眾對媒體的信任感？這是美國記者所憂慮的。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也遇到了，比如有時候微信上刷屏的一些（假）消息，大家都會紛紛轉發，信以為真。

第三個組的主題叫做「Eradicating news deserts and strengthening local news」，消除新聞荒漠，使地方新聞更加強大。在美國的小城鎮媒體生存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廣告已經不願意投給普通報紙和電視台。一線城市的大媒體或全國一級的大媒體可能資金比較充裕，能僱傭很多記者、編輯，但在小的媒體市場，沒有人願意花那麼多的精力採集本地新聞。真正的社區新聞和小鎮新聞怎麼辦？誰去為他們服務？這是美國當前很棘手的問題，在未來也許中國也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最後一個主題是「Fighting bias, intolerance and injustice」。我覺得這是美國、西方世界比較常見的問題。在我們的媒體機構里，女性地位有沒有男性僱員這麼高？不同的記者來自不同的背景，我們去寫、去報道的時候，會不會帶有自己的偏見？比如說去寫一些（特定）人群，譬如報道關於同性戀的話題時，會不會對他們有偏見？對於大多數都是漢族人的中國來說，記者報道少數民族時會不會有偏見？

這四個問題雖然不盡相同，最後其實是殊途同歸。

G：您會跟矽谷的技術人員合作解決您的問題嗎？迄今為止有什麼研究成果？能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F：我還想補充一點。我來這後學到一個很重要的思維方法，叫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這是斯坦福大學最先提出創立的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這種研究方法和平常的科學研究不一樣，科學研究是，你去尋找事實，對一個事件做出論斷，由此進行下一步的研發。比如我想研究火箭，我要經過很多的測算，最後造出這個火箭來。

但是我們研究的這些問題不是科學研究，它是開發研究。開發研究就意味著，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想想這個問題是不是一個（真）問題？是不是別人也有這個問題，還是只有我遇到了？所以首先，我要去了解我的同行們需要什麼，記者們需要什麼。這是目前為止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能用哪些辦法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幫助的過程就是創造的過程。我也許不需要用技術去解決，也許可以靠組織架構去解決，可以靠更好的培訓去解決。

你剛才問會不會跟矽谷的人員合作，我現在還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的研究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技術也許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也許還有其他方式能給記者更好的支持，促進相互的交流合作。

可能我會有一些軟性的解決方案，達到最後的目標。中間這個過程會經過不斷的迭代，它是螺旋式的，不是線性的。

采編 | Lizzy

編輯 | 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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