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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薦‖漫談《刺殺騎士團長》

歷史之中,就那樣擱置在黑暗中為好的事件多得要命。

正確知識未必使人豐富,客觀未必凌駕於主觀之上,事實未必吹滅妄想?

一、本書作者

村上春樹生於1949年,他早期的創作生涯可謂一帆風順。29歲那年,他在喝啤酒、看棒球比賽時,忽然得到神秘啟示,意識到自己可以寫小說,當即購買紙筆,寫出了《且聽風吟》。30歲,他斬獲日本群像新人獎。32歲,他開始專業寫作,每年都發表不少小說評論和翻譯。他的作品不僅在日本有驚人的銷售量,被翻譯成外文的次數也是最多的。

▲ 村上春樹

儘管其作品的商業價值早已獲得全球市場的承認,但村上春樹顯然不滿足於一般的商業寫作。作為二戰後出生的新一代日本人,他深受歐美藝術家的影響,《了不起的蓋茨比》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一類的作品,是他的理想標杆。

雖然每年都在諾獎「陪跑」,可他畢竟一直活躍來名單上,這也說明,嚴肅文學界對於村上春樹作品所具文學性的承認和肯定。

二、關於本書

此書日版出版於2017年2月,距離作者出版上部長篇《1Q84》已逾7年。而此書中文版則於上月8號正式在國內發售。我認為大可不必再細細列舉此部作品在銷量榜上的傲人成績,畢竟那幾可說是村上春樹大部分作品的標配。

▲《刺殺騎士團長》中文版

在整體結構上,此書由上下兩部組成,分別是「顯形理念篇」和「流變隱喻篇」。「理念」和「隱喻」彷彿是作者特彆強調的題引,更展露著作者在文學實驗上的野心。

與作者的其他作品相比,《刺殺騎士團長》在對歷史問題的表態上更顯明直接。書中,村上春樹毫不諱言地提及德奧合併、日軍侵華等史實,一度引起右翼攻擊。作者的態度堅定而明確:歷史之於國家是集體性記憶。他並不認為自己因生於戰後就能於歷史不負任何責任。作為小說家,村上春樹的可為有限,但他以寫故事的方式,試圖對抗「歷史的遺忘」。鑒於目前日本國內現狀,他在風口浪尖上的表態,體現著勇氣和良知。

三、劍與剪影人展開的世界——此書封面

此版《刺殺其實團長》一套兩本,分上下兩部。書的封面無封底文字、推薦語,主要元素是手握長劍、沒有具體面目的剪影人、樹林、窗帘、畫框一角、無臉人、長臉男以及貓頭鷹。兩幅封面,用戲劇海報的視覺語言,以「簡潔的圖形」和強烈的「黑紅」對比,試圖呈現「善惡對峙」的概念。

書中的「我」在看過《刺殺其實團長》這幅畫後,衍生了對書中名畫家雨田具彥的臆想,而這也似乎成為了封面設計者了解作者表達意圖的契機。

封面採用了具象的方法來表現小說,相對於抽象的手法而言,這樣的設計其實面臨著一定的風險。畢竟抽象語言旨在與讀者之間產生感覺上的共振,雖然在「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情況下要準確抵達共鳴點也不易,但它至少留有較大的想像空間,只作呈現一種較為符合審美習慣的成效,即可移開要害,讓讀者自然而然地接受。而此版封面所用的具象手法,是直面問題,將讀者可能讀到和感覺到的,用最為顯性的辦法來呈現。我認為,這可說是相當大膽的設計。

在一次訪談中,村上先生曾談到自己對於此書日版封面的想法,他希望有「西式、和式兩種劍,而兩種劍形式都是實際中不存在的。」這似乎對應著書中人物從專註西方油畫到日本畫的轉變。而中文版的設計上彷彿也參考了這點,上下兩部封面出現的劍的造型迥異,其中上部封面的西洋劍造型略顯誇張,更加突出了它的不真實感。

手握長劍的剪影人,作為被封面設計者高度提煉出的「符號」,在整副封面中如同一把啟開序幕的鑰匙。

▲《唐璜》戲劇海報

四、一個述說創傷、內省、對峙和重生的故事——情節欣賞(略帶劇透)

《刺殺騎士團長》,在書中作為一幅畫的名字。主人公生活中的奇遇和複雜的歷史,通過這一幅畫交匯在一起。小說里先後出現了兩代作家的總共五幅畫作。我們在讀此書時,不妨以這些畫為線索,理出整幅篇章的頭緒。

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的倒敘開始,主人公的名字在全書都未出現。讀者可知的是,「我」曾是抽象畫專業科班出身,起先為了生計不得不屈從現實,同小公司簽約,為顧客作規制一般的肖像畫,漸漸在這個圈子中聲名鵲起。

在「我」還有一個月就將迎來36歲生日之時,忽然被妻子告知她有了外遇,因此要和我分手。「我」開著二手的破敗小車離家出走,一路向北,途中曾數次和鏡中自己面面相覷、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儼然是典型的村上春樹式的小說人物,村上春樹小說人物式的行事方法。

在結束了近12萬公里漫無目的、精神渙散的寂寞旅行後,「我」在好友提供的身為名畫家的好友父親從前的山頂工作室中住下,接下在山腳教繪畫班的工作,解決了生活來源問題,更為長久以來不甘於畫商業畫的自己開啟了「真正有價值的畫」的可能性。

「我」未在好友父親雨田具彥的畫室里看到任何一幅畫,卻於無意中在畫室的閣樓里發現了被灰色貓頭鷹守護的畫作《刺殺騎士團長》。貓頭鷹的出現,似乎別有深意。哲學家黑格爾曾以貓頭鷹在黃昏起飛來比喻哲學:「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密涅瓦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女神,而棲息其旁的貓頭鷹,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徵。

「我」的好友父親雨田具彥的創作領域曾發生過由西方油畫轉向日本畫的缺乏過渡性的轉變。他的其他日本畫表現的都是柔和的景象,而《刺殺騎士團長》卻透露出前所未有的狂暴。這幅畫以莫扎特歌劇《唐璜》的第一幕——唐璜把利劍刺進騎士團長的胸膛的瞬間為背景。畫中情節雖然來自西方歌劇,畫中人物的服裝卻呈現日本飛鳥時期的樣式,反差鮮明而詭異。兩者的共通之處在於,雨田具彥青年留學歐洲時所處的二戰時期和日本飛鳥時代的社會都處於極度的動蕩之中。「移花接木」、「借古喻今」恐怕是雨田具彥當年作下此畫的真正目的。此畫充滿張力、直擊內心,為何被作者藏於閣樓?它的出現意味著怎樣的變數?「我」從未預料得到。

以發現《刺殺騎士團長》為時機,「我」開始經歷「夜半鈴聲」之屬的詭譎事件,由此展開了一段對於畫室主人的迷離往事、對於山林中的神秘洞口、對於山谷鄰居接近自己所懷目的的可能性、對於少女學生和故去妹妹的聯繫、對於行走在中年岔道口的茫然自我的奇幻探尋之旅。

村上春樹的作品的情節走向,常見的模式是由失去到追尋,直到再失去,結尾往往悵然若失。然而,《刺殺騎士團長》屬於例外,它彷彿童話般形成溫暖圓滿的閉合圓環。人物的肉身,在漫遊超現實幻境之後又回到原點,而人物的心靈,在經過一番滌盪後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救贖。書中的人和畫,都如同在經歷了一場暴烈的廝殺後求得了與世界的和解。

▲村上寫作的書桌

五、關於「惡」的討論——主題的極大突破

儘管小說中的許多意象,如「孤獨的中年男子」、「洞穴」等都屬於我們似曾相識的村上元素。但《刺殺騎士團長》在很大程度上,把在村上春樹其他作品中出現的大量元素巧妙地編織進一個規模龐大的框架之中。僅從文本的密度來衡量,說此書是村上作品的集大成者,也不為過。但此書之於村上之前作品的突破口,似乎是對於「惡」的討論。

在探討「惡」的方面,此書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是村上作品中極為少見的。這不禁使人聯想到在此書推出前不久,村上春樹在對獲「安徒生文學獎」發表的演說表明:「個人、社會、和國家,都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我們都應直面自己的影子,學會與影子共存,而不是試圖強行迴避或改寫歷史。」結合小說情節,我們不妨可以將這段演說讀作這部作品的一個註腳。

書中的「我」,亦是隨著情節的發展,逐漸看清了自己的影子。「我」慢慢發覺,對「我」造成精神困擾的「白色斯巴魯男子」實際上代表著住在「我」內心的惡。除此,書中還不乏一些細節,或可使主題推向人性的更幽深處:雨田具彥為何畢生懷有如此深重的愧疚?為何小說始終不曾交代導致刺殺行動失敗的真正原因?背叛刺殺小組的內鬼究竟和雨田具彥有無干係?看似完美無缺的免色為何總給人以不安全感?免色內心的秘密究竟是否已完全坦白?對於這些問題,作者留下了蛛絲馬跡,但未給出明確的真相。可正因如此,作為讀者的我們也便有了足夠的留白部分,可以細細揣度和意會了。

感謝閱讀!

Reading is eventually to teach us how to live, rather than to study how to make.

圖/網路

文/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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